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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德棻 编辑
令狐德棻（583年—666年），字季馨，宜州华原县（今陕西省铜川市）人。唐朝史学家、藏书家。
令狐德棻先居敦煌，世为河西右族，以博涉文史知名。大业末年，担任药城县长，迁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618年），担任起居舍人。武德五年（622年），迁秘书丞，配合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面对书籍散失，奏请购募遗书，置吏补录，得以保存大批图书。贞观三年（629年），诏修梁、陈、齐、周、隋诸史，联合岑文本修周书。贞观六年（632年），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贞观十年（636年），撰《周书》成。次年，撰《氏族志》成。永徽元年（650年），奉命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上。参与撰修贞观十三年以后的实录及《唐高宗实录》。龙朔二年（662年），加衔金紫光禄大夫，致仕。
令狐德棻通晓文艺、史学，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大业末年，授官为药城（今安徽省亳州市）长。由于时局动荡，他没去上任。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从弟李神通占据太平宫起兵响应李渊太原起兵，成立总管府，任命令狐德棻为总管府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推荐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唐高祖武德初年，任起居舍人，提升为秘书丞。
武德五年（622年），升任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人受诏撰《艺文类聚》。当时，战乱之后，书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渊上奏，请以重价购求天下遗书，置书吏修缮补录，数年间，群书大备。
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奏议修纂梁、陈、周、齐、隋五史，他主修《周书》。又任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
贞观六年（632年），赐爵彭城县男，又五年，进爵为子。
在唐高宗时，进爵为公。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晚年著述尤勤。编有《五代史志》《大唐礼仪》《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皇帝封禅仪》等。
乾封元年（666年），令狐德棻病逝于家，享年八十四岁，获赠秘书监，谥号为宪。
奏请购书
令狐德棻碑
整理古籍
贞观二年（628年），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参与撰修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
待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
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年）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上进，共10 志，30 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年）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
修撰《周书》
令狐德棻著述虽富，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周书》北周自公元557 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 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年）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
《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
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年）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
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
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 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旧唐书》：①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②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③令狐德棻贞度应时，待问平直。征旧史，修新礼，以畅国风；辨治乱，谈王霸，以资帝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谓欤！②河东三凤，俱瑞黄图。棻为良史，颖实名儒。解经不穷，希颜之徒。登瀛入馆，不其盛乎！
《新唐书》：①德棻博贯文史。②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药之持论，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辞章，皆治世华采，而淟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盖天下未尝无贤，以不用亡；不必多贤，以见用兴。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
白寿彝主编、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第3卷》：令狐德棻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国子祭酒、监修国史，于史学颇多贡献，称得上是唐代史学的开山。其地位十分重要。
敦煌令狐氏是王葬时期西迁敦煌的。西汉末年，建威将军令狐迈受王葬的迫害，其子令狐称逃到河西，最后定居敦煌，经过历代发展，成为敦煌地区的高门大姓，“世为西土冠冕”。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曾祖 | 令狐虬 | |
令狐整 | （512年—573年），字延保，北周大将军、丰始二州刺史、彭阳县公。 | |
父亲 | 令狐熙 | |
汜氏 | 北周甘州刺史汜庆之女。 | |
儿子 | 令狐修己 | 官至太子右司议郎年。 |
令狐修穆 | 唐高宗时，任朔州刺史。 |
（以上）
令狐德棻著述甚多，曾参与编撰《晋书》《艺文类聚》《五代史志》《氏族志》等书，并主编《周书》《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1 卷，《皇帝封禅仪》6 卷，《令狐德棻集》30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三十卷，已散佚。《全唐诗》录存其《冬日宴于庶子宅》诗一首，《全唐文》录存其《请修正史奏》《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君碑铭》等文五篇。
《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
《新唐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二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