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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编辑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吴晓波创作的经济变革史类著作,首次出版于2013年8月。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将目光聚焦在经济体制变革之上,以及这种变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必然性。从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该书的内容横跨了2700年,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上分析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辩驳得失,以史为鉴。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 |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 |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 |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 |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 |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 |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 |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 |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 |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 |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 |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 |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 |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 |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 |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 |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 |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 |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 |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 |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 |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 |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 |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 |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 |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 |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
宽松与禁榷并举 | |
士绅经济的定型 | |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 |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 |
“改革标本”王安石 | |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 |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 |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 |
城市化率的下滑 | |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 |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 |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 |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 |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 |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 |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 |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 |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 |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 |
地方自治的试验 | |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 |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 |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 |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 |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 |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 |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 |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 |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 |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 |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 |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 |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 |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
1998年的“三驾马车” | |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 |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 |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 |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 |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 |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 |
跋 | - |
一、分析工具与脉络
在书的开端,吴晓波提供了两个观察和研究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无产阶层。吴晓波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这四个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二、历次变法得失
吴晓波逐一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变法:
春秋时期,当地球上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的时候,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却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推行“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的经济改革,并提出“寓税于价”的办法,使得齐国国库充盈、国力强大,成为春秋“五霸”首霸,吴晓波赞管仲为“中国古代的凯恩斯”。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商鞅变法历经“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最终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虎狼之国”。
西汉汉武帝变法,通过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导致了负面效应: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政府信用被严重透支。
唐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给民众自主经营,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版的“小政府,大社会”,城市经济空前鼎盛,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繁荣的朝代,但最终地方势力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安史之乱。
十世纪,王安石奉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推行了农耕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的经济改革,变法实施后,国库为之一饱,但却让衙门成了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
清末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图洋务而不改制,在民间资本大好的情况下却造成两次国进民退,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温和改革的“时间窗口”被猛然关闭。
二十世纪初,北洋民国和国民党民国在经济上进行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试验: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第二次是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维持大一统的四个基本制度全面崩溃,出现了强大的民营经济,宋子文、孔祥熙开始变法重建统治阶级,最终在宏观经济领域全面失败,其间造成了两次大的国进民退,在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全面国进民退,经济活力全失,国贫民弱。1978改革开放,“没有蓝图的改革”,开始全面复兴经济。1994年政府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经济的主导权由地方上交中央,为日后的中国经济打造出了“三驾马车”,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火车头;但国企改革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千万产业工人被抛弃,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
两千多年以来,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难事。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间均不过两三代人。
然而,除兴盛规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三、对未来经济改革方向的判断
对于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吴晓波坦陈作为一个经济史的研究者,并没有能力完成“顶层设计”工作,仅试着给出了几个基础性的判断:第一,统一文化是一切经济改革的前提;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首要的突破口不是调整政府与民间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贵分配;第三,恢复民间资本的活力,不是笙断行业的一次性瓦解,而是从金融产业的开放为突破口的渐进开放;第四,国有资本集团的改造,不可能以全民私有化为第一目标,而必须探索新的管理和利益分配模式;第五,避免改革动荡的关键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第六,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不一定能保障经济改革成功,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的经济改革一定不能成功。
2013年,该书入选新浪2013年度中国好书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