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从字面可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精确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公知是公共议题最活跃的群体，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现为对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发表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简称。公知指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具备跨学科性，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有专业背景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正式使用是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中文名：公共知识分子

外文名：PublicIntellectual

简称：公知

定义1：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定义2：进言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定义3：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定义4：有推陈出新和助力发展的正义者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

早期公知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亲民的一类人，肩负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的作用。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书立说，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比如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神话，“我们的史学家们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更爱好。他们都说贞德英勇就义。但是根据当时的记事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她接到判决书时声泪俱下。”，对社会上众多的冤屈事件发出抗议，为之申诉直至受冤屈者终获昭雪。

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和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呼吁废止战争的宣言，并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首脑，“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88岁时，罗素参加了核裁军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通过电视进行越洋对话；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教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虽然当时不使用公知一词，然而如北岛等人，也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公知。

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 ，“公知”的精神，则是中国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大范围使用始于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同年底，《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理论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其实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1997年，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出版，该书立足于“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21世纪初，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2000年，高华的《红太阳（000525）是怎样升起的》的书在香港出版，让民众多了一种评价毛泽东的新视角。10月30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谈论“基金黑幕”。11月3日，秦晖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他命名的“黄宗羲定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两会”上被共和国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及，引发了“两会”代表、媒体和学术界对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切关注。

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

2003年，三位法学博士俞江、腾彪、许志永在“孙志刚事件”的制度修改上收获了善果，让违宪运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戛然而止，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2004年6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文章指出，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许纪霖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联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网络上举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读者投票，评选百位健在且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

2006年，俞可平的一篇名叫《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民主问题的再次热切关注。

2008年，洪振快的《亚财政——非正式财政和中国历史博弈》出版。

2009年，北大五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直接促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同年，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出版，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让民众切实了解了美国民主的真正含义。

2010年，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出版，让民众再次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坚守理想的人文情怀。

2011年，于建嵘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发了民众的“微博打拐”热潮。同年，资中筠先生出版了《资中筠自选集》，让民众了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志于道的精神，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

2012年，韦森的一篇题目叫《预算法修订怎能“静悄悄”？》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修订过程的关注。

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在中国网络社会，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受到了颠覆。使得许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讽刺为“公知”。很多语境中，“公知”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