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编辑

中国古代都城、西安的古称

长安，是西安的古称，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素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美誉，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继蓝田猿人、半坡氏族之后，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0世纪间，曾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西安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居中国古都之首，也被赋予最早的东方世界之都。

西周在此兴文修武，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秦横扫六合，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确定了后世两千多年的国家政治框架；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辟“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成为与罗马并峙东西的泱泱大国；唐帝国励精图治，社会开放，创造了辉煌的大唐盛世。

作为古代都城典范的长安城，布局严谨，规模宏大，人文荟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就是以长安为起点，西至古罗马。西安是闻名世界的历史名城，与罗马、雅典、开罗齐名，也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建都历史最长的一个，长安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主干。

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是中国城市建置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典型。

长安地区很早就有都市存在，早在100多万年前，蓝田人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高陵杨官寨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城市历史推进到了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东亚最早的城市，城市边缘有一条长达1945米的环壕。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联系。

丰镐两京

镐京遗址车马坑

长安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周朝的国都，西周的国都酆京、镐京（前1111年—前770年）。

镐京又被称之为酆镐，酆、镐本是沿着酆河而修建的两座颇具规模的城市。沣水西称酆京，沣水东称镐京，史称“酆镐二京”，分别由周文王与周武王营建。不过，习惯上将这两座城市看成一个城市，因为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作用。酆京在西周后期更多地承担了祭祀的带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镐京则作为行政中心而存在。西周的首都就是丰镐两京。

经近现代多年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沣水两岸约1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只发现了多座宫殿、宗庙、贵族与平民居址、车马坑、青铜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业作坊。此外，据《诗经》等文献记载，还当有辟雍、灵台、灵沼等礼仪和游乐性设施。特别是记载都城丰镐规制、并成为后世都城设计圭臬的《周礼·考工记》中，明确记有“前朝后市”这一规划与建筑内容，结合《周礼·司市》篇中所记，当时“市”已有多种类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同时，还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从担负“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职能情况看，丰镐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再结合西周经成王、康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至中期工商业日益兴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从事工商业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这一历史发展状况看，丰镐城中不仅集中居住着一大批王族宗室与公侯贵族，还有人数不断增加的百工、商贾。他们与各类“市”相结合，使丰镐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经济功能也愈益突显出来，因而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

第一帝都

咸阳宫

秦建都咸阳，古代咸阳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两岸，地理位置涵盖今天的西安和咸阳部分区域。

咸阳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后秦国的都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国都仍在咸阳。当时的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包括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以咸阳为中心，东迄黄河，西达千、渭河之滨；北起九山和林光宫，南至秦岭北麓，东西400公里，南北200公里的范围内，都建有离宫别馆。渭河以北主要有冀阙、咸阳宫、兰池宫及各具特色的“六国宫殿”；渭河以南有举世闻名的“阿房宫”，供皇帝游玩的甘泉宫和上林苑。渭河穿流于咸阳城的宫殿间。一座宽6丈、长380步的木桥把渭北、渭南联在一起。咸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汉都长安

未央宫前殿

秦末汉初，长安其地时为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是秦始皇的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汉初，高祖刘邦下诏，相国萧何主持营造都城长安，开启了汉帝国的宏大基业。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但群臣大多是从东方而来，纷纷反对。刘邦征询张良，张良说：“东周虽然比秦晋两世好，但雒邑城郭仅数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击。反观关中有函谷关、陇蜀的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庶，北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东方牵制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运京师，当东方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的没错。”于是刘邦决意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赐刘姓。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置长安县，高帝七年，定都于此。刘邦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墙。汉武帝设京兆尹治理长安，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并在城西扩充了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

在西汉的200余年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长安城一度毁于战火。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长安改称西京。及至汉末，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两汉时期，长安一直作为都城存在。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外，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其中未央宫是从汉惠帝开始的许多皇帝的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划分为160个“闾里“。市场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称为“长安九市”。在城西有面积广大的上林苑，苑内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宫等。在城南有一组王莽时期建造的礼制建筑。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构建体系统。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东汉建立后，历代皇帝常常前往长安祭祀宗庙。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汉室势微，初平元年（190），西凉军阀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192年4月，董卓被王允、吕布刺杀，192年6月，董卓部将李傕等人又攻入长安，后又相互连兵攻杀。

隋都长安

隋文帝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当时的汉长安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

公元582年（开皇二年），文帝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学家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先造大兴宫城，后造皇城。开皇三年（583年）在城西侧开挖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宫城。第二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黄河。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同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608年，又兴建永济渠运河。大业九年（613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大兴城的总体格局至此形成。

唐都长安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为长安，此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间先后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

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西汉长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总面积87.27平方公里。外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门，南面正门明德门和丹凤门为5个门道外，是都城的最高等级。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时期修建大明宫，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三座宫殿合称“三内”。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城内有四条沟渠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城东南角有一座人工园林——芙蓉园，园中有曲江池。

唐代长安平面图

长安城（外郭城）开十二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明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中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除正门明德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据实测，明德门址东西广55.5米，南北长17.5米，每个门道宽5米。特别是明德们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宽达150米至155米。其他的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也普遍在35米至65米之间，而顺城街宽20米到25米。明德门原有台阁式门楼建筑。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820米，南北宽1492米，周长8.6公里。城四周有围墙，南面正中开承天门（隋称广阳门），东西分别是延喜门和安福门，北墙中部开玄武门。宫城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太极宫（隋称大兴宫），称作“大内”，东侧是东宫，为太子居所，西侧是掖庭宫，为后宫人员的住处。今天西安城内西五台和北城外自强西路北侧铁路中学内的土岗则是为数不多的大兴宫城遗址。

皇城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南北宽1843米，周长9.2公里。城北与宫城城墙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其余三面辟有五门：南面三门，中为朱雀门，两侧为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面各一，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向南经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通，向北与宫城的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5条，道路之间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社稷等祭祀建筑。从城市的平面布局来看，规划者严格讲求左右对称。全城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之间的连线，也即承天门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为南北向中轴线，以此为中心向左右展开。为突出北部中央宫城的地位，以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等一组组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压在中轴线的北端，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之后，随着不断增添新殿，才使这种格局有所变化。

大明宫鸟瞰图

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设的典范，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

日本国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高度效仿了长安城的规划结构。

明清时期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安城墙，留存至今，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一直心怀迁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标最中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钟鼓楼

此后不久，朱元璋也郁郁而终，皇位传于太子朱标的长子（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数年，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变”，篡夺了皇位，并不顾南京城内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都迁往自己的势力据点－－北平。

长安，也就失去了宝贵的重新成为中国国都的机会。明末，李自成率军攻破陕西，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从西安出师攻灭明朝。然而，吴三桂投靠清朝，以致清兵入关，攻灭大顺政权。明钱谦益《袁伯应南征吟小引》：“今长安关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为蚁贼残破，伯应（袁可立子）之忧愤视子美又何如？”

1900年，清廷利用义和团排外，并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北京，西狩长安，留驻长安约一年之久。在此前后，光绪帝与国内维新派人士都强烈主张放弃北京，迁都长安，变法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抗战到底。

都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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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阶段

汉代长安图

《汉书·翼奉传》云：文帝时，汉长安城“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诸离宫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选室、温室、承明耳”。《三辅黄图》说：“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长安城。”“明光宫，武帝太初四年起。”桂宫，“汉武帝造，周回十余里”。北宫，“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建章宫，“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汉长安城的营建经历了整个西汉时期。既然汉城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汉长安城规划思想也不是一次定型的，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

在汉城营建的第一个时期，从萧何主持长乐宫、未央宫、武库、太仓等的营建开始。《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同书又引《庙记》云：“未央宫有玄武、苍龙二阙、朱鸟堂。”玄武阙在宫北，简称北阙；苍龙阙在宫东，简称东阙。崔豹《古今注》卷上说：玄武阙画玄武，苍龙阙画苍龙。《史记正义》：“颜师古云：‘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汉城建设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八水绕长安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年有“十一月，京师大风雪”的记载。这显然较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大霜酷寒之气候要和暖。但这一时期关中旱象仍较多，如开皇六年年八月“关内七州旱”，开皇十四年年五月“关内诸州旱”，八月“关中大旱”。说明关中仍较干旱。唐继隋后，历时年一年，且是我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强盛的王朝。因关中为王瓷所在，因而关于这一地区之气候状况史籍上记载较详。据《旧唐书》及《新唐书》中之帝纪与“五行志”之记载，有唐一代关中地区冬无冰雪的年份有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年、麟德元年年、总章二年年、仪凤二年年，武则天皇后垂拱二年年，唐玄宗开元三年年、开元九年年、开元十七年年、天宝元年年、天宝二年年，唐代宗大历八年年、大历十二年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年、贞元七年年，唐嘻宗乾符三年年。这在我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唐代气候确是偏暖的。结合唐长安城内外仍长有梅树”，皇宫中种有柑橘并能结实的事实看，当时气温要高于现在。

唐代气候较为暖热还可从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从发掘出土的唐代各种人物俑和墓室壁画中可以发现，当时不论男女老幼衣着均比较单薄，特别是仕女，更是坦胸露背，蝉衣轻盈。而以后之宋、元、明时的人物俑，大多以身着棉袍厚衣为主。同时唐代帝王贵族常往山区之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华清宫等离宫别馆避暑，京城官员也每在盛暑之日获准放假，不用上朝。这些生活习俗，也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关中之气候状况。当然，唐代史籍中也有一些关中地区冬季大雪苦寒的记载。但若将冬无雪与冬有大雨雪的记载两相进行比较，就可看出，在唐代前期和中期，即唐德宗贞元年间一年以前之世纪，气候是以暖冬为主，气温偏高。而在唐代后期，即贞元年间之后的世纪，则以寒冬为主，也有春、秋出现霜雪害稼的现象。这表明到唐代后期，气候又一次转寒，且延至五代时期一年。

总的看来，隋与唐前、中期为接近亚热带的暖润气候，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左右，年均降水量也略多于现在唐后期及五代时期，气候又转向凉干。

人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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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

隋唐两代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国力强盛，而隋、唐又都定都关中，使陕西人口迁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遂将陈后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迁于长安。此年三月，“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今南京），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从南方迁入长安人数之多可以想见。除陈后主及太子、诸王28人以外，还有陈朝尚书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200余人皆被迁于长安。

唐代对人口迁徙有许多明确规定。遵循秦汉以来，“强干弱枝”的传统政策，严格限制京畿人口迁出。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政府明确规定：“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按照这些规定，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地区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往外地。据记载，唐太宗曾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但移往何处，移出多少人口却不明确，这次迁移人口仅限于“尤少田者”。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曾从关中等地向洛阳迁移人口。据《唐会要》卷84《移户》载：“天授二年（691）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内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移来自7个州，而史籍仅提到雍、同、秦三州，其余4州缺载。隋、唐两代没有像秦、汉那样大规模向关中移民，但隋唐时迁入陕西的人口并不少。迁入的人口主要有各地士族、一般官僚士大夫，沿边各少数民族乃至西域诸国人，全国各地的僧侣、商人等，日本、高丽等外国学者、僧人等。

在唐代，关中地区是旧士族迁入的主要地区。唐长安汇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少数民族商人乃至外国商人。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昭武九姓分布于今新疆、中亚一带，史称其“善商贾”，这些昭武九姓商人沿丝绸之路东进，在长安者众多。据《资治通鉴》载，安史之乱后，西域“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贞元三年（787）经检括“凡得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原为西域使者，由于安史之乱后西域道路不通，遂久居长安，成为标准的移民。长安的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也不少。如长安西市就有波斯商人开设的“波斯邸”（《太平广记》卷16）。西市还有不少胡商（少数民族商人）开设的饭馆、酒馆等，并以胡姬陪酒。李白《少年行》之二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