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城 编辑
《文城》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21年3月。
《文城》讲述了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北方青年林祥福与南来女子纪小美相遇、相爱，但小美在生下一女儿后突然离开，再无音讯，林祥福背着女儿一路南下，寻找妻子小美所在的“文城”的故事。该书承续了余华民间叙事的风格，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
小说以清末民初的乱世村庄为背景，书写一位带着女儿寻找妻子纪小美的男子林祥福，在一个叫溪镇的南方村庄落脚，他操持木工的工作，结交朋友，日子逐渐过得平静安定，而此时外部世界正在剧烈变迁，军阀和匪祸逐渐影响了村庄的生活 。在溪镇人最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他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没有变。他的过去和一座谜一样的城联系在了一起，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原本不属于这里，他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为了一个承诺他将自己连根拔起，漂泊至此。往后的日子，他见识过温暖赤诚的心，也见识过冰冷无情的血。最终他徒劳无获，但许多人的牵挂和眼泪都留在了他身上 。
1998年，余华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来写够一百年的故事，但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下来，《兄弟》出版以后又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2020年疫情，才最后写完《文城》 。该书从构思到完成花费了21年，余华把该书定义为“非传统的传奇小说”，他认为传奇小说的叙述通常是用故事带动人物，区别于写实小说用人物带动故事。该书最初名为“南方往事”，但余华认为这个书名给人感觉相对比较虚，后来，他的妻子提出了《文城》的建议，余华一听觉得十分合适便采用了 。
余华在创作过程中为了寻找资料，曾去过北京琉璃厂的一家中国书店购买并阅读了大量书籍，小说中顾益民怎么把他身上的腐肉去掉，都是在中医书上去摘抄下来的，而写到一场下了18天的雪灾，也是依据资料中清朝康熙年间的无锡太湖区域曾有过40余日的大雪 。小说中悍匪张一斧被杀的情节是余华的妻子要求的，“必须把他写死，不死不行”，余华只得花了三天时间想怎么把张一斧写死 。
林祥福
林祥福是一个沉默寡言、重情重义的谦卑男人，他与南来女子纪小美相遇、相爱，但小美在生下一女儿后突然离开，再无音讯，林祥福便背着女儿一路南下来到溪镇，他在这里落脚并操持木工的工作，替很多人家免费修理门窗，只为追寻妻子小美的踪迹。但军阀和匪祸逐渐影响了他的生活。
纪小美
曾被卖作童养媳、被公婆排挤的纪小美北上跟了林祥福后却卷走林家财富出走，她虽然无法与林祥福相认，但从未放弃对女儿的牵挂。纪小美与余华笔下的任何一位女性相比，都更加复杂多面，柔软又坚硬，驯良却叛逆。
张一斧
土匪头子，空有一身技艺的张一斧只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还梦想坐上顾益民那样的八抬大轿。他为祸四方，到处烧死抢夺，强奸妇女，戕害老人小孩，手段惨不忍睹，可谓比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顾益民
民间乡绅的代表形象，他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处处替村民考虑，有大局观，深得民众爱戴。舍得出钱。但他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不如其女儿。
苦情叙事
余华将《文城》置于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又以雪灾和匪祸构成艰难的生存环境，其中的人物从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到被卖作童养媳的小美、天生就失去母亲的林百家，无不面临艰难困苦。如此背景使得林祥福这样愿意救赎的人、陈永良这样始终记得复仇的人，还有顾益民这样感恩图报的人显得尤为难得，就算是那个心存欺诈之意跟了林祥福却两度出走的小美，也有《文城补》的陈述补足了她的悲哀和不得已。《文城》中人物的善良并非没有根基，他们的善是一种维持人伦的善，是基于五伦——婚姻、亲子、朋友关系之上的善。如果说所谓苦情主要来自于世事浮沉、不由自主以及这种境况下的人伦破坏，他们的善也就体现在于这样的环境中仍然为了人伦圆满而牺牲自我。读者也应当注意到书中人物或者叙事者对于苦难的沉默。《文城》中的“和尚”可能是个例外，他为自己当土匪做出解释，也仅仅停留在慨叹乱世身不由己 。
俗世传奇
余华传奇小说的特点在于由情节驱动人物，而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在于用人物驱动情节。也就是说，传奇作品中的人物可能存在情节“工具人”的性质，形象较为简单，情感也更为分明。《文城》里，林祥福和陈永良挣钱的过程充满诗意，二人具有高尚的品德，甚至会修理无人居住的宅屋的门窗，手工艺精湛更像是为林祥福的工匠传奇再增添了一笔传说色彩 。中国式的悲剧总会弱化悲剧性，渲染传奇性，比如，林祥福多年后死于土匪暴乱，几个仆人送他北上归乡安葬，中途中歇息，林祥福的灵柩正好在小美和阿强的坟墓旁边停留。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另一版本，林祥福寻妻多年，至少要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就是让他们用一种传奇的方式遇见。从根本上来说，《文城》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为了赋予这个故事一种传奇性，就需要在叙事的框架内增添很多故事性，所谓乱世才能出传奇。所以，读者才能看到《文城》里的另外一种传统叙事，把林祥福千里寻妻的故事变成一个混乱时代的小人物在溪镇安家落户，保卫家园的故事 。
酷刑描写
《文城》里书写匪祸，描绘土匪对村民的摧残自不必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细致地诉诸文本的凌虐有时似乎变成了一种竞赛游戏。溪镇人被绑票时，各人有各人的虐法，李掌柜的被抽鞭子、张嘴呼喊时被撒进灶灰；唐大眼珠的脸被抽成一团模糊的屁股，屁股被抽花了，还被铁钳烙出两个“眼珠”……齐村村民被集体屠戮是小说中最惨绝人寰的场面，此时书写的重点仍然在于人体凌虐所构成的奇观种种。读者可以将这些凶恶的行径归罪于乱世土匪丧心病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对于人体的强调和戏弄。人体的器官、内脏和肢体都可以成为暴力奇观本身，唐大眼珠的屁股成为脸，脸再成为屁股——不止是为了行凶，更像是一场狂欢，先是肆无忌惮地毁灭他的脸和屁股，再以荒诞玩笑的方式再造屁股和脸，而将脸和屁股颠倒本身就令人丧失尊严，因此甚至好笑起来，就像小说里写人们杀猪时听到猪的低声呜咽反而会发出阵阵欢笑一样。如果没有丧失尊严的前提，酷刑也就没有意义，这点在溪镇顾会长的土匪窝受虐事件上最为明显，他遭受了“摇电话”（用竹棍插进肛门摇动起来）的酷刑，而他此前被明确地称为“溪镇最有尊严的人”。小说也顺着有关器官、人体的想象编织出了一些奇幻的场景，这也是余华所擅长的 。
《文城》无疑是一部特别催情的小说。它把人间的“情义”二字，深深地植入到人物的精神血脉之中，使他们在世俗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地彰显着这种珍贵的品质 。（评论家洪治纲评）
《文城》见证了一个读者曾无比熟悉的余华的回归——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 。（《南方都市报》评）
《文城》运用了与《活着》类似的宿命性悲剧模式，击穿读者的心灵。从《活着》开始，余华笔下的善与温情就四处流淌，但每每敌不过苦难与恶的纠缠，生活的悲苦由是显现 。（教授詹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