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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后 编辑
高级料亭雪后庵的女掌柜福泽胜，徐娘半老，风姿绰约，带一丝野趣。在政财两界迅速博取人气，店内日日笙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政商之道，一派康庄。一次派对上，阿胜结识了革新党领袖、前外相野口雄贤。一来二去之后，女掌柜对老政治家萌生了爱意。而野口丧妻有年，生活由女仆照料，正有些孤独、颓唐，遂与阿胜结秦晋之好。婚后，野口果然很焕发，代表革新党，参选东京都知事，以期政坛复归。阿胜则以贤内助的身份，鞍前马后，奔波斡旋，为筹措竞选资金，甚至不惜把雪后庵抵押给银行，充分展现了政商两界“通吃”的巾帼练达。可不承想，选战正酣之际，原本就财大气粗、不可一世的保守党竟然使出杀手锏：动用早年曾与阿胜同居过的无赖男，化名“巫山渔人”写了一本小册子《野口雄贤夫人传》，把政敌续弦未久的夫人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的荡妇，极尽泼秽水之能事。在如此“下三滥”套路的攻势下，结果可想而知——野口以微差败北，保守党政客上台。
野口毕竟是精英官僚出身、学者气质的政治家，经此一劫，对政治心灰意懒，旋即变卖家产，搬到东京郊外的一所公寓，准备安度晚年。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商场上饱经打拼，且已拼光了血本的夫人却难咽这口气，拟赎回雪后庵，并背着丈夫，让包括前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一干前料亭的熟客在捐献簿上签了字。此举被素有政治洁癖的革新派丈夫视为“背叛”和“不贞”。双方沟通失败后，协议离婚。风韵犹存、精力旺盛的女掌柜一面忍受着孤独，一面呼风唤雨，卷土重来。小说结尾处，在重新开张的雪后庵的中庭花园里，阿胜读着选举达人山崎素一的信，内心又开始鼓荡起来。
在日本，“战后派”指二战后登场的与传统切割，思想、道德不受束缚的一代，有以野间宏、中村真一郎为代表的所谓“战后派文学”。
彼时，正值“而立”中盘的小说家，野心勃勃地要在艺术上开疆拓土。以成年读者为对象，写一部让实力派政治家粉墨登场的政治小说，是三岛的新目标。于是，便有了这部以“雪后庵”为舞台的长篇小说《宴后》。
“雪后庵”其实是架空的店名，实在的原型应为“般若苑”。在1959年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发生了革新党候选人有田八郎及其夫人遭恶意中伤的“怪文书事件”：有人匿名写了一部题为《割烹料亭般若苑夫人物语》的小说，对般若苑的女掌柜畔上辉井大曝闺房秘事，抹黑没商量。败选后，有田夫妇黯然分道扬镳。对一直想以一部小说，来表现政治与恋爱的冲突的三岛来说，该事件是再合适不过的素材。执笔前，三岛得到了有田前夫人的许可。有田本人从夫人处听说后，还特意给小说家寄赠了自己的著书。因此，三岛觉得自己的执笔实际上得到了当事者夫妇的“默然的谅解”。
创作《宴后》之前，三岛由纪夫醉心于用自况、自我分割、隐喻等手法对自己以及自己审美的阐述和剖析，而《宴后》以后的作品三岛就开始了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及哲学理念了。《宴后》并不是三岛着力打造的作品，可是却在时间和内容上成了作家人生及创作的分割点，这可以算是小说的看点之一。
小说几回连载下来，有田坐不住了，致信中央公论社：“小说内容很过分，令人感到为难。连载大约是没法子，但单行本之刊行还望暂缓。”第六回后，辉井对出版社和三岛发来抗议：“对于自己并非那种淫荡的女人，却被写成那种淫荡女人的样子，深表遗憾，同时倍感困扰。”
遭到一而再的抗议后，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刊登了一篇以编辑部名义的“谨告”：“关于好评连载中的《宴后》，似乎有易与实在人物相混淆、从而令人困扰的倾向。但关于作品中登场人物的行动、性格等，均系作者的虚构，与实在人物并无任何干系。”在连载结束后的同年10月号上，再次刊载了该“谨告”。与此同时，有田八郎在自己的朋友圈内部沟通后，直接与中央公论社的社长摊牌。中央公论社方面表示，原本打算待得到有田谅解后再刊行单行本，但三岛建议改由新潮社来出版。同年11月15日，《宴后》单行本由新潮社出版（初版三万部，增刷一万部）。付梓时，在不止一家全国性大报上做了整版广告。其中，《朝日新闻》（1960年11月16日晨刊第二版）的广告，在书名和作者名之后，刻意用粗黑体打出了“长篇模特小说”的字样。广告语中露骨地写道：
构成作品素材的前外相和料亭的女主人，以及都知事选举等周知的现实，既在作品中变貌、艺术升华至此，读者诸君想必会为相互接近而终不相容的两个人间像及女主人公的恋爱悲剧而动容吧。
如此，中央公论社两度刊载“谨告”，原本想息事宁人，也庶几取得了小说原型人物的谅解，但却被新潮社新一轮的商业炒作毁于一旦，前功尽弃。1961年3月15日，有田八郎提起诉讼，把《宴后》作者三岛由纪夫、新潮社社长和中央公论编辑部部长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损害赔偿金一百万日元并在报纸上道歉。年逾古稀的老政客委屈地说：“这部小说无论谁来看，都会明了是以我为模特的。”作为战后第一起隐私权侵权民事诉讼，当事双方又是著名政治家和名作家，动静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围绕所谓“隐私权”的法律界定问题，对战后新闻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文艺家协会从捍卫“表现的自由”的立场出发，认为该诉讼不无限制作家的文笔活动之虞，表达了对三岛的道义支持。
经过一年半的审理，1964年9月，一审判决原告胜诉，认定“诸如用脚踩妻子、踹妻子等场面和寝室内的描写，即便是小说，亦会给读者以真实的联想，从而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判被告向原告支付八十万日元的赔偿金，但对原告登报道歉的要求则未予认可。对此，三岛不服，向文艺家协会“言论表现问题委员会”提出控诉。问题的焦点在于：一、所谓“隐私权”，缺乏普遍性的标准，且把作为“普通人”的预想读者置于明显过低的层次上；二、认为作品发表时，已经是有田氏作为“公人”参加都知事选举一年以后的事，其“隐私权已然恢复”。而“公人”的隐私权并不是短时间内即可“恢复”的，且时间渐远，也是一样。在某个时点上，小说与事实被混同，可这并不是二者的雷同性产生的问题，恰恰是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使然。文艺批评家伊藤整也力挺三岛，认为该“判决是基于对作品原形单方面的同情和压迫文士的日本传统，文协须为作家撑腰”。惟其有田八郎是洁癖型的左派政治家，实际上代表了战后进步的革新派，而三岛由纪夫则是政治立场保守的小说家，该案的典型意义进一步凸显。一时间，争论升温，莫衷一是。
原本预想会呈胶着战、拉锯战的一审（1964年9月）诉讼，峰回路转是在1966年：因前一年，有田八郎死亡，由原告家属提出了和解请求。11月，以被告方三岛对原告家族支付一定额度赔偿金的形式，双方达成和解，旷日持久的诉讼战画上了休止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