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公元502年—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臣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

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分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

作品名称：梁书

作者：姚察、姚思廉

创作年代：唐初

类别：纪传体史书

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姚察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南朝历史学家，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姚思廉

姚思廉

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

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征”。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

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

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本纪

列传

附录

附录 梁书序

《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则在我者之足贵，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诚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乐之。能乐之则能安之矣。如是，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能尽其性则诚矣。诚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则含智之民，肖翘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

德如此其至也，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既圣矣，则无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无为也，其动者应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众，而未有能测之者也，可不谓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圣人之内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

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谓妄矣。

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臣巩等谨叙目录，昧死上。

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优点

文字简练

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时代特点概括

《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

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像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叙梁朝史事

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18000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

《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

缺点

记录误差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封建迷信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

《梁书》·五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唐书》思廉本传称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艺文志》亦称《梁书》《陈书》皆魏徵同撰。旧本惟题思廉。盖徵本监修，不过参定其《论赞》。（按：此据《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之文。）独标思廉，不没秉笔之实也。是书《旧唐书·经籍志》及思廉本传俱云五十卷，《新唐书》作五十六卷。考刘知几《史通》，谓“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凭其旧稿，加以新录，述为《梁书》五十六卷”。则《新唐书》所据为思廉编目之旧，《旧唐书》误脱“六”字审矣。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书，每卷之后，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二十五篇，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一篇。

盖仿《汉书》卷后题班彪之例。其专称史官者，殆思廉所续纂欤。思廉承藉家学，既素有渊源，又贞观二年先已编纂，及诏入秘书省论撰之后，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笃。中如《简文纪》载大宝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袭郢州，执刺史萧方诸，而《元帝纪》作闰四月丙午。则两卷之内，月日参差。《侯景传》上云“张彪起义”，下云“彪寇钱塘”。则数行之间，书法乖舛。

赵与旹《宾退录》议其於《江革传》中则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传》中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尤是非矛盾。其馀事迹之复互者，前后错见，证以《南史》，亦往往牴牾。盖著书若是之难也。然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梁陈二史，瑕瑜互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