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言直谏，剖析得失

魏徵极言直谏

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尽管李世民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对其进言多所采纳。当然，李世民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李世民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

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

李世民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等贤臣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为了防止劳役百姓，他还劝谏李世民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628年），高昌王麴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认为此举劳役使者途经州县，是现在的地方所不能承担的。李世民听后，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如贞观六年（632年），文武百官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李世民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李世民遂停止了东封活动。

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李世民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举其亲眼所见的隋炀帝之例说明，提醒他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李世民在位既久，有时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马上举出隋朝“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的道理，劝说李世民正当“兢惧戒约”之时，“奈何令人悔为不奢”。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李世民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听广纳，君臣共理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尧、虞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官，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李世民，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李世民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李世民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谬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衷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

在一次奏疏中，魏微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

1. 不能知人；

2. 知而不能用；

3. 用而不能任；

4. 任而不能信；

5. 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

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微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李世民上疏中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义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头像，取自清光绪修《浙江余姚魏氏宗谱》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认为如果能“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那么就能达到“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的结果。贞观三年（629年），曾是秦王府幕僚的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免职，却请求李世民宥免。李世民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李世民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年），李世民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李世民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李世民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在与李世民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魏徵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在“覆彼昏狡”的情况下得到百姓拥戴，自然“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因此这种创业的过程“乃不为难”。这里，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他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由此，他总结道：“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632年）与李世民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建议道：“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年），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隋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李世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李世民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李世民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李世民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李世民听后很满意。

魏徵书法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再次向李世民建言：“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以此劝李世民要善始善终。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成为其左手右臂。他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最终助成贞观之治。

学术

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隋书》

在主修的《隋书》中，魏徵追求“直笔”的修史态度，唐初可用史料丰富，有专业的修史机构“史馆”支持，多位修史学士执笔，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使得《隋书》具有了极高的史学价值。其中《经籍志》为魏徵亲撰，正式应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部首次作为一个大类被单独分列，此举不仅提升了史书的地位，也为目录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修史外，魏徵还编纂了大量历史文献。鉴于隋末图籍散失，制度、法令纷乱繁杂的状况，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李世民同意，设置雠校者20人，书手者100人，命其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后，“秘府粲然毕备”。 此举为书籍和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推动了唐朝文化的发展。

李世民即位后，为吸取前朝历代君王的教训，命魏徵等整理历代君王治国方略资料，撷取历代群书之精华，整理成书。在此要求上，魏徵博览群书，上始五帝，下至晋代，共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采书中精要，于贞观五年（631年）撰成《群书治要》五十卷。唐太宗看后，称赞道：“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命将《群书治要》赐给诸王每人一本，以得其中道理。魏徵编撰《群书治要》时所参考的古籍，多已失传。而流传下来的古书经过千百年的抄录、流传，其中某些语句已与原著不同。因此，《群书治要》在保留唐初古籍原貌，为今人了解散佚古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同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成《大唐仪礼》一百卷。其中《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贞观十二年（638年），魏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又编成《类礼》二十卷，“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 。书成之后，被李世民称赞为“文义粲然，遂得先圣微言” ，藏入秘府，并赐予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

贞观十五年（641年），魏徵同高士廉等共同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该书内容广博，以分类的形式收录了大量古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古籍史料，可惜至南宋时已失传。

此外，据《两唐书》记载，魏徵还有《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成果十分丰富的作家。其作品与历史、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后世研究唐朝的历史政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文学

魏徵作为一代谏臣，其文学创作多是为政治服务的。故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收录的魏徵作品多具有政治色彩。虽然魏徵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不多，但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现了他高超的文学水平与文学素养。

《全唐诗》中收录魏徵诗歌共34首，其中祭祀乐歌30首。《旧唐书·音乐志》载：“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贞观）六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乐章。” 可知魏徵的这些乐歌，应是贞观六年（632）奉诏所作。30首乐歌中，《舒和》均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乐歌大多为四言八句。乐歌用词素雅、庄重，为大雅之词，气氛庄严，仪式感强，为研究唐朝祭祀礼仪有重要意义。

南朝齐梁以来，文风浮华。唐初文坛受齐梁余风影响，专尚骈俪，意少词多。魏徵的文风则反之，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展示了贞观时期朝廷、民间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出一个新兴王朝的勃勃生机，也体现了魏徵愿意为国鞠躬尽瘁的志向。又如《述怀》一诗，写了自己初事李密、后事李唐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李渊的忠心以及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可见魏徵的作品皆言志述怀，而非无病呻吟。

总的来说，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反对浮华文风的态度，为矫正唐初专尚骈俪文风起了良好的示范及带头作用。

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 。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

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

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

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唯昔魏徵，每显余过，自其逝也。虽有莫彰，岂可独非於往时，而皆是於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

王珪：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 （《贞观政要》引）

长孙皇后：

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王之情，真社稷臣矣。 （《贞观政要》引）

愿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闻公言，故令将物相赏。公有事即道，勿为形迹也。 （《魏郑公谏录》引）

褚亮：魏徵早逢兴运，誉美当朝，为圣主之贤臣，预能官於多士。出纳通显，凭藉宠私，忠诚所到，心力同尽。 （《圣制故司空魏徵挽歌词表》）

陈子昂：臣伏见太宗文武圣皇帝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实由能容魏徵愚直，获尽忠诚，国史书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启，从谏之道开，贞观已来，此实为美。 （《答制问事·贤不可疑科》）

日本江户幕府时绘《南殿障子贤圣之图》中的魏徵等

柳芳：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 （《资治通鉴》引）

张怀瓘：贞观之时，文臣无限，蹇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书之，後代美之。 （《评书药石论》）

邵说：则齐桓诸侯之主，能收管仲；太宗非常之圣，特任魏徵。咸为得人，终成大业。 （《让吏部侍郎表》）

常衮：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 （《大历五年大赦天下制》）

独孤及：唐兴，参用周汉之制，谓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极言直谏，爱君而忘身，近贞。二德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公。 （《驳太常拟故相国江陵尹谥议》）

李适：

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协德，混一区宇。 （《君臣箴》）

亦有魏徵，忠謇昂昂，伟兹众材，为国栋梁。 （《台衡铭》）

权德舆：我太宗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言正词，上裨大化，无疆之祚，实兆于斯。 （《论江淮水灾上疏》）

刘素：魏徵有大志，大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 （《大唐新语》引）

李绛：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魏徵、王珪规谏阙失，有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有李靖、李勣训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 （《论谏臣》）

崔植：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恣，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晏，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圣贤相遇，固宜如此。 （《对穆宗疏》）

杨植：（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 （《对治道奏》）

元稹：

臣闻太宗文皇帝时，王珪、魏徵为谏官，文皇虽宴游寝食之间，王、魏实在其所，用至於文皇发一言，则王、魏善之而後出，举一事，则王、魏虑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举无遗事，言有典常。 （《论谏职表》）

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为人镜，而奸胆形於下，逆耳闻於上；及徵没，而犹叹过失之不闻。 （《授崔郾谏议大夫制》）

白居易：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尽忠辅佐，以致太平……。 （《论魏徵旧宅状》）

李翱：

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争之词，足以为正直矣。 （《百官行状奏》）

不然者，房玄龄、魏徵之辈，皆一代名臣……。 （《陵庙日时朔祭议》）

李溪：魏徵为相，不存形迹，以致贞观太平。 （《伸理罚俸状》）

卢文纪：臣伏览贞观故事，见魏徵、马周之章疏，王珪、刘洎之奏论，或讲贯古今，或铺陈政术，皆万代之长策，非一介之狂言。 （《请对便殿疏》）

刘昫、赵莹等：

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 （《旧唐书》）

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旧唐书》）

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旧唐书》）

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李世民用之，子孙长世。 （《旧唐书》）

宋祁、欧阳修：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几，猜谮遽行。始，徵之谏，累数十余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佞邪之乱忠也。久犹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峣峣者难全”，自古所叹云。唐柳芳称“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直”。谅哉！谟之论议挺挺，有祖风烈，《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 （《新唐书》）

赵元僖：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 （《宋史》引）

赵顼：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宋史》引）

曾巩：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 （《上杜相公书》）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人臣身秉国钓，因循从事，不能申明教令，诫谕君下，则无知之民，罹于法者必多。若各尽厥职，明法度，以训国人，使不罹于刑戮，则君心嘉悦，眷顾日隆，如所谓皋陶、伊尹、周公、诸葛亮、魏徵诸臣生膺显爵，没垂令闻，斯于臣职为无负耳！ （《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引）

爱新觉罗·玄烨：

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每阅唐李世民、魏徵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徵对李世民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尝思忠良原无二理，唯在仁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引自《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魏徴举十渐以立说，殆亦慎终于始之道也。 （引自《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李光地：立言最要谨慎。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鲁公为文，往往杂于浮屠之说；郑公作《李密墓志》，感密旧恩，犹之可也，更称赞畅素，极其推高，岂非失言。 （《榕村语录》）

赵翼：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徵。……至今所传十思、十渐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 （《廿二史札记》）

袁枚：才智之士，非贤臣也。……太宗有故纵魏徵之心，博纳谏之名。魏徵有挟制太宗之意，彰能谏之直。...知其说之可以行，即不行亦无害，则谏。知其说之必不行，而又犯上所忌，则不谏。其谏太宗之心，即其谏建成之心矣。女之四嫁，而以克家称者也，谥之曰贞，愧矣！ （《魏徵论》）

蔡东藩：唐代谏臣，莫如魏徵，唐代奏议，亦莫若魏徵之十思十渐两疏。 （《唐史演义》）

礼泉：在陕西省礼泉县九嵕山唐昭陵西南约3公里处的凤凰山巅有魏徵墓。墓于山岭南端依山凿石而筑，属昭陵陪葬墓之一。墓垣现仅有蟠桃纹碑首的丰碑一通，《旧唐书·魏徵传》载：“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碑首造型，与众不同，似有独特恩遇之意。现碑身通体磨光，已无书写镌刻痕迹。

尉氏：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洧川镇亦有魏徵墓，墓基本保存完整。墓前有魏徵庙。历代皆有重修，今仅存大殿三间、拜殿三间。 1985年，魏徵庙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该地还有魏徵庙村。

澄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太贤村有魏徵的衣冠冢一座，清乾降年间重修此墓时立的石碑正面，刻有“唐口郑国公魏微之墓”，背面无字。太贤村原名大贤庄，亦即唐太宗赐给魏徵的封地——魏郑公庄。

滕州：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张旺镇王格庄村南有保存较完好的魏徵墓。1997年被列为滕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