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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 编辑
从史学发展趋势看，中国古代史家对史论的自觉意识要早于对史评的自觉意识。这里说的“自觉意识”的标准，是指他们明确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而言，而不是就他们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一般说来，对于概念的运用，都要晚于针对某个事物所发表的具体的评论。
《后汉书》作者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对其所撰史论着墨甚多，充分表明了他对史论的重视。他写道：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在这一段文字中，范哗有五处讲到史论问题：涉及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评价，即“杂传论”；对同类历史人物的评价，即类传论并兼及民族传论；对典章制度的评价，即有关“志”的论等；其所论之参照物则是贾谊《过秦论》，并认为班固《汉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概括说来，范晔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他本人史论的评价，二是说明了史论在史书中的重要位置。这里，我们不评论范晔对自己的史论的评价是否中肯的问题，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范晔对史论在历史撰述中的重要地位作了明确的表述。可以认为，对于史论的重视，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范晔确已超过了以往的史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晔所处的时代即南北朝时期，史论已开始受到更多的人们的关注。例如：
在南朝，梁人萧统编纂《文选》一书，于卷49、卷50设立“史论”上下两卷。它们分别收录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以上为卷49，“史论上”)；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以上为卷50，“史论下”)。两卷共收录史论9首，而范晔《后汉书》的史论占了4首。
《文选》是文学总集，编纂者为什么要收入史书的评论，并名之为“史论”呢?萧统在《文选》序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至于纪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
由此可见，编纂者十分清楚，尽管史家之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不同于文章家的作品，而其之所以要收录“史论”，是因为“史论”和文章家的作品毕竟还是有其共同之处的，那就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的这几句话，不仅揭示了文章家的文章之本质特点，而且在思想渊源上也隐约地包含了孔子、孟子所讲的关于史书的事、文、义等几个重要元素(即事、义、翰藻)。此外，《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著录“《后汉书赞论》四卷，范晔撰”，显然是他人所编，可见时人对范晔史论的重视，同时亦可见范晔自评其史论高妙、深沉并非虚言。
在北朝，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合一百三十卷，“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从中可以看出魏收对史论的重视。《北齐书》为唐初李百药所撰，他在《魏收传》中明确地列举这些数字，也表明唐初史家对史论的重视。《魏书》因有“秽史”之诬称，故对其史论则少有研究者。通观《魏书》，其史论之作，确有特点，如其《前上十志启》在简述了“志”的历史后，扼要地概括了《魏书》志的特点，作者写道：
窃谓志之为用，纲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偏心未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碌，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时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切，《释老》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
所谓“事重尤应标著”，是强调志的内容的重要性；所谓“一统天人之迹”，是揭示志在史书中的重要位置。至于《释老》、《官氏》二志，更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两大特点。又如《地形志》序，概述了自《禹贡》以下至西晋的地理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历史与制度的认同思想，魏收写道：“《夏书·禹贡》、周氏《职方》中画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盖王者之规摹也。战国分并，秦吞海内，割裂都邑，混一华夷。汉兴，即其郡县，因而增广。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这一段话，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脉络和史学传统的认同。初读似为常理，细察乃可见其深刻思想。
关于唐初史家、政治家重视史论，还可以举出一些有力的证据。第一，是魏徵为《隋书》纪传作论，史载：“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值得重视的是，魏徵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决策人物之一，他的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统治集团中的主流见解，而这一见解在“贞观之治”中成为政治决策的思想基础之一。魏徵本是政治人物，他因史论之作而被誉为“良史”。第二，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初史家新修《晋书》告竣，唐太宗为《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四篇后论，因此《晋书》一度被称作“御撰”。第三，李百药的《封建论》、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等，皆为名篇。唐人重史论，于此可见一斑。
宋人编纂《文苑英华》，包含“史论”四卷(卷754—757)，汇集前人史论专文29篇，又有《唐鉴》、《唐史论断》等史论专书的问世，中国古代史论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里，要特别指出，章学诚对于初学者学习史论的重要性有很好的分析，可以认真研究，看看从中能够得到怎样的启发。
章学诚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学问大端，不外经史，童蒙初启，当令试为经解、史论。经解须读宋人制义，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开合反正，兼参之以贴墨大义，发问置对，由浅入深，他日读书具解亦易入也。史论须读《四史》论赞，晋宋以后，姑缓待之，史家论赞本于《诗》教，……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形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蒙幼初开，得其调达，正如春草初生，郁葱气象，妙于青碧有无之间，较之夏器高粗，尤为美含不尽；而且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化无穷之业，尽于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务也。又且短篇易于结构，浅近易于仿摩，俾与经解相间为之，即使欲为举业文字，亦自灿然可观，又何惮而不与习邪！
章学诚的这一段话，至少说了三层意思：第一，是交待史论的渊源，即渊源于《诗》教，其后受到《春秋》之教学的滋养。按我的理解，《诗》有讽喻的功能，而与“论”的作用较近，《春秋》则寓褒贬于史文之中，且同“史论”有关。第二，是阐明马、班史论在意境和表述上的特点。第三，是强调学习和研究史论的必要性，即对于学识、辞章、寓义都有关系。这几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史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史论都很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