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词派编辑

清代前期词派

浙西词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影响深广。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者都是浙江人，故称之。朱彝尊与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并称“浙西六家 ”。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走向鼎盛，阳羡派悲慨健举、萧骚凄怨之声，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异响，以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播扬上下，绵亘康、雍、乾三朝。

词起于唐，盛于宋，而衰于元明；到了清代，词的创作和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词家辈出，词作繁富，词坛上出现了不同的流派，词论上主张各异，创作上风貌纷呈，加上大量地整理编印词集、词选、词话，一时景象繁荣，蔚成大观，被人们称为词的中兴时期。在清初诸词派中，浙西词派是当时和后来影响都很大的一个重要词派。

浙西词派是因其开创者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浙西人而得名。朱彝尊，字锡鬯（chàng畅），号竹垞（chá茶），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精通经学考据，工诗能文，诗与王士祯为南北两大宗，尤擅长词；其《曝书亭集》中，收有词集《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等四种，计七卷，凡五百余首；加上拾遗和补辑的词，共有六百多首；有清诸词家中，除阳羡派词人陈维崧外，词作之富很少有人与之匹敌。朱彝尊的同里词人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等，他们同气相求，互相唱和，与朱彝尊合称为浙西六家；龚翔麟曾将各家词作合刻为《浙西六家词》。

浙西词派以浙西词人为主，同时也包括创作倾向与之相同的他籍词人，如同时稍晚的桐乡（今安徽桐城北）人汪森、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钱芳标、仁和（今杭州）人丁澎等，虽不是浙西人，但在论词观点和创作特色上和浙西词人同承一脉。因而也极力推波助澜。正如朱彝尊在《鱼计庄词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耳。”

产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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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因

姜夔

明末清初，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江南是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云间词派、吴江郭麐的《灵芬馆词话》、海宁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等，理论阐述较多。综括起来，浙西词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批评元、明词风。针对明代词的弊病，适合清初时代需要。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词风为圭皋，学习他们的清空、醇雅，以适宜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汪森认为南宋姜夔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

第二，为词尊体，提高词的地位。词历来为诗余。浙西派词人将它当作寄托家国之恨的工具。朱彝尊认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益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

第三，艺术上提倡词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词体。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他们选编《词综》也好，自己的创作也好，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藉地表达出来。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空中传恨"。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

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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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鹗手迹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chá），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试，出仕清廷。博通经史，工诗词古文，尤长于词，有《江湖载酒集》等词集4种（注：朱彝尊诗词文辑入其《曝书亭集》。他又有《明诗综》，《清史稿》卷四九一本传称“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铨次为最当。”），是浙西词派开创者，与李良年、李符、沈皡日、沈岸登、龚翔麟号为“浙西六家”，和陈维崧并称“朱陈”，执掌词坛牛耳，开创清词新格局。他推尊词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张为圭臬，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还与汪森辑录《词综》，推衍词学宗趣和主张。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时，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风，席卷南北。

朱彝尊词集里“宴嬉逸乐”的欢愉之辞，有《静志居琴趣》写男女爱情，《茶烟阁体物集》和《蕃锦集》的咏物集句。其中情词为世称颂，独具风韵，如《高阳台》“桥影流虹”，《无闷·雨夜》“密雨垂丝”，《城头月》“别离偏比相逢易”，《鹊桥仙·十一月八日》等，感情真挚，圆转流美。《桂殿秋》描写心心相印的男女爱情，含蓄不露，情致深婉，是情词的佳作：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因他身逢易代，故国沧桑，也提出词中十之一“言愁苦者”，要“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织进时代的悲哀与亡国的感慨，将磊落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化为歌儿檀板。所以《江湖载酒集》中的词作，时见愤激，哀婉沉郁，如《长亭怨慢·雁》、《风蝶令·石城怀古》、《百字令·度居庸关》、《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等。《卖花声·雨花台》抚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写得视野开阔，精警有力，最能体现他的才情和风格：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句琢字炼，清醇高雅。浙西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使艳情咏物，也力除陈词滥调，独具机抒，音律和谐。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浙西派带来堆填弄巧的风气。

词派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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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词派的词论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现实意义。它是企图匡正明代词坛俚俗粗陋之流弊，以醇雅清空来洗除纤靡淫哇之颓风。出发点有积极性，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不但在当时有号召力，而且对于整个清代词坛影响甚大。但他们标榜醇雅清空，仅在词的格律、技巧上下功夫，而没有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对作品的内容方面重视不够，题材不广，开掘不深，寄兴不高，走的仍是一条格律词派的老路——这是一条愈走愈窄的通幽曲径，没有宽广光明的前途。这正是浙西词派的局限所在，也是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空中"寄情。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炼"上下功夫了。朱彝尊有时为了强调词之体色，又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这也给后世以不好的影响。

但总的说来，浙西词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初反映现实的需要，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尖锐，逐渐发展壮大，又随着清王朝的巩固繁荣而衰落。至乾隆年间，浙西词派中出现了"三蔽"(淫词、游词、鄙词)，于是常州词派出而代之。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浙西词派后起者如杜文澜、张鸣珂等人词风也有了转变。而且，常州词派也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