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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 编辑
大江健三郎通过作为“性的人”青年J的同性恋、性滥交等行为，来体验人的存在的真实，人性存在的真实。还通过“我们的时代”的靖男在同情人的性快乐与无能的反复中，思考我们的时代日本青年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同时在快感刚萌芽就立即枯萎，但并非由于生理上的因素，而是因为陷入“精神阳痿”的痛苦。作者把“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了“我们的时代”中人的性世界，并且探索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的可能性，给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视角。
大江健三郎
于是他到街上漫无目的的漂泊，但又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直到一个18岁男孩的出现，这是一个有着勇气追求流氓型性体验的青年，J在他的身上似乎找到了他所缺乏的东西，但他又不能确定，他也想模仿这个青年，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观察他的危险动作，最后，这个青年选择了所谓的流氓无畏的死亡勇气为自己的性体验划上了完美的句号，而J也因此感受良多，在准备回归正常生活的同时，终于精神上战胜了自我，在地铁站达到了最有意义的一次孤独的性高，解脱了自己。
大江健三郎一直被称为是边缘意识的作家，他认为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是被压抑着的，如果通过作家自己的创造，而可以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起来，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的陌生，从而可以引发出对社会结构的新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绝对成功的，比如在文章中所塑造的‘更具意识性的流氓’，即敢于赤身裸体只穿着防水大衣和长统靴在地铁的一群陌生人中射的男子汉，比如固执的相信性冷症是自由存在最重要的依据而不敢面对自己生理高潮的J的妻子，比如只能在尖尖的肛门达到性高希望同性异性一起生存并一直探索着的J。
大江健三郎和夫人、儿子大江光
大江健三郎作为战后派作家，一登上文坛，就表现出对战后政治压抑下的人的奇特的心态，塑造各种精神闭塞状态里的象征性形象，使他很快就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他生长的时代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神话的存在，英雄主义的憧憬变成徒劳的负担和失败的根源。正如他在《我们的时代》中所说：“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对我们日本的青年来说，只能是一个抽象的词汇。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发生了战争。在那个英雄的战斗的时代，年轻人满怀希望，把理想挂在嘴边……理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场上的语言。理想，是同一时代人相互之间的友谊，但那也是战争的年代。今天我们的周围只有欺骗和猜疑、傲慢和轻蔑。和平的时代，这是猜忌的时代，这是孤独的人互相轻蔑的时代……
理想、友谊、宏伟的共生感，这一切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存在过。我生不逢时，生得太晚，却又生得太早，赶不上下一个友谊的时代、希望的时代。”这就是大江作品中的“性的人”的思想背景，对时代的幻灭导致逸脱常规的行为，被“正常”人视为异端的举动中所隐蔽的反社会的情绪往往在失败的屈辱中体现出“反常”的正当性。大江把人抽象化，分为“政治性的人”和“性的人”两大类型。前者具有与“他人”对立、争斗的本质，后者在本质上没有“他人”，只有反权威的“我”。
不言而喻，这里的“性的人”的概念不是狭义上的性爱者,而是可以广义到政治领域里的官能性的爱。这是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失坠以后的必然产物，是对盲目信仰时代终结的一种反动。从《我们的时代》中的南靖男和“不幸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对天皇制崇拜的心理崩溃是他的行为基础，而《性的人》中的J也是对一切政治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否定者，在虚无的行为中最后是对自我的毁灭。他们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企图从中发现人的真实本性，然而以无价值、无意义的伪善性为自己精神的拯救展示着痛苦的死角。当然，他们心理的反叛以肉体的颓废为媒介，性与性爱的异常是对人性压制的叛逆，这种通过灵与肉的激烈相克寻觅本我的极端性选择是基于虚无主义思想的作祟，也是绝对的孤独感面对梦想的废墟发出的哀叹，肉欲的疯狂不仅没有平和心灵，反而加快反抗—自我惩罚—死亡这种生命体验的进程。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深受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常常运用荒诞离奇的想像把怪谲的情节与现实生活的存在交织在一起，表现人在不可思议的力量前无能为力的情绪，突出对现实世界以及自我世界的困惑和信任的危机，往往在一系列突发的、貌似怪异的戏剧性变化中机巧地剖析困厄在荒谬的世界里的人的悲剧命运，展示着作者对被扭曲的现实的变形感受。这使他的作品有晦涩之处，但如果稍有耐性，习惯于他的以变形和寓意为核心的现代派创作手法以后，无疑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欲罢不能的奇妙世界。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寻觅意识”、他的“自我忘却”、他的“孤独感”，揭示了生活在当今社会里的人们的内心本质，读者从貌似荒诞的情节构思和跳跃不安的语言形象中发现自我的影子以及命运的轨迹。
从他获得芥川文学奖的《饲育》，直至《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人的体验》《性的人》《我们的时代》《死者的奢华》等一系列作品，都贯穿着现代社会的人在与生命世界的冲突中所遭遇的悲剧性主题。这里的“生命世界”，既是赤裸的本能世界，又是隐秘的灵魂世界，是人在封闭式环境里与自然和心理的搏斗中所经历的种种精神的、伦理的、灵肉的磨难，人与命运的抗争，不安与期待的纠葛，绝望与希望的交错，倔强与妥协的矛盾,在不得不承受无法承受的现实中终于“忘却”了自我。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对待孤独的态度不尽相同，却都无疑存在于介于现实与抽象的“中间世界”里，于是开始寻觅自我，企图突破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最终又往往丢失了自我。大江精心刻画的人的异化的一面，揭示出“都市病”的病原就是现代社会本身这个深刻的内涵，所营构的仍然是人与现实的感觉空间，是复杂的人的内心世界，是在非个性的社会里追求个性。在他的作品里，黑暗的历史背景总是在存在之外。
无论是《性的人》，还是《我们的时代》，都没有把性的肆虐提到道德的角度，从旧观念解脱出来的日常，虽然具有瓦解家庭的侵蚀作用，但也对“家庭本位主义”的脆弱性和淡薄性造成刺激，出现日常本身正在溶解的场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的名言已成为陈词滥调，然而性依然以极富魅力的微笑诱惑着文学家们，这大概因为对性的描写已经成为探索现代生活模式以及死亡意义的一种象征。J和靖男的“性”就是对自我存在不可缺少的确认，是被稀释了的“爱”的生理解释，以被扭曲的现实展现困厄在荒谬的世界里的人的悲剧命运，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的病理现象。
如果说这也是对现实社会和旧我的反叛，那也是畸形的变态的发泄，意味着自我毁灭的开始。尽管大江的文学思想融化着极其浓厚的西方文化理念，但最终还是植根于日本文化这个民族土壤。他紧紧把握现代社会的人在与生命世界的冲突中所遭遇的悲剧性主题，关注被异化的社会里的人的个性与非个性的冲突，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挖掘精神丧失的时代里人的本质。这大概是我们阅读他以“性”为题材的作品时必须具备的眼光。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排行第三。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获奖，1957年发表小说《死者的奢华》，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正式登上文坛。其重要作品有：《饲育》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性的人》、《个人的体验》获新潮文学奖，《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等。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小说界的地位，更大意义在于其社会、思想和道德意义上的发觉。如果要找一个参照物，他应当和加缪、萨特乃至索尔·贝娄类似。他并未在文学上具有惊世骇俗的创见和成就--相比福克纳、西蒙、博尔赫斯而言--然而在引入西方创作知识、剖析日本社会及思想现状，在对加缪式的存在主义写作和意识流对内心的剖析、对社会的符号化写作等等方面，有相当的成就。而其本身的人文关怀与道德执着，使之可以成为川端之后，日本小说界的一个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