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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 编辑
文人画（Literati painting），也称“士大夫写意画”、“士夫画”，古代艺术教育内容，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始于唐代王维。作者一般回避社会现实，多取材于山水、花木，以抒发个人“性灵”，其中也有对民族压迫或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标榜“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重视书法、文学等修养及画中意境之表达。对传统美育思想及水墨、写意等技法的发展颇有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以诗书入画，于山水、花鸟等自然物象中寄兴托志、抒情达意，自王维，经苏轼、赵孟頫、沈周、唐寅、董其昌、张宏、仇英、徐渭等人，成文人画一脉。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和诗书画印综合修养的传统、画格简淡的境界追求，以及崇尚和谐仁爱的审美理想。
南宋 李迪《风雨归牧图》
书卷气或称“诗卷气”是文人画评画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文人画讲究在画作中体现出诗意。文人画的作品大都以山水、古木、竹石、花鸟等作为题材，以水墨或淡设色写意为表现手法。在墨和色彩的选择和使用上，文人画比较重视水墨的表现力，讲究墨分五色，善于通过墨浓淡干湿的不同变化，描绘不同的物象，抒发不同的情感，寄寓作者的情怀。文人画独特的创作思想和绘画风格是中国画的宝贵经验和传统，以特有的"雅"而独树一帜。
明 唐寅《秋风执扇图》
文人画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形式，与山水、花鸟、人物等中国画上并列，不在技法上与工或写有所区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 “ 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 。此叫做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 。文人画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 “雅 ” 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对此评论家王进玉认为，自文人画出现以后，中国画在士大夫阶层得以极大发展和提高，更加注重综合修养的表达，不仅是“画，形也”“以形写形，以色貌色”那样直观的表现，更注重笔墨心性、境界格调、思想情韵的抒发以及人文精神的彰显，追求“画外之画”“意外之意”“境外之境”。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早在两晋时代，一些画家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诸如王维的“画乃吾自画”思想，宗炳的“畅神”说，王维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等，都应看作是文人画的滥觞。
宋代以前
五代 董源《龙宿郊民图》
宋代
北宋 范宽《雪景寒林图》
北宋 苏轼《枯木怪石图》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
元 吴镇《双桧平远图》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明代
明 张宏《青绿山水图》
晚明张宏一出，拓展了文人山水画新的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张宏则予以总结和创新，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张宏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重视继承古代人的笔墨传统，把对风格的追求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而且，由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张宏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对后来画坛有很大影响。涌现出一批师法自然，重视写生的优秀画家 。
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回归自然，到大山里去写生，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
张宏的写生论及其师法自然地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还有四王和吴恽等画家。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和石涛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清代
清代到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八怪”（“扬州画派”）、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郑板桥《竹石图》
封建士大夫既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不叫“文人画”也会文气十足、学养深厚。
古时的文人画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真性真情。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来。
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雅”人之“好”的标尺，就是格调。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位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语所说“好画还需识者看”。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画作必然言之有物。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璞归真、大巧若拙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艺术风格
文人画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涌现出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古代文人画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零”， "零"既是白既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似 "此时无声胜有声"。 文人画重书，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这就叫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征，又决定了文人画在题材选取上有趋同倾向，即山水、花鸟、尤其梅兰竹菊等成为传统的表现题材。相对来讲题材是比较狭窄的，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题款在创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题、丰富意蕴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题材，通过具有不同含意的题款，可以揭示出每个画家（或同一个画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创作用心和艺术追求。
绘画主张
古代文人画扇面
主张以思入画、以心入画、以情入画、以理入画、以趣入画、以意入画、以文入画、以诗入画、以书入画。以形写神，笔墨简约，以情造文，笔不妄下。
伍嘉陵 《荔熟鱼肥》
中国传统绘画重要风格流派。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芾，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
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 | |
隋唐五代 | |
北宋 | 苏轼、李成、范宽、李公麟、米芾、郭熙、赵佶、张择端、李嵩、王希孟、文同、吴元瑜、崔白、易元吉、赵昌、王心鉴 |
南宋 |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吴炳、赵伯驹、陈容、林椿、米友仁、梁楷 |
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赵孟頫、夏永、赵雍、王渊、王冕、任仁发、柯九思、方从义、顾安、颜辉、刘贯道 | |
戴进、王绂、周臣、商喜、吕纪、林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张宏、陈淳、徐渭、吴彬、吴伟、崔子忠、篮瑛、项圣谟、陈洪绶、陈栝、丁云鹏、曾鲸 | |
八大山人、石涛、王时敏、邹喆、王鉴、王翚、龚贤、髡残、王原祁、吴历、弘仁、恽寿平、樊圻、谢荪、胡慥、郑板桥、金农、蒋廷锡、华喦、李鱓、邹一桂、叶欣、高岑、李方膺、汪士慎、黄慎、罗聘、任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