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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生南国 编辑
《红豆生南国》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中篇小说集，首次出版于2017年6月。
该小说集共收录《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部小说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从而表现了人物的青春，爱与孤寂。
《乡关处处》：上海巷弄中，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不论是在上海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地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 在月娥众多东家中，只有投宿的爷爷一家让月娥感到了久违的舒心。爷爷年轻时也有叱咤风云的日子，曾做过明胶工厂的厂长，只是后来陷入三角债中，差点深陷囹圄，晚年虽不富裕，但也到了儿女反哺的时节，生活过得不至拮据，月娥的加入也为其安然无虞的生活平添了色彩。月娥在爷爷家养了一只通体雪白、耳朵异色的猫，月娥疼爱这只猫，所以当爷爷得了湿症和哮喘时，爷爷女儿执意要把猫送人时，月娥据理力争，留下了这只猫。在月娥节前返乡前最后一次带着同乡们和爷爷聚会，她和这些同乡们一样，已非当年刚从乡下来的、两手空空的“异乡人”。小说结尾，月娥带着那只猫回到了农村。
《红豆生南国》：他自幼家贫，被亲生父母以“三百番薯丝”换给了养父母。养母带着六岁的他偷渡到南洋去寻养父，却落脚在了香港岛。日子艰苦，养母的爱浓烈又粗暴，可养母供他读书受教育，他得以成人，娶妻生子，看上去，生活得跟别人并无二致。可他从未有过片刻安稳踏实的归属感。从风云激荡的五六十年代到人心栖遑的世纪末，他在香港度过了童年与青春；经历了学运、恋爱、婚姻、丧母、离异、寻亲等一系列浮沉，一晃眼已是中年。他忐忑、犹疑、对生恩与养恩孰轻孰重难以抉择，他心思细密，却行为被动，怀抱浓情与美德，却无法给予也不敢收受，只能相思。他自我放逐般出门旅行，行至宝岛台湾最南端的垦丁，看见了丛丛簇簇的红豆，俗称“相思豆”。心惊之余，有如大梦初醒。
《向西，向西，向南》：陈玉洁和徐美棠，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却有着共同的生活路线：她们经不同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她们的人生与情爱也随着时间和地理的变迁推演起伏。
乡关处处 | 红豆生南国 | 向西，向西，向南 |
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她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乡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20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她称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
他：《红豆生南国》中人物。他是养母用“三百斤番薯丝”买来的，这“三百斤番薯丝”的价值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耿耿于怀，直到他和养母要一起去菲律宾寻找养父时，大船搁浅，他差点丢掉性命。而这一次劫后余生也冥冥之中将这对母子彻底带去了异乡——香港岛。他在异乡慢慢长大，读爱国学校，偏爱戴望舒、徐志摩，还有林徽因，也爱香港氤氲集散的天空。在这里，他认识了妻子，也组建了家庭，虽然这段婚姻在阿姆去世后最终瓦解，但夫妻二人并非形同陌路，也都在寻找着复合的可能，却也更愿意遵从内心选择。也许是没有了家庭牵绊，也许是中国人认祖归宗的传统不自觉地膨胀，他选择回归闽南故里找寻生母。
月娥：《乡关处处》中人物。月娥是一个从绍兴农村到上海的外来打工者，在班车上，她惦念着留守在家的丈夫五叔和儿子、媳妇，想到了极远的终了，还是要回来面对现实，对即将开始的上海的异乡生活仍存在着衣食住行的多方焦虑。在上海，月娥尽其所能地跟上此处的快节奏，与时间赛跑，辗转多个主雇家，给“外国女婿”一家做保姆，在商场做保洁，帮同乡顶工。许多东家的形貌都在辗转中日渐模糊，只有投宿的爷爷一家让月娥感到了久违的舒心。
徐美棠：《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徐美棠在纽约经营中餐馆，她的“准丈夫”福建人得了重病需要换肝。小说结尾，她和陈玉洁在在美国西部的南岸加州圣迭戈以南，共同经营了一个餐馆，生意还算红火。
陈玉洁：《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陈玉洁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公关经理，因工作的缘故在上海与汉堡两地往来频繁。二十年前，迫使陈玉洁和丈夫脱离体制自主创业的动因是住房局促，后来她和丈夫的事业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左右逢源，赚了钱，买了高档社区的商品房，因为女儿高中毕业，要去美国读大学。在女儿的怂恿下，陈玉洁准备在美国买房，在美国稳定下来，没想到丈夫的背叛让一切变成了白日梦。
作品主题
《红豆生南国》讲述了男主人公自移入香港之后所展开的人生历程。在这部小说里，王安忆在延续自身重于描写个体经验和日常生活创作观念的同时，不再局限于对男女情爱的表现，而是从人与人的实际关系中抽出了一个超越于爱情、亲情等情感形式之上的词语，即恩情，以此表达出她对世态人情的理性思考和对伦常的再解读。小说在主体层面上说的便是人与人之间所存的“施恩和报恩”的关系，“我”的大半个人生就陷入了应对种种恩情的境遇中：养母之恩，生母之恩，妻子之恩及其他女性所给的爱情之恩，并时刻想着报恩，怀着感激的态度对待一切人事。“恩情”是王安忆对于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解读。
“情与爱”作为香港的城市精神一直漂浮于王安忆对香港的写作中，《红豆生南国》中，王安忆不仅视“情与爱”为“香港”的精神内涵，还将之扩展为一种超越具体情感形式的“有情”属性，与“我”的性格内容有了契合点。“我”的“有情”恰恰是“香港”这座城市于市井层面中有情有义的体现。另一种是二者都形成了“离乡——归乡”的命运结构：被卖的“我”跟随着阿姆离开内地进入香港，后来又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寻找生家，“香港”也同样走过了因被侵占而离开故土后又“九七回归”的历程。如果说，文艺报刊上开辟的“故乡情”一栏寄托着“我”自身所怀有的“离乡和归乡”情感，那么，这种“故乡情”实质上不仅仅是“我”的情感，还是香港人的，是香港这个城市的。进而言之，“我”和“香港”也共同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这源于精神内涵和历史命运方面的同构性使得“我”的命运和心理不再具有纯粹的独立性，而是变成了对一座城市的镜像式演绎，进而造成的结果是小说在写“我”的人生历程时常会发生“越界”，使得原本作为历史背景存在的“香港”变得异常凸显，从而“溢出”成为了文本的书写对象与意义所指。
《向西，向西，向南》中，陈玉洁、徐美棠在域外萍水相逢，“向西，向西，向南”是她们一路迁徙的人生路线，她们在“异乡”回望“原乡”，“原乡”的根捆绑着两个在“异乡”挣扎的灵魂，乡愁被转换为因积极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情感支撑。两个人在“异乡”的自我救赎与自我实现，最终实现了对“异乡”由对峙到认同的情感过渡。《乡关处处》则将镜头探入王安忆熟悉的上海巷弄，以小人物月娥波澜不惊的生活照见城市与乡村的对峙融合。
王安忆在该小说集中，以极其细腻、平缓的基调呈现出“原乡”与“异乡”的具体图景，借助“原乡”与“异乡”的双重视阈，关注徘徊于“原乡”与“异乡”之间的都市移民个体的生存现状与精神世界。小说集中“原乡”与“异乡”的一种打破二元对立的、和解的、良性的交流，是一种从对峙走向融合的认同关系。最初的对峙来自于人们初到“异乡”的物质局促与精神困顿，而作者并未将笔触停留在这种困境之中，而是在“异乡”感受到挫败和艰难时依旧能够坚强地走下去，最终能够在积极地与“原乡”融合时，坦然回望“原乡”的崭新姿态，在“异乡”落地生根，以理性开放的文化身份找寻到了“原乡”与“异乡”交汇的最佳着力点。
艺术特色
《乡关处处》描写了保姆月娥，实际上，钟点工、保姆和护工已经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代小说对他们的描写数量不多，方式和结论也就几种。王安忆的描写，既是单个独特的人的刻画，又是为这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赋形，难得的是，这两种动机在小说里互相成全和生发，而不是互相贬损。小说涉及种种社会问题，如乡村的“空心化”，然而月娥的活力、耐力和朴素识见本身是自乡土中长出，也正是这种活力、耐力和朴素识见，填充进了城市，对城市的运转至关重要，由此也使乡土和城市建立起新的关系。在月娥们的现实中，上海符号化的存在变得不再重要，它就是一个通过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的迁徙而成就了的空间。令人感动的是，无名者的“生计”同时也创造出了他们自身的个性与面貌，一种真正的人物的个性自由因此而诞生。
“香港”这一元素在《红豆生南国》里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城市书写，因为它在成为人物活动背景的同时也成为了小说的写作对象，双重角色使它获得了一种可超越于人物而独立生成意义的地位。此时，这里的“香港”便类似于《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里的“香港”和“上海”。换言之，《红豆生南国》对城市的想象既抓住了香港城市的精神实质，又将城市的历史转化为人物的命运，从而以人物的“有情”人生实现了对“香港是有情的”这一定义的诠释，以人的命运遭际和心理变动推展开了“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及其精神世界。
《人民日报》：初读这几部新作，书页里凸现的依旧是人们熟悉的王安忆绵密从容的风格，其文笔精致老到，几入化境。她抛弃了冗长、重床叠架的欧式语句，多用平易朴实的短句，圆熟中透出朴拙，使全篇增添了几分古典白话小说的神韵气象。昔日杜甫评价庾信的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用在她身上也是合适的。
出版时间 | 出版社 | ISBN | 版本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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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978-7-02-012626-2 |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