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获得正式命名。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意识形态，是文化系统整体性的话语想象，它从社会－文化批评的角度审视作品的生成与存在，对文学史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同时，它对传统的文学史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文名：新历史文学

发源时间：20世纪70年代

发源地：美国

文学价值：对文学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中国新历史主义文学以个人化、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关注历史中边缘的人与事，风格更趋民间化、大众化。历史观的改变以及历史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是促使历史文学创作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将新思维、新方法与传统历史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是新历史主义文学面对的实际问题。

新历史小说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就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倾向是相一致的。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自觉地从历史的废墟中走出，尽可能的凸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特征：

现实性

它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简单地、表面地连在一起，不是为了说明现实中的某个观点和某种思想去演绎历史，更不是借古喻今，而是一种内在的联系，是历史与现实两个阐释维度的联系。作家对历史的理解、感觉和激情，说到底是由现实所给定的，他绝不可能离开现实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的影响。所以说作家的历史叙述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新历史小说“新”在它包含了新的社会历史观念。

深刻性

新历史小说由于它与现实社会进程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它是在一种新的高度上思考过去，是用新的思维诠释历史的，是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的、新的语境中表现历史事件的，所以可以做到更准确，更客观，也更深入。新历史小说的深刻性包含着新的历史文化理念和新的历史文化精神；包含着新的社会价值判断和新的时代及民族情感。我们通过小说中各种人物的细腻的心理分析，体会到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而且是文化的斗争，是文明的抗争，归根结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较量。

重要性

即在当今文学走向中的意义和作用。在文学中提出重写历史或重审历史的观点和与此相关的写作已有很长时间了，不乏各种突现个人情感和想象的历史演释。但相比之下新历史小说，或者说新历史文学更尊重历史，更看重历史的本质性特点和基本精神。它们既是对传统的突破，又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写作的否定；在批判中体现了继承，在解构中强调了建构。它把“自我”导入历史社会激情里，把历史批判纳入到社会重建之中，把对现实的关注融合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注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不仅对历史文学，而且对整个当前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历史小说并非西方新历史主义直接影响下的产物，而正因其历史意识与新历史主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而被命名。“新历史小说”中折射的新历史主义精神表现为：其对“正史”观与“历史进步论”进行的挑战与质疑并通过挖掘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的它异元素、以及主动选择边缘化立场来构造历史的“互文性”来实现；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消解理性主义的本质论、决定论，从而呈现共时性的历史；最终，解构由策略变为目的，历史的虚无性被合法化。

新历史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新的历史意识的创作思潮。因其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同样具有新的历史观，学术界在对其命名和界定时存有歧异。从对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的历史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历史精神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新历史小说是在各种思潮影响下，新的创作模式与新的历史意识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新历史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说明。

对于新历史小说产生的原因，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大的歧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新时期文学“经过短暂的修复历史的叙事”(如《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随后进入反省历史的叙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主体论”、“异化””的提出)，接着是“对历史本身进行直接的质疑”。“由此出现了一部分小说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年代的故事”(如李晓的《相会在K市》、潘军的《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对历史直接的审视必然导向对历史观念本身的质疑”(如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等)。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先科认为：“新历史小说正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出现裂缝和作家文学编码意识加强的前提下出现的，它直接的思想源头有三个：寻根小说对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弃而亲和世俗性、‘史’'性题材的倾向和先锋小说的文本戏拟对意义消解的倾向以及新写实小说向世俗性价值妥协退让的趋势。”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颜敏认为，新历史小说分为四个阶段：“1986年有乔良、张炜、莫言和周梅森；1987年的先锋作家有洪峰、苏童、格非、叶兆言；1989年的新历史主义作家群，包括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刘恒、方方、池莉、李晓、杨争光等；1992年之后的家族小说作家是李锐、陈忠实和张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清华把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勾勒为：作为前提和基础的1987年以前的启蒙历史主义阶段。作为主体的1987年－1992年的新历史主义或曰审美历史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1987年－1990年前后的，以近现代历史背景为空间、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近世新历史小说和1990年－1992年出现的第一批长篇新历史主义小说及1992年之后的家族长篇小说三个部分。作为余绪和尾声的1992年以后的游戏历史主义阶段。颜敏、张清华的文章分别刊发于1997年、1998年，可以视其为是对新历史小说发展过程的一种总结性回顾。但是，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学昕对90年代的新家族历史小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相武对90年代更方年轻一代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仍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对新历史小说衰落的原因，研究者们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张清华认为，1992年之后，新历史小说“离历史客体愈来愈远，文化意蕴的设置愈加稀薄，娱乐与游戏倾向越来越重，超验虚构的意味愈来愈浓。新历史小说的‘新’似乎正越来越与无数迎合大众口味与商业规则的‘旧’小说重合，并主动迎合影视大众艺术的要求与口味，这似乎已标志着这场历史与文化乌托邦式的艺术运动的最终衰变与终结”。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从民间立场自身的缺陷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土匪故事和家族史故事这两大民问题材是新历史小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民间因素并不能保证文学艺术对世俗力量的抗拒，相反，当影视的商业手段利用这两大民问题材来迎合海外市场的需要时，文学史落到了影视皇帝的‘后妃’的可怜地步。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蔡翔从历史小说作家新的精神立场的缺失这一角度指出：“如果没有更为强大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导引，在对现实的妥协与认同中，新历史小说“很快就会沦落成为取悦大众并走进大众消费”。

对于新历史小说兴衰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关系，研究者们论述不多但意见比较一致且十分到位。张清华认为：“在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主义作为独立的理论方法尚未得到评介和关注，因而不能想象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股以新历史主义方法为指导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但是，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在80年代中后期却已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文学的历史主题写作中就是对以往的主流历史采取了不约而同的拆解态度”。同时，研究者们清醒地看到了新历史小说所体现的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相类似的特征有着中国本土文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张清华认为：新时期第三代诗歌群体“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中对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的阐述，实在已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国内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度”。对于新历史小说兴衰与西方新历史主义兴衰的内在关联，程蓉有着十分精辟的概括：“由怀疑历史文本，寻访历史真实到历史真实的陷落，由挑战权威历史言说到过分放纵主体，把玩历史的‘话语嬉戏’，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留下了一条极其相似的、耐人寻味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