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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枭雄 编辑
韩燕来是一位来自上海郊区贫穷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干起了出租车司机的职业。由此接触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乘客，在自己的心里刻画出每位乘客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样的生活。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在被出租车司机视为最能赚钱的晚上，韩燕来也开始忙碌起来，后来有三个年轻男子上了他的车，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三个人原来是以抢劫倒卖汽车为生，他们劫持了韩燕来。在他被劫持的前期，他总是想要逃跑，但韩燕来在于他们度过一段亡命生涯的期间，与他们越来越投契，当抢匪准备放了他时，他居然很不愿意离开。韩燕来和他们三人一起过上了劫持司机然后卖车的道路。最后，当他们三人放松警惕，并希望可以一辈子快活的生活下去时，却峰回路转，一切如同昙花一梦，躲不过已经预示的血光之灾。
2003年王安忆去过两座废矿，一处是浙江临安大明山里的钨矿。另一处是马来西亚的一座城市附近的林明锡矿，王安忆将废墟作了小说中的场景，让人物藏身其间，在这里有一股宿命的空气，很适合作逃亡的终局。 场景就和人一样，具有着不同的性格，有的平淡，而有的却色彩强烈。王安忆感觉是一种命运的排定，写作的冲动奔涌而出，这个游走的故事就变成了《遍地枭雄》。
韩燕来
韩燕来在家中排行老小，由姐姐一手带大，从小就受到了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保护，直到一次受到母亲的责骂，韩燕来便踏入社会，开始学车考驾照，当上了出租车司机。在圣诞夜被绑架后, 认识了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人大王以及他的同伴二王、三王。 一开始被劫车绑架后，韩燕来一直在挣扎和反抗。在谈判过程中，韩燕来完全被大王的口才和诡辩吸引住，连续三次错过了逃跑的机会，甚至还为自己想要出逃感到惭愧。燕来成为了毛豆后，在身体上和性格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再腼腆，和伙伴们一起放声高歌。第一次口头作文时，流畅地讲出一段故事，获得了同伴的一致好评和鼓励。燕来害羞的性格不仅没有阻碍他与其他三人的交流，反而促进了他与“王们”友谊的进一步发展。在拿到属于自己的那笔钱，准备返家之前，燕来表现出非常不舍的情绪。在车站偶遇大王后，燕来终于明了自己今后的人生方向，那就是跟随大王，开始全新的生活。燕来在正式追随大王后，他们行走在各种车站和旅店之间，在他们一次抢劫杀了人后，藏身于一处矿藏的废墟，最后他们在此地被捕。
大王
大王身无正业，靠打劫为生，他知识渊博， 满腹哲理，在给手下三人讲演历史名人伟绩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对于大王来说， 这些历史伟人是一个语义模型的他者， 他把自我塑造的范型框定在这些历史名人上，试图在这个位移上实现自我成就的期许。他像一个真正的伟人一样， 豪气雄风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自负地观照人世间， 世俗的烙印。在与韩燕来他们行走江湖之后，选择隐居在山林的一座废墟中，他们这段江湖生涯在废墟中终结。
作品主题
小说的主线是韩燕来被劫后，逐渐被劫他者同化，加入了他们的团伙。在游窜的一年中，与他们一起劫车，最后走上覆灭的过程。 小说的叙事沿着两条交织的线索展开，一是在韩燕来的成长中植入农村城市化的现实，二是在空间的位移中呈现价值失范的焦虑感。
小说描述了在时代的冲刷和洗礼下，一群都市边缘人的抗争和宿命。一个上海郊区普通农户的孩子韩燕来所遇到的意外事件，这个意外让他碰到三个不一样的偷车贼，把他从正常普通的的士司机生活轨道拉入到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地。
艺术手法
从故事的表层看，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与三名劫匪的生死恩怨、 情感纠葛。但穿透叙事的 “传奇” 表层，触摸到了作家上海叙事的内在转向：性别的另一张脸谱，空间的双重变轨。故事的仪式场等美学策略的更新，让读者看见了作家上海叙事的另一种声音，以及作家对自我与他者、与历史秩序之间复杂而多重关联的哲学思考，从而产生一种包容的、 多面并存的生命视野和悲悯的人性关怀。
单从人物的外形来看，作者以往作品中苍白孱弱的男性形象荡然无存。小说中的大王、二王、三王和韩燕来这四个男性不仅仅在外表上是青春活力，健康有朝气的。在思想上，以大王为代表，他们崇尚霸业，长于思辨，不拘泥于常规的思维，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这与王安忆其它小说中软弱无能的男性形象相比，无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阳刚之气除了表现在人物的外形和思想上，这体现在对文章的细节的处理上，作者同样别出心裁地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方式。
小说次叙述层可以看得很清楚谁是叙述者，而回归到主叙述层，可以发现，叙述者隐匿在文本之后。一方面，叙述者始终保持着与人物的距离，以观察者的身份记录人物，但同时又身处评价的漩涡。另一方面，小说大量使用转述语，很少有直接的对话描写，即使涉及到两个人的对话，都要加上引述语，表现得比较间接。叙述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人物的话语，体现了叙述者的控制权。
小说中出租车被劫前完全是“众生话语”式描写，作者用细腻得壅塞、窒息的笔触，用层层密密、扑面而来的意象，叙说着燕窝、燕飞、燕来三姐弟微妙的关系。出租车被劫后，小说陡然转入一个与“众生话语”截然不同的世界。 小说还通过人物自身行为的强烈反差，构成荒诞、反讽的效果。在写这些小人物的灰色人生时，作者故意以雅化俗、以善化恶、以喜化悲，人物充满着反讽性。本来这些人物在社会的底层，是社会的边缘人，但作者偏偏冠 以袅雄的美名。人物本来文化程度并不高，却故意让他们玩词语接龙等高雅的游戏；人物其实在作恶，到处流窜抢劫杀人，却故意展示他们善良的一面；人物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作恶，冒着生命的危险，承受离别亲人、背井离乡的痛苦；人物的心理应该是悲苦的，但小说却故意忽略他们内心悲苦的一面，而展示他们快乐的一面。
小说舍弃了犯罪题材本有的戏剧性故事外壳，不再过多描述几个人物四处流窜、劫车逃亡的行动，而重点关注人物活动场景，着意刻画都市的光怪陆离、乡镇的杂乱喧闹、废弃矿山的颓败僻静；不再满足故事与悬念的编织与推演，任意插入各个人物的生活历史回顾以干扰延宕故事演进；不渲染杀人越货紧张刺激的场面而充分演绎几个人物的精神游戏；作品始终将笔触置于成长者的内心，一一展现他们内心的情感体验。
作者将小说中的重点叙述对象转化成了男性，以往被边缘化的男性形象在小说里成了叙述的焦点，在小说中有意识的拒绝和屏蔽了所有女性的存在。作者“莫谈女人”有意地把女人这一群体完全地屏蔽开来，这种貌似极端化的写法其实只是更进一步地向我们揭示和论证了完全脱离女性、脱离社会的男性独立价值的不可能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尽管叙述对象彻底地转化为男性，为男性树碑立传，恰恰是从反面更好地论证了作者一向写作的立场“女性中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