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编辑

1980年以前中国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模式

插队，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通常是指1980年以前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的一种模式。

插队是上山下乡两大模式中的一种，另一种为去农场（包括兵团和干校），与去农场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有代表性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存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文革”前从1955年起，中国学习苏联解决城市冗员的方式，开始组织城市青年建设农村、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初只有少数典型如邢燕子、侯隽等属于插队模式，基本上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文革”前三年出现了较多人数的集体插队，但数量规模上仍然没有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模式。

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的社会陷入停顿，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开工不足，就业机会大幅降低。与此同时，1966届和1967届的中学生不能按时毕业离校，社会上闲置无业的年轻人逐年增加。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生（即“老三届”）同年毕业的状况，形成空前绝后的巨大就业危机。从那年起，将近两千万都市里16~20岁的年轻人以“插队落户”为名前往乡下，是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插队”的模式自此成为上山下乡的主流模式。

插队宣传画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

许多人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为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人数共10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集体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宣誓。他们的革命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去到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五十五”。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最远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由一队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三百万人。至次年，达到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一千七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