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gōu）丽（lí）是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地跨今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南北朝时期改称“高丽”，又称“高氏高丽”，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高丽（又称王氏高丽）并无继承关系。

高句丽政权为西汉建昭二年（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建立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

其都城三治两迁，初期都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公元3年迁至今吉林省集安，427年再迁至朝鲜半岛平壤。

高句丽强盛时疆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跨过辽水；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

汉朝以来高句丽处于历代中原政权的羁縻藩属体制之下。迁都平壤以后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展开争雄。

公元四世纪中后期至公元五世纪中叶，高句丽向南攻占了礼成江流域、汉江流域等地，新罗依附于高句丽。五世纪后期，高句丽又多次击败百济、新罗，称霸统治朝鲜半岛。六世纪中叶，百济、新罗联盟占据汉江流域。后来高句丽攻占新罗33城。大业四年（608年），高句丽两次击败新罗。大业八年（612年）至大业十年（614年）高句丽多次大破隋朝大军，取得隋军携带的巨额物资。贞观十六年（642年）至贞观十七年（643年），百济攻占新罗40多座城，高句丽攻破新罗两城。贞观十九年（645年）至总章元年（668年），唐朝多次大破高句丽与百济，唐朝在总章元年（668年）攻灭高句丽。

专业研究高句丽史、民族边疆史的历史著作《中国高句丽史》、《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都考证指出高句丽有60万军队。

中文名：高句丽

简称：句丽、句骊、5世纪后期改称高丽

首都：纥升骨城→丸都山城/国内城→平壤城

官方语言：高句丽语

政治体制：君主制

国家领袖：朱蒙、大武神王、好太王、高藏

主要民族：濊貊、扶余人、汉人

主要宗教：萨满教、佛教、道教

高句丽王世系表

5世纪后期，高句丽改称“高丽”，高句丽出土文物“延嘉七年铭金铜如来立像”、“中原高句丽碑”均称本国为“高丽国”，其君主也被中原王朝皇帝册封为“高丽王”。 但是，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朝鲜半岛出现的王氏高丽并非其继承国。因为两个政权立国时间悬殊并且历史发展归属不同、统辖区域不同、辖境内民族构成不同、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高氏高丽的后裔。

高句丽改称高丽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学界也有不同说法。李殿福先生认为高句丽改用“高丽”是在南梁，梁武帝普通元年册封高安为“宁东将军高丽王”时将国名改为“高丽”。 孙进己先生据《魏书·冯文通传》 记载， 认为 435 年以前高句丽已称高丽。杨保隆先生认为高丽为高句丽的简称，4 世纪末已经出现，至迟在 5 世纪末6 世纪初高句丽人也使用高丽简称了。高丽简称出现后，与高句丽（骊）全称交替出现于史籍百多年， 隋唐时期完全取代了全称。魏存成先生认为改称高丽应是 5 世纪末，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并用， 至隋唐不再见高句丽的名称了

为了对这两个政权加以区别，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一般将高氏高丽称为“高句丽”、王氏高丽称为“高丽”。

建国

早期高句丽

高句丽建国之初的国号可能不是高句丽，而是“卒本扶余”。公元14年，卒本扶余占领了新朝玄菟郡高句丽县，由此改称“高句丽”。 有学者认为在高句丽县曾有“句骊胡”，属于沸流部，与卒本扶余并非一部，王莽政权所杀的高句丽侯騊即属于此部。騊被杀后，朱蒙之子琉璃兼并了高句丽县的“句骊胡”，借用其名，改称“高句丽”。

中央集权与早期扩张

公元3年，高句丽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吉林省集安市境内的“国内城”。此后400多年，高句丽政权一直定都于此。东汉建立后，高句丽不断兼并周围边疆政权，逐渐强大起来。

到魏晋南北朝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使高句丽得以更加发展。其间，高句丽向中原各王朝称臣，还受到过曹魏和慕容鲜卑政权的两次打击。公元427年，高句丽再次迁都，建都平壤。

东汉末年，辽东郡被公孙度控制。 高句丽主动与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正始五年（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复兴与扩张

高句丽石雕

永嘉五年（311年），高句丽趁中原混乱的机会，于“秋八月袭取辽东西安平”，截断了朝鲜半岛通往辽东的水陆通道，然后于永嘉七年（313年）“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又于建兴二年（314年）“秋九月南侵带方郡”，取得了对朝鲜半岛北方的统治。 及至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谈德（392至412年在位）执政之时，向外扩张的势头越来越猛，除了南征百济、北讨契丹、夫馀外，约在广开土王十三年（404年）全部占领了玄菟、乐浪，使辽水以东的大片土地纳入高句丽的版图，高句丽国的领域空前扩大了。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咸康八年（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 咸安元年（371年），百济近肖古王率军进攻高句丽的平壤城，高句丽故国原王出兵交战，被流矢射中，当月二十三日去世。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咸安二年（372年）立从中原引入的佛教为国教，并依照中原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 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高句丽王

元兴三年（404年），高句丽广开土镜，高句丽平安好太王攻占辽东之地。

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义熙九年（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元嘉四年（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五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长寿王时代的高句丽版图，东临日本海，南至牙山湾/竹岭，西至辽河，东北尽有挹娄之地。

内部纷争

高句丽

中央官制

高句丽的官员分为十二级，分别是：大对庐，或叫吐捽；郁折，主管图簿；太大使者；帛衣头大兄，掌管国政，三年更换一次，称职的则不受限制；大使者；大兄；上位使者；诸兄；小使者；过节；先人；古邹大加。有六十个州县。大城设置一位傉萨，相当于都督；其他城设置处闾近支，亦称为道使，相当于刺史。有参佐，分干。有大模达，相当于卫将军；末客，相当于中郎将。

地方制度

高句丽在设置郡县的地方置太守，作为郡一级地方或城邑的行政长官，置宰于小的城邑。无论太守还是宰，抑或是五部褥萨，他们都既是地方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

法律制度

高句丽为维护其统治及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法规和机构都是具备的。高句丽的司法机关，在中央为王、诸加、大辅、左辅、国相，在地方则有郡县的长官。高句丽法律中明显吸收了中原王朝法律的某些内容，如谋反、谋叛、强盗、盗窃和诛杀、谋杀、决笞、偿脏、没为奴等罪称刑名，均与内地相同或类似。

保护王有财产和个人私有财产的反盗窃法是高句丽法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高句丽王位继承法规的总原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为补充。

组成

壁画上的高句丽重骑兵

唐朝时期是高句丽军队建立以来数量最为庞大的时期。在高句丽历史研究领域，史学家们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高句丽军队和战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科学认真的考证，相继出版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提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其中，耿铁华先生对唐朝时期高句丽全国军队数量的考证最具代表性。在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考证统计得出高句丽灭国前的常备军队在60万人左右。 从高句丽在历次战斗中使用军队的数量及高句丽全国人口总数的测算情况看，耿铁华先生考证唐朝时期高句丽全国军队数量为60万人左右，是具有客观依据的。

高句丽军队最初是由五部的高句丽人组成的，随着国土的扩张，征服其他地区和民族，高句丽国家的军队中也出现了其他民族的成份如鲜卑、马韩、秽貊、靺鞨、扶余、汉人士兵。高句丽后期，军队主要由高句丽人、靺鞨人、扶余人、汉人组成。高句丽军队由步兵、骑兵和水军构成。高句丽古墓壁画中，高句丽骑兵、步兵的形象是很多的。

根据现存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壁画分析，人马俱装的突击骑兵是高句丽军队的主力。这种重骑兵人马披挂，并有高高的铁护领保护脖子和脸颊，通过冲锋和白刃战的方式作战。得益于高句丽境内丰富的金属矿藏资源，使高句丽的重骑兵保有量和中原王朝不相上下。此外，重步兵也是高句丽壁画的常见元素之一。较常见的是一种身着兜鍪和甲、手持长枪和方盾的士兵。其次是一种头戴冠冕，身披甲肩挑重剑和盾牌的士兵。

装备

高句丽骑兵的战马分披甲与不披甲两种，披甲者全身铁甲为罩，头戴只露眼睛的面具；不披甲的亦戴面具。

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后，充分利用鸭绿江、浑江流域山川河谷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初步形成了农业、渔猎经济并重，手工业进步的社会经济结构。

赋税

早在汉代以及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就已经有赋税体系。高句丽百姓即使兵役和徭役的承受者，又是租税的缴纳者，“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疏之” ，高句丽对征服地区也征收租税，“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负担致之” ，征收的内容里就包括租税。

农业

两汉时代，高句丽对于农业生产各个季节所使用的铁制农具几乎都已具备，这对高句丽农业的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到山上王时期，铁器的应用已超出了农业范围，在其他方面也广泛地使用了铁器，如铁制的生活用具、兵器、手工业生产工具等，都广泛应用。标志着高句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三世纪时，高句丽除了偏僻地区外，已普遍使用了牛耕。在四世纪以后，牛车又广被应用。这对农业生产来讲是很大的推动，加快了农耕和运输，使社会生产力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进入5世纪前后，高句丽占据乐浪、带方、辽东诸郡，为高句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高句丽中期的农业大发展，为后期的高句丽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手工业

高句丽社会随着农业经济的进展、兴盛，手工业生产技术也不断兴旺发达起来，有发达的制陶业、冶铁业、炼铜业、鎏金、金银器制造业、糅漆业、纺织手工业、造船业等等众多产业。

牧业渔业

高句丽的社会经济，尽管是以农业为主体，但是也从事一定的渔业和牧业。高句丽多大山深谷，草木茂盛，有着天然的最好牧区。可以牧马、养猪、放牛、放羊。高句丽人还在春、秋两季猎取野生动物。

商业

高句丽对中原进行政治交往，并且促进商业往来不断发展。高句丽还对新罗、百济、契丹也存在着密切的商业往来。

货币

高句丽的货币有金、银、绢、布、金属铸币等。

两汉时期，高句丽已经有大量铁农具与铁兵器。南北朝隋唐时期，高句丽已经能制造并且装备大量铁甲具装重骑兵。

高句丽的筑城技术，建造了大量山城。单是在中国境内辽宁、吉林两省，就有100多座高句丽山城。 在朝鲜、韩国境内也有大量高句丽山城。

高句丽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其主要的历史遗迹大量地存续于中国的吉林省和辽宁省，成为该段历史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的王城、王陵和贵族墓更弥足珍贵。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创建的第一个都城，它的规模宏大，体系完备，保存也较为完整。城内分布多处高句丽早期的重要建筑遗址及生活、军事遗迹，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五女山山城在选址布局、城墙筑法、石料加工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山城形式。从这里开始，高句丽民族逐步扩大活动领域，历经700余年，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国内城、丸都山城（始名尉那岩城）是高句丽早中期（公元1-5世纪）的都城，其特点是平原城与山城相互依附共为都城。在东北亚地区中世纪世代城址中，国内城与丸都山城是都城建筑的杰作。国内城保存下来的城墙依然坚实牢固而又不失美观庄严，都城风范犹存。丸都山城的布局因山形走势而巧妙构思、合理规划，实现了自然风貌与人类创造的浑然一体。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宫殿址遗迹，仍可显示原有建筑的恢弘气势。

语言

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日耳曼人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即使是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

信仰

高句丽所崇拜的神灵，除了本民族所固有的以外，大多数取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如四神、伏羲女娲、神农氏、驾鹤仙人王子乔以及对日月神的描绘。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其间人民饮酒歌舞庆祝。

婚丧

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另外，社会对弟娶寡嫂、寡妇再嫁等事是容许的。炎帝曾三次出现在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五号墓四号和五号壁画上，证明了高句丽也是炎黄后代。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史家金富轼虽然将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并列为海东“三国”，但认为高句丽源出中国，他指出：“高句丽始居中国北地，则渐东迁于浿水之侧。” 又言：“高句丽自秦汉之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有司，乱丗则英雄特起，僭窃名位者也。” 因此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

根据当代中国学者研究，高句丽王室由扶余人构成，而组成高句丽的五部（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均由吞并邻近濊貊部落所组成。除了濊貊、扶余外，高句丽族还应包括沃沮人的一部分。尽管沃沮人并未全部融人高句丽族，但在历史上它却曾同濊貊、扶余一起构成高句丽族。在高句丽民族中，历次掳迁和投奔高句丽的零散汉人也占一定的比重。这部分人原居汉人的辽东、玄菟、乐浪等郡县，由于连年战乱而徙居高句丽。此外，朝鲜半岛北部被高句丽征服后，当地固存的濊人、汉人、古朝鲜人、韩人等均部分融入高句丽族。综上所述，高句丽是由濊貊系的一些部落组成五部联盟，并逐步吸收同系及不同系的成分融合而成。

对新罗百济

元嘉四年(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对中原王朝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其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建武八年(32年)至乾封元年(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建武八年(32年)至景平元年(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景平元年(423年)至乾封元年(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

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龙朔三年(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整个唐朝时期，新罗的疆域一直在平壤与大同江以南。

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仍然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 新罗仍然臣服于唐朝。

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

衣食住行

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高句丽民族，在衣食住行等习俗上，有着自己民族特点的显明特征。高句丽民族多在“大山深谷，随山谷以为居”。 可是每逢公会，人们都以锦绣艳服的着装，佩戴自己心爱的金、银首饰来打扮自己， 说明高句丽民族在衣着穿戴上，还是很讲究的，是有着很高的审美观点的民族。在服饰上，可谓贵贱有别，男女着装有异。

据《新唐书》卷220《高丽传》记载：“王服五采，以白罗制冠，革带皆金扣。大臣青罗冠，次绛罗，珥两鸟羽，金银杂扣，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帼。”

汉朝时期，高句丽到玄菟郡接受朝服衣帻，后来高句丽有所骄恣，不派人到玄菟郡去领，而在玄菟郡的东界、即高句丽与玄菟郡交界的地方筑小城，朝服衣帻置于其中，岁时来取。高句丽把此城称为帻沟溇，即名城的意思。 下属官员和贵者，以青罗为冠，次者以绯罗为冠。青、绯罗冠，即无后的帻。仕人头戴折风，形如弁，上插二鸟羽，一般都是白韦带，黄革履，以金银杂饰。庶人则衣褐色襦、裤。襦衫作筒袖，裤口肥大。贵妇人一般着合衽长裙襦，裙袖皆为襈缘，头顶巾帼。这些有关服饰之记载，在高句丽壁画的男女人物上充分得到了反映。国王的服饰，虽然目前尚未见到，但下属官员和贵者的服装在壁画上都有描绘。比如在集安五盔坟4号壁画墓网纹衬地内所画的供养人物图像即是。所画的供养人物大多是头戴青、绯罗冠，所穿的袍服颜色有异。有的是白色内衣，绿色长袍，白带束腰；有的是穿绿色领缘红袍服，腰系红带；有的是着黄色领缘茶色袍服，腰系白带。所有供养人均为足蹬黑履，脚踏莲台，冠为青、绯罗冠，即无后的帻，可清楚地看到发是高髻，只是袍服和束腰之带，色彩有异。 。仕人所戴的折风帽，在壁画上是屡见不鲜的。折风带有黑色的台带和白色的装饰物两边带绳，戴上之后，台带将额上部遮住，饰物将竖髻隔开，为了防止冠物脱落，带子则系颚下。折风帽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简便的冠帽，一般在折风上横插两根鸟羽，美观大方。高句丽人所穿的鞋履，从壁画上看到的即是靿鞋和短靴，一般均为履较长，前底稍向上翘，鞋尖向上反翘，即所谓的“长靿高鼻靴”。高句丽妇女的服饰，在壁画上所见到的一般都是着合衽长裙襦，裙襦皆为襈边，乃是女人服饰的显明特点。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记载：“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壁画中所见到的妇女冠物，一般都是巾帼，即和文献记载“妇人首加巾帼”完全相符。其它形状的冠物，目前还很少见到。《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又云：“食用笾豆、簠簋、罇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从集安地区舞踊墓、角觝墓主室所绘的家中宴饮图上都得到了证实。

“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 这里明确告诉我们，高句丽民族的劳苦民众，乃是以茅草修屋，而神庙、王宫官府等建筑，是十分考究的，表明了“宫屋不壮丽，无以示威重”。简陋的民众建筑，壁画上虽然没有反映，但贵族的邸宅建筑，充分地得到了描绘。不难看出“坐食者万余口” 的贵族阶级所居住的邸宅样式。从壁画上所见到的邸宅建筑，一般来说，屋顶结构多为单檐四坡水式，出檐深远，檐角反翘向上，样式大方而美观。屋脊两端配以造型遒劲的鸱尾，有的用宝珠式火焰形吻。作宝珠式火焰形吻的，一般安置3个，除两端有鸱吻外，在正脊中间还安置1个，类似宝顶。在垂脊或斜脊上安装饰物，反翘向上，每排4个，形如浪花，甚为美丽。屋顶铺瓦，有红、青、黄三色，是属于木结构的屋架上铺瓦垄单檐四坡水或两坡水式的建筑，样式考究而又奢丽。在壁画中见到的贵族邸宅建筑的屋顶，一般均作朱柱红枋，在柱上作斗拱，多为一斗三升。有的在朱柱上出现皿板栌斗，上承桃梁枋，有的柱上的皿板左右又出现华拱，在华拱上面又作雀替式散斗，承荷梁架，在梁架上面有的又作驼峰，上承荷叶墩等等。壁画中见到的贵族邸宅建筑，板门一般漆作红色，并有铺首。在所绘的屋宇中，皆有幔帐悬挂，在墙壁上有的又绘有织锦壁衣的图案，显得屋内十分富丽堂皇。

据《北史》记载：高句丽人“俗洁净自喜，尚容止，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这些有关高句丽人的行走坐卧的姿式习俗，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都得到了十分形象的真实图释。

厚葬习俗

仅在高句丽早、中期都城所在地—中国吉林集安地区就有高句丽古墓数以万计，这乃是厚葬习俗的结果。因为有厚葬的埋葬制度，才有这样庞大数字的古墓。据说在集安地区五盔坟4号、5号壁画墓以及四神墓，在第一重抹角叠涩石侧正中所绘饕餮面和躬身回首之龙，都张嘴含一颗宝珠，至今还遗有镶嵌宝珠之石孔。在五盔坟5号墓壁画第二重抹角石侧所绘的神农氏（即牛首人身像），双目为绿色宝石镶嵌，至今尚存。在墓室不同部位还有贴金痕迹。五盔坟5号墓过去称为“四页冢”，是因为该墓随葬有4个金叶而得名。这些都是“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的厚葬习俗的体现。

喜歌擅舞

在《三国志》、《梁书》、《魏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等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高句丽民族有喜歌擅舞之习俗。《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高句骊》记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相聚，相就歌戏。”《旧唐书》卷29《音乐志》又记：“舞者四人，椎髻於后，以绛抹额，饰以金铛。二人黄裙襦，赤黄袴，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新唐书》卷21《礼乐志十一》又记：高句丽有“胡旋舞，舞者立毡上，旋转如风。”这些对喜歌擅舞的记载描述，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充分得到了证实，为研究高句丽民族喜歌擅舞之习俗，提供了难得的图释资料。凡是到过集安参观或实地调查的朋友们，就会看到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等等，都有舞蹈图的描绘。就其所绘的舞蹈图来看，有单人独舞、双人对舞、集体群舞等。

出行狩猎

高句丽早、中期的古墓壁画上，出行、狩猎题材，屡见不鲜。说明在当时是一种盛行的社会风尚。反映了高句丽贵族阶层定时出行郊外游玩；也选择适合的季节，乘马进入山林进行狩猎。

高句丽古墓壁画，特别是在早、中期的壁画上，狩猎是描绘最多的题材。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山城下332号墓、禹山41号墓、药水里壁画墓、德星里壁画墓、安岳1号墓、东岩里壁画墓、龛神墓等均有描绘，说明在当时是一种盛行的社会风尚。在诸多狩猎场面中，大多是在山林地区，集体围猎，至少是两人以上，只身一人游弋者是很少见到的。在所画的狩猎场面里，以舞踊墓狩猎图、药水里壁画墓的狩猎图以及长川1号墓的狩猎图为最精彩。试以舞踊墓主室北壁狩猎图为例加以说明。整个画面为田猎场面，壁中画一起伏断连的山脉，小于人马。在整个山间平地画猎骑4人，山前3骑，山后1骑。山后猎者驱骑飞奔，张弓待发，追逐二鹿；山前骑士均纵马前驰，张弓镝矢在弦，畋虎逐鹿。为突出主题，表现田猎人物，把山林画小，推到次要。

这种狩猎风尚，在高句丽中、早期的古墓壁画上多有描绘；在后期的古墓壁画上，又很少见有描绘，说明高句丽占有乐浪、辽东之后，国境恢扩，农业生产大有发展，狩猎之风尚，亦有所改变。

投壶角抵

“高丽俗喜弈、投壶、蹴鞠、角抵。” 弈棋和蹴鞠，在壁画上目前还没有见到描绘，投壶、角抵却有例证。在五盔坟4号墓南壁的供养人图象中可见到一例投壶者图景。投壶者“束发高髻，头长尖耳，穿白色羽衣，坐莲台，右腿盘坐，左腿蹲立，右臂前伸，像是往一器内投掷东西，左臂弯屈，置于膝上” 。这可能就是投壶活动之俗的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角抵活动，在壁画上多有描绘。如角觝墓、舞踊墓、长川1号墓里均见有反映。其中以角觝墓所画的最为典型。所画的“摔跤”力士，都是身穿短裤，光背露腿，跌足，二者扭抱角抵。《汉书·武帝纪》云：“作角抵戏”。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大概同“摔跤”相似。宋代称“相扑”或称“争交”，实际上是一种体育活动。从壁画上所画的角抵图来看，甚似今天的相扑和柔道。高句丽的角抵活动，是始见于北方民族，但在高句丽中普遍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