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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 编辑
《围墙》是陆文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83年第二期《人民文学》，并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描写某建筑设计所围墙倒塌又重新修建好的故事，以嘲讽的方式，揭示不顾办事效率、推诿扯皮、空谈误事等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弊端。
某设计所旧围墙倒塌，新墙的高度、样式、质料成为所里上下的中心议题，人们分成了几大派别，甚至有人在发表意见时拉扯上了“大观园”，一个上午的讨论会开得热闹非凡却不能统一意见，结果不欢而散。行政科的马而立因长着一张娃娃脸,虽年过三十，但在人们的眼中却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人物，故而大家很不放心他去办事。在讨论修墙之事时，他没发表意见，没探讨研究怎样干。对于会议所讨论的意见，马而立是茫然的，但是他做起事来像轮子一样一拨就转得飞快，与富有实践经验的房屋维修站的站长、技术员经过短暂讨论后确定了建筑方案，经一天一夜的奋斗，到星期一上班时，一座中西合璧美观坚固的围墙已经拔地而起。不料原先只会空谈、不会做实事的人们心有不甘地把矛头指向办事麻利的马而立，一致抨击新围墙的样式、功能及其他。然而，在建筑学年会上，外地来的学者却众口夸赞围墙的独特风格，于是，一时间这堵围墙又成了所有设计所成员的合作结晶，每个人都开始盘算如何在学术总结中加入自己的一份功劳。
1980年代初期是所谓“万物回春”、“百废待兴”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在舔舐伤痕，反思过往之后重新整装待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小到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亟待改革。仍然怀抱着19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作家陆文夫在《围墙》揭示了单位里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了社会改革的迫在眉睫。在《砌墙与拆墙——关于〈围墙〉的创作》中，他说：“我造墙的目的在于拆墙;造一堵有形的墙，拆一堵无形的墙，即拆掉那些紧紧困住我们的陈规陋习和那奥秘无穷的推拉扯皮。若干年来，我觉得到处都会碰上这堵无形的墙，弄得人一筹莫展，啼笑皆非。”
马而立
建筑设计所行政科办事员，三十七岁，头脑灵活，做起事来眼尖手快，细致周到，认真负责，但因为生得一张漂亮的娃娃脸而让某些领导不放心，怕他吃不起苦，怕他办事不稳。因此尽管在群众中受欢迎，却屡次错过升迁的机会。设计所围墙倒塌后，他根据领导交待的“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的原则，立刻找到房屋维修站站长和技术员，群策群力，利用拆房的旧砖瓦，只用一天一夜就修建起了一面堪称美观大方而且节约经济的围墙。围墙修好之后，实干家马而立的工作不但没有收到表扬，反而受到领导和清谈家们的指责。
吴所长
建筑设计所的所长，一个无能而无不能，无为而无不为的领导。自称对建筑是外行，但认为对建筑并不外行，因为他懂得很多原则，如经济实用、美观大方、有利生产、生活方便。至于如何把原则化为蓝图，他认为不是他的事，但也不能放弃领导。他所谓的领导体现在发动所内的古典和现代两派人进行争议，然后将两派的方案交给取消派去统一。而自己只发表了一些所谓的指导性的讲话，振振有辞却没有一个可实施的具体方案，只不过是深奥空泛的理论而已，却自认为这是对工作慎重的态度、是一种领导艺术。他让马而立将那些空洞的原则付诸实践，而马而立快速完成任务后，他却又对马的办事效率之高感到不适应，没有立即明确表态，当众人揣测着他的意思批评马而立时，他也顺势批评马而立。当围墙受到专家称赞时，立刻认为这是他指导思想明确、充分发动群众的功劳。
黄达泉
建筑设计所“古典派”代表人物，对古典建筑颇有研究，在建围墙的事上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却醉心于大谈围墙的风格、艺术价值，一口气从我国古代的譬如花墙、粉墙、水磨青砖墙等各种样式的墙扯到大观园的墙,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以显其知识的渊博而又未牵扯到实际问题。看到马而立建好的有漏窗的围墙时，又嫌马而立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屋脊太单调。当围墙受到好评时，得意地认为是自己据理力争的功劳。
朱舟
建筑设计所“现代派”代表人物，对现代的高层建筑有研究、有兴趣，专门爱和古典派唱反调，引发争论，结果让关于重修围墙的会议离题万里，最后针对围墙本身能提出的意见也不过是要造得高大牢固，至于多大多高、用什么材料却没有涉及。他害怕别人抓辫子，决不把问题落在实处。马而立把围墙建好后，尽管墙的高度、牢度符合他的心意，他却讽刺围墙中不中、西不西，没有现代气息。而当围墙受到专家称赞时，认为是自己强调实用价值的结果。
何如锦
建筑设计所“折衷派”代表人物，承认既成事实，对一切变革都反对，表现为取消主义，取消不了时就调和折中。对应该怎样去修围墙，没有发表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围墙修好后，却无端质疑造价过高，引起众人对马而立的愤怒。围墙被外界肯定时，虽然有一点不甘心，但很快就觉得自己也有很大贡献。
作品主题
《围墙》透过修围墙这件小事， 向读者揭示了在社会义建设事业中实干派与空谈派、取消派的明显分野，使人们从中感到改革的迫切性。
在小说中，对那些只尚空谈、不务实际、疲沓推拖、不谋进取，一旦有了成绩便抢功在先的空谈家们，陆文夫给予了尖锐的、善意的讽刺，批判了对于改革危害甚烈的官僚主义和说空话不办事的浮夸作风。 同时，陆文夫在小说揭露了一种腐蚀空谈家们灵魂的顽症——“惰性”，再次表现了他对这种国民“惰性”的深恶痛绝，将改革矛头指向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 在这场空谈派与实干派的冲突中，马而立始终处于劣势。这样一个实干家在空谈家的映衬下，显得多么孤立，让人深思：效率、人才被死死地禁锢在世俗的“围墙”之中。
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塑造了改革派“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马而立，意在讴歌“实干家”脚踏实地、积极实干的工作精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马而立这个人物有头脑，有冲力，处理问题坚决果断，肯于埋头苦干，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与“空谈家”们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十七年”时期同为现实主义作品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主人公林震相比，马而立身上没有“前辈”的勇气、魄力以及理想主义精神和信念，在小说中，单位里的不良作风与他完全无关，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不发问不抱怨，更没想过对上级推拉扯皮的工作态度提出批评，甚至也不会为自己说句公道话。他的形象好似一颗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装，只是缺乏对革命事业的主人翁精神。
艺术特色
一、写作手法
陆文夫在新时期的小说擅长以小见大，透过一件件小事研究某种社会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病理学”，在探明“病理”的基础上研究“血清”和“抗菌素”，“用文艺来触及灵魂, 改革灵魂”。 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在风雨中倒塌不过是一桩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小事，墙倒了自然要修，而作者把修围墙作为一个切入点，把艺术的触角却伸向历史的深处，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揭示种种相沿已久、积习甚深的社会心理病症。环绕着围墙的修建问题，暴露出建筑设计所既有的三种派别的种种分岐，“现代派”、“守旧派”以及取消主义者各执一端，漫无边际的评头论脚。吴所长也是拘泥于原则而不涉及实质。然而，一旦面对着注重实际而又“眼尖手快”的马而立，所有的人便从反对的意义上构成了联盟，“干”与“看”就分别成了双方的行为定格。小说所批评的清谈之风，鞭挞的妒贤忌能，讽刺的沽名钓誉以及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官僚主义作风等等，无不有历史沿袭，陆文夫把人们习见而不以为非的历史霉斑揭示出来，使作品对时弊的针贬有了更强的穿透力。
在结构方面，小说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对比结构，以两组人展开多角度、多层次对比。由吴所长主持、各路专家参加的修墙讨论，与马而立和房屋管理站的伙伴蹲在旧砖头堆上的“会办”，形成了对照。这既让读者看到了在生活中很有代表性的“扯皮”“空谈”，也向读者展现了马而立式实干家的精明能干、生气勃勃，从而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全篇还贯穿还马而立的客观价值与人们的主观评价的对照。马而立精神力充沛、做事敏捷，却因为一张娃娃脸而被囿于固有观念的上级和周围同事视为“不可靠，不稳重”。这种对照又进一步拓展了主题，引起读者对社会心理方面问题的思考。
二、人物塑造
陆文夫在《围墙》并没有更多地描写人物的外貌、神态，而主要是以他们的语言来表现他们的性格的。“吴所长用园珠笔敲了敲泉子，‘ 好啦,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老实说，我早就知道围墙要倒，只是由于经费有限，才没有拆掉重修。现在果然倒了，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逼到梁山上去的。嗯，造新的……’吴所长呷了口水，‘可这新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对建筑是外行，可我总觉得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就等于巧裁缝披了件破大褂，而且没有钉钮扣。从原则上来讲，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美观大方，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请大家踊跃发言。’”作家用一大段郑重其事的开场白刻画出一位水平不高又很重视自己的领导地位的领导者。冗长罗嗦的语言表现了他的思想平庸，居高临下的口吻表现他的领导架子，自称“外行”表现出吴所长灵魂深处的优越感和自卑感。他自视甚高，很想附庸风稚，把话说得有趣而有学问，结果，两个不伦不类、牵强附会的比喻反倒暴露了他的浅薄。
三、幽默风格
《围墙》的幽默情趣是作家凭藉着对庄与谐辩证关系的有机驾驭而导致的。陆文夫无意对笔下的人物进行主观的褒贬，而是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勾画出他们的灵魂。围墙的修造本来是小事，但在习惯于引经据典、评头论脚的人来看，却有着玄奥精深的学问，牵扯到种种流派风格的分歧。因此，他们尽可以就指导思想、修造原则等泛泛而论，而具体的修造方案却不置一词，尽可以对造好的围墙横加挑剔，却不愿意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花些微的气力。从行文的笔调看，作家好象和颜悦色、心宽气朗，在从容不迫地细致地描写着他们显得过于“认真”的讨论，但遗憾的是，这讨论究其实质却是一场无休止的扯皮。形式与内容的不谐调，产生了滑稽的意味。原来，作家是在故作庄重，启发读者在会心的微笑中对是非作出坚决的判断，这种幽默所包容的力量，比之于义正辞严的谴责，似乎并不逊色。
作家王蒙在《读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中评价《围墙》时写道：“高度的典型性、概括性与普遍性使这故事甚至带上了几分寓言或者象征的味道。先别说旁的，就那‘现代’、‘守旧’、‘取消’三派之争，不就够你揣摸个三周两月的吗？笔者至今还没揣摸透亮呢！这个橄榄可真耐嚼！”
文学评论家冯牧在1983年优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上曾评价：“（《围墙》）不止是在河北省巳经家喻户晓，而且正在以其精美的艺术魅力为全国有志于改革事业的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鼓舞和坚定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