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是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王小妮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首次出版于2014年1月。

《1966年》用11个小故事勾勒、呈现出文革那个讳莫如深又复杂难言的年代。在轻重之间，读者得以窥视那个并不久远却已模糊的时代，政治飓风中摇曳的人性，历史深井下探出的指尖。王小妮用从容的文字，含蓄的方式，还原了那一年中，北方城乡间各不相同的人心冷暖，触碰了突然事变的降临带给平凡人们的影响。

作品名称：1966年

作者：王小妮

创作年代：当代

文学体裁：短篇小说集

首版时间：2014年1月

字数：110千字

《1966年》是王小妮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11篇短篇小说，发生在1966年的故事。在那特殊的一年里，日常市井中普通的人们，日复一日地懵懂和不宁。

《普希金在锅炉里》

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文革的到来让平静的家庭生活离一家人越来越遥远。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无法理解突如其来的另一种生活，如同小说里他们不理解为何住在日本人建的房子里是一种罪过。父母给四个孩子正儿八经开了会，告诉他们：“我们家才这么几口人，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干活是不对的，不应该，非常错误！”父母告诉孩子们以后得他们自己烧锅炉，并给孩子们分了工，而且因为爸爸妈妈随时可能“不在”，又告诉孩子们：“从今天往后，万一家里大人不在，这个分工也不变。”小说中的父亲每天都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灾难，“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像一段折子戏，紧张而短促，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已经在父亲的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主动来帮这家人烧锅炉的年轻人也活在恐惧中，他的书包里装着摘抄的普希金的诗集和苏联姑娘的照片，“那个书包给他带来的危险比定时炸弹还大，比几辈子的财主的变天帐还心惊胆战”。为了安全销毁这些，他主动来帮这户人家烧锅炉，却让这个家庭担惊受怕，宁可受冷挨冻也要避开他。

《钻出白菜窖的人》

年轻的医生因为上过日本学校，会说日本话整日惴惴不安，工作组上门调查他已经过世的老师是否是特务的时候，尽管自己已是岌岌可危，在百般逼问下他仍然要保护他的老师。

《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

主角是一对年轻乡下女孩。一天早上，她们梳妆打扮换上最好的衣裳，骑上自行车去城里看电影，一路上憧憬着电影院的神奇。她们骑着自行车如马飞奔地进入城市。她们发现城里变了，“红砖墙上有粉笔写的大字”，“沿着街的楼房从上到下都被大张纸糊满”，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看电影的好心情。两个姑娘最后没看成电影，电影院在开大会，她们美丽的辫子也被红卫兵莫名其妙地铰掉。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太苦恼辫子的问题，头发终究会长起来，辫子还会再有，她们只是遗憾这次进城怎么就不给演电影了，她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背后的沉重。

《新土豆进城了》

一个小院里住了三户人家，其中一户是穿着埋汰的收废品的老头老太，在这一年收废品的老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心颤了。有一天，老太太被人喊了20年前当妓女时候的名字，她慌了，知道大祸临头，转身找老伴，却发现相伴20年的人不见了，是多么深刻的恐惧让这个男人断绝了夫妻情分。

《一个口信》

年轻的工人无意中听到组织在调查同厂的一名女工，尽管他和这个女工三年间没有说过话，但他决定要冒险给这个几乎陌生的姑娘带一个可能并无太多帮助的口信，因为他觉得“明是听见，不能去递个信儿，不能去说一声，做人不能这么不仗义”。

《在烟囱上》

小男孩被母亲关在家里，但他有自己的乐趣，他用吃过冰棍剩下的小木棍搭房子和桥，然后拆掉基座上的一根，看整个建筑物一下子塌掉。他家是开小人书店的，为了避免迫害，小男孩的母亲关闭了书店，并且把小人书都烧掉。小男孩偷偷藏起了小人书的封面，尽管被母亲责骂，却依然没有说出它们的下落。后来小男孩不再是一个人了，五个小学生和他成了好朋友，最终小男孩说出了他的秘密，所有的小人书封面被他藏了起来，这个秘密成为了六个人的秘密。

《喇叭和像章》

姑娘坐火车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叔叔家，在这里，叔叔和婶在铝制品厂干活，1966年夏天起，铝制品厂不再造铝锅铝壶，改为制作“敬制像章”。姑娘在这里为了钩线打发时间，钩出了一匹又一匹带着花朵的台布，还结识了许多北方朋友，教她们钩台布。在这里，姑娘每天听着喇叭里朗读《海燕》的男声。可随着局势的发展，朗读《海燕》的男孩因为出身问题被揪了出来，而叔叔和婶也因为局势的压力，将姑娘钩出的台布藏了起来。

《结巴》

一小男孩，他是结巴，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样，他需要认同感和朋友圈，但是由于结巴，他被孤立。小伙伴们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他不行，他躲在家里悄悄地把毛主席语录背下来，背得滚瓜烂熟，但被推举到人堆中，还是说不出来话，只好“溜了”。

《火车头》

一个孤独的男孩，他的父母被带走，哥哥去北京串联，他整天在火车铁轨上闲逛，受冻挨饿，在一个雪夜他突发奇想在家里的墙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但却不知道正是在这个雪夜，他的爸爸去世了。

《燕蛤蜊》

父亲骑着三轮车，试图把在学校里闹腾着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关在家里，免得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棋盘》

一个水暖工，他的爸爸是耀武扬威的革命头目，他自已也有随心所欲的暴力倾向，他想做个爷爷描述过的精致棋盘；棋盘千方百计也没做成，却有人上门要逮捕他的爷爷和爸爸——经调查，他的痴呆爷爷就是他们一直搜找的“汉奸”刘课长。

收在《1966年》里的十一个短篇，是有关这一年的系列小说，写在1998—1999年间，这是第一次结集出版。王小妮在2013年7月至8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逐篇重新修改校订过。

1966年，王小妮11岁，看见很多，听见很多。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怕院外木栅栏上的大字报，准备把茉莉花瓣晒成茶叶，一听到喇叭声口号声，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看演讲，看游街，看批斗，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王小妮希望通过这11段故事，能留记那一年人世间的最末梢，并依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

主题思想

轻松的沉重

《1966年》这个书名会让很多亲历者感到沉重、壮烈和悲伤，对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们来说，那是一段苦难岁月，是永远不想回忆的梦魇，新时期之初的很多小说就描写了十年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创伤，这样的书写方式是作家们在政治解压后急于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压抑的情感所致。这些小说从不回避那个狂乱年代的社会景象：漫天的大字报、整日响彻耳边的口号和革命语录、如火如荼的武斗和大批判，以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伦悲剧。先锋文学的文革书写更是出现了令人发指的暴虐场景和狰狞人性，血腥和暴力、权力的争夺与厮杀，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暴虐。

《1966年》会让人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让人似乎感受不到那个年代的沉重。小说中没有出现文革中惨烈的武装斗争、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也没有出现传统文革叙事作品中那些脸谱化的反面角色，甚至没有出现文革时代的惯用词汇“大字报”“红卫兵”等，出现的只有“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很多“戴红箍”的人。小说写到了游行、惊慌，但那只是作为背景影影绰绰的；写到了死亡，但没有描写惨状，也没有家属的嚎啕大哭，一切都平平淡淡，王小妮似乎在既定的写作轨道上出了轨。小说笔法疏淡轻盈，叙述语言平淡，情节几乎是寡淡的，无法通过作品感知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不可否认，文革时代是荒诞并且沉重的，以往的小说在面对文革历史时，或者将其当作一个政治寓言去解读，或者着力去书写敢于与荒诞时代对抗的“大写的人”。《1966年》是独特的，十一个片段式的简单故事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全部。

小说用简笔画式的手法勾勒了1966年几个普通人的生活图景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人物皆不是个性鲜明的人，甚至面容也是模糊的，而且没有名字，只以父亲、母亲、儿子、老太婆、水暖工、年轻人为代号。但仔细阅读小说，会发现作品在很多细节、人物的心理行为刻画和很多不经意的描写中泄露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压抑和恐惧。作品举重若轻的描绘背后，确是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生命中无法承受之恐惧与伤痛。尽管没有任何暴力的描写，这些人却被笼罩在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中，谁也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更无从预测下一分钟的生活，即使没有被剧烈的洪流裹挟，生命也变了色彩，变了温度，变了声音，充满问号，这也许是人所经历的最大恐惧。

小说中的很多人都活在惶恐中，锅炉工把他抄的普希金诗选和苏联姑娘的照片藏在床板底下，出租小人书的母亲把小人书烧了，把满洲时期的邮票藏在米袋子里，有过风月生涯的老太婆把一对金耳坠埋在刺玫底下，有军功的医生也因少年时曾读过日本学校而惴惴不安。小说里文化大革命并未像一列横冲直撞的列车闯入每个人的家门，把他们的生活硬生生地分成两截，历史的巨变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突兀，相反，那种变化是一点点浸入家常的日子里的。他们发现这个社会变了，原有的秩序被打乱，生活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变得不可理喻，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过去熟悉的世界渐渐崩塌，变得面目全非，只能被动或主动地陷入政治的狂热之中。社会氛围变得压抑沉闷，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再被自己掌握，明天变得不可捉摸。从城市到乡间，从大人到孩童，每个人都压力重重，惶惑不安，惊惶失措，甚至性格扭曲。王小妮用若即若离的笔触，用平静如水的语言，真实地记述了1966年无数人的噩梦，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压抑、恐惧和疯狂，给当下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对历史的感知方式，让读者在轻松中感受历史的沉重。

普通社会阶层

王小妮的《1966年》并不涉及对“文革”的起源性叙述，这是一个太过巨大也太过分歧的题目，可以说也超出一般人的能力范围，或超出以日常叙事为基调的小说的叙述范围。王小妮的《1966年》的主要贡献在于恢复人们对1966年普通人活着的状态的了解和理解。她对于进入“文革”的这个角度有明确的、自觉的意识。首先她说，她“写的是那一年里一座北方城市中最普通的人们”。《1966年》里写到锅炉工、技术专家、因为“文革” 而失学在家的孩子们、收废品的老头老太、医生、麻袋厂的工人水、暖工、 更倌、教师、农村供销社的售货员、居委会老太太、上门外调人员等，总之，各种职业与身份的人们。与伤痕反思文学阶段往往集中反映作为受害者的“老干部”、知识分子不同，王小妮所写的社会阶层更加丰富，而为了突出他们的普通，王小妮甚至没有给人物起名字，直接称呼他们为 “锅炉工”“医生”“体育教师” 等。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表征了这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作家连名字都不给他们，意味着她要写的不过是一些随处可见的小人物，1966年的芸芸众生，是一些普通人物的司空见惯的故事。

艺术特色

集体记忆到个人叙事

小说里大部分故事平平淡淡，都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呈现那个狂乱的年代。小说呈现的是时代边缘被人忽视的场景，本该是处在运动中心的那些激烈的红卫兵运动、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残忍的暴力场面在小说中反而缺席了。如果将书写文革记忆的作家比作电影导演，王小妮的镜头偏离了时代的大轨道，却瞄准了容易被人忽略的小轨道，记录了一群迟钝的人和他们对于这个敏感时代的迟钝的感受，重绘了那个年代的另一种真实图景，时代的苦难和创伤因为旁逸斜出的琐碎生活画面被淡化了。作为一个作家，在触及历史的时候应该先要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不必是庞大的，相反，一件小事、一个小人物就足够，一个片段、一种情怀便触及到了那段沉重历史的内里。“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任何真实确切的感受，永远是纯个人的，无可替代的和最珍贵的。”小人物们对生活的感受和他们普通但恒常的生活方式化解了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其实是由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构成的，他们的眉眼里藏着历史的另一种质感。

《1966年》的个人叙事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民间意识形态的体现，它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接近历史真实的途径。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巨变而出现大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也没有被巨大的历史激流荡涤干净，小说也因此跳脱了以往文革叙事惯常的写作模式。王小妮用从容的文字、含蓄的方式，还原了那一年中北方小城的真实生活图景，触碰了历史大潮中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故事简单，但蕴含深远的情感。

小说《1966年》并不是要还原作为“集体记忆”的文革时代，而是提供了对文革时代的另一种叙述。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描述渗透了自己对个体命运的思考，历史中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是王小妮倾注了感情的写作对象。作者在书写文革时与历史拉开了一段距离，但小说并没有因为淡化的历史情境而使写作失去意义。王小妮的历史讲述是人的命运，是历史时空里亘古不变的人性，是独特的个体生存体验，这在个体诗学意义上展现了个体在面对历史时的选择的自由。小说呈现了小人物在历史大潮面前的真实反应，有怯弱和恐惧，有人性的善和美，有自己的诗意的空间。这些人面对历史巨变的不同反应，让小说具备了类似罗生门一般的多重空间，同时，这种多样性的叙事改变了人们对文革历史的单一刻板的记忆和认识，展示了一段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苦难诗意

王小妮是一个诗人，诗人的思维方式注定了她总是以诗意的笔法来记录生活的点滴。《1966年》里的那些平淡故事在诗人笔下也就有了诗的特质，王小妮以细腻的笔法仔细编织着生活的每一个画面，诗人特有的细腻笔触缓缓展开了1966年大变局下的生活画卷。小说尽管写到了那个年代的沉重和压抑，却也轻轻拨开历史沉重的一角，透入永恒与温暖的光芒，让人在沉重中也能看到人性的善和美，收获些许希望和诗意。

在1966年这个混乱的年代，很多人都会变，很多人的道德观价值观都被颠覆，但在小说里，读者会看到人性所不曾泯灭的善良之光。在那个政治观念裹挟一切的时代里，大部分人往往是以政治地位来判定个体的道德品质，但这些人有着他们的善恶是非观念，有着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意识，这是开在苦难中的善之花。这些饱含着情谊的画面尽管微不足道，只是历史长河中不为人关注的一个点滴，却为沉重的历史注入了具有力量的永恒人性之美，让苦难中多了一丝温情和诗意。

小说中很多故事是以孩子的视角来写的，这又让小说呈现出了童真的色彩。1966年在成人和孩子心目中是完全不同的。对成人来说，这一年是残酷的红色风暴，让他们无时不在恐慌和恐惧中；但对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狂欢的时代。政治运动的到来让所有既定的秩序都被打破，这个时代的一切都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却为不少孩子带来了欢愉的时光。孩子们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他们有无数的方法让自己在物质供应短缺的时代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传统关于文革的叙述大多是悲情的、控诉的、情绪化的，《1966年》则是舒缓的、绵密的，带着淡淡的诗意，这诗意不是作家刻意营造的，而是来自于那个年代真实的生活，来自于人内心深处隐秘的一角。这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诗，有人能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中找到自己的童真乐园，有人能在人性泯灭的年代保存内心的善，有人会在那个苍白的年代中保留对生活的梦幻想象。出于诗人的敏感，再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王小妮心里也能激起波澜，小说中的诗意正是来自于一些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但正如她所说：“在平淡中，在看来最没诗意里，看到‘诗意’，才有意思，才高妙。现在的世界太现实。人天生就应该有奇思怪想。”王小妮用诗人般飘忽的笔来写史，让黑白的年代里多了一层彩色，让苦难中多了些许诗意。

2014年，《1966年》入选新京报2014年度百本好书。

2014年12月，《1966年》入选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

2015年1月，《1966年》入选2014年《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评选”。

2015年1月，《1966年》入选央视新闻10本公认的2014年度好书。

2015年1月7日，《1966年》获2014年度“腾讯·商报华文好书”。

2015年1月16日，《1966年》入选由新华网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跨媒联合主办，亚马逊协办，京东图书音像特别支持的“2014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文学类。

2015年4月，王小妮凭借《1966年》在博库·全民阅读周刊春风图书榜的颁奖盛典上获得最高奖项——白金图书奖。

《1966年》是历史、是寓言、是恐怖故事，也是寒冷大地上一簇轻暖的抒情诗。（作家刘瑜评）

我喜欢这本书，1966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但是作家没有从正面强攻，而是从个人生活入手，并且运用了少年视角，少年是一个最敏感，最能感知世界，同时世界对她的伤害也最明确的时期。同时王小妮是一个诗人，她的语言带有残酷的诗意。（作家梁鸿评）

1966年，改变了许多大人物的命运；其实，也改变了更多小人物的命运。然而，历史记录的往往只是大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则被忽略。王小妮是诗人，以诗人的敏感、细腻，她用白描的手法勾绘出一群小人物的“1966年”。《1966年》是小说，更是历史。诗人写史，别具一格。（历史学者雷颐评）

《1966年》中的11个短篇创作于1998—1999年间，后于2014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集结出版。

王小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