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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学士 编辑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
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
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关于宦官政治，民间不少人存在很大的误区，认为明朝因宦官的存在极其黑暗。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如果真的是腐朽透顶的话，自然不会有此国祚。有明一朝，自朱元璋罢黜丞相之位后，因工作量过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只能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时日一久，内阁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宰辅机构，这便是外廷，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
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权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可以在内外廷的合作下保持稳定，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但国家仍然可以做到繁荣稳定，甚至出现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在某些时候是通过太监沟通的，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在某些情况下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明英宗以后，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问政事，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
有些人据此认为明中叶之后的政治极度黑暗，其实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叶之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使得内阁更加具有民主性，如徐阶任首辅时，就在面对分歧时在所有阁臣中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得出最终决定。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内廷的作用与内阁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大略的推行以及政治抱负的实现都是由内阁来完成的，而内廷则只能扮演一个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