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在准确（信）、通顺（达）、优美（雅）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和视频翻译。其中，在甲语和乙语中，“翻”是指的这两种语言的转换，即先把一句甲语转换为一句乙语，然后再把一句乙语转换为甲语；“译”是指这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把甲语转换成乙语，在译成当地语言文字的过程中，进而明白乙语的含义。

二者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让更多人了解其他语言的含义。

中文名：翻译

外文名：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定义：语言转换

分类：口译、笔译、机译

功能：不同语言的翻译

要求：信、达、雅、准、通

1．口译（interpretation）或进行口译的人（interpreter）（口译又称：口语翻译），一种职业。

2．笔译（translation）或进行笔译的人（translator）。

guofeng翻译师资格证书

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以注册并禁止使用。”

这个“翻译”来自《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translation”。

由于翻译有直译、音译、意译。而且，同一种方式，可能会产生多种译义，以何种为准关系到如何保护驰名商标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第一，驰名商标是否具有明确含义，并且与汉字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二，驰名商标的音译是否是习惯的；

第三，翻译方式是否已为公众，尤其是市场所认可。

这个过程从逻辑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你必须从源语言中译码含义，然后把信息重新编码成目标语言。所有的这两步都要求对语言语义学的知识以及对语言使用者文化的了解。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一个好的翻译，对于目标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应该要能像是以母语使用者说或写得那般流畅，并要符合译入语的习惯（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演说者并不打算像一个本语言使用者那样说话，例如在戏剧中）。

翻译有口译、笔译、机器翻译、同声传译、影视译配、网站汉化、图书翻译等形式。随着IT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最后又诞生了真人服务的“电话翻译”，所以形式越来越多，服务也越来越便捷。从翻译的物质形态来说，它表现为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具体可分为四类：

①有声语言符号，即自然语言的口头语言，其表现形式为电话通讯、内外谈判和接待外宾等；

②无声语言符号，包括了文字符号和图象符号，其表现形式为谈判决议、社交书信、电文、通讯及各种文学作品等印刷品；

③有声非语言符号，即传播过程中所谓的有声而不分音节的“类语言”符号，其常见方式为：说话时的特殊重读、语调变化、笑声和掌声，这类符号无具体的音节可分，语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得以传播的，比如笑声可能是负载着正信息，也可能负载着负信息，又如掌声可以传播欢迎、赞成、高兴等信息，也可以是传递一种礼貌的否定等。

④无声非语言符号，即各种人体语言符号，表现为人的动作、表情和服饰等无声伴随语言符号，这类符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动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语义信息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它还能强化有声语言的传播效果，如在交谈时，如果伴有适当的人体语言，会明显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效果。

这四大类符号既可以表达翻译的原码，也可以表达翻译出的译码，它们即可以单独作为原码或译码的物质载体，也可以由两种、三种、四种共同组成译码或原码的载体。

从翻译的运作的程序上看实际包括了理解、转换、表达三个环节，理解是分析原码，准确地掌握原码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是运用多种方法，如口译或笔译的形式，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引申、浓缩等翻译技巧的运用等，将原码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成译码中的等值信息；表达是用一种新的语言系统进行准确的表达。

上文的诸多翻译形式可以归纳为一点，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传播。整个翻译活动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者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

人工翻译

1．根据翻译者翻译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分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是指把在原语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翻译成为在译入语言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使得译入读者能够立即理解，即意译。而异化翻译是直接按照原语文化语境的适宜性翻译，即直译。

2．根据翻译作品在译入语言文化中所预期的作用，分为工具性翻译和文献性的翻译。

3．根据翻译所涉及的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准确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交际翻译追求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

4．根据译者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与观察的角度，分为文学翻译和语言学翻译。文学翻译寻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文学功能的对等，其理论往往主张在不可能复制原文文学表现手法的情况下，译文只能更美而不能逊色，缺点是不重视语言结构之间的比较和关系问题。语言学翻译寻求两者之间的系统转换规律，主张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用于翻译，同时通过翻译实践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5．根据翻译目的与原语在语言形式上的关系，分为直译与意译。

6．根据翻译媒介分为口译、笔译、视译、同声传译等。

机器翻译

1947年，美国数学家、工程师沃伦·韦弗与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安德鲁·布思提出了以机器进行翻译（简称“机译”）的设想，机译从此步入历史舞台，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漫长的发展道路。此后65年来，机译成了国际学界、商界甚至军界共同角逐的必争之地。机译是涉及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多种学科和技术的综合性课题，被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技难题。与此同时，机译技术也拥有巨大的应用需求。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语料和多引擎机译方法的广泛运用，机译系统的性能和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各式各样的翻译软件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则使在线翻译成了当今机译的重头戏。机译分为文字机译和语音机译。在文字机译方面，谷歌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在语音机译方面，谷歌也处于领先地位。机译消除了不同文字和语言间的隔阂，堪称高科技造福人类之举。但机译的质量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问题，尤其是译文质量，离理想目标仍相差甚远。中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周海中教授认为，在人类尚未明了大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模糊识别和逻辑判断的情况下，机译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这一观点恐怕道出了制约译文质量的瓶颈所在。

主要标准

翻译是语际交流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一般来说，翻译的标准主要有两条：忠实和通顺。

忠实

是指忠实于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把原文的信息完整并且准确地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得到的信息与原文读者得到的信息大致相同。

通顺

是指译文规范、明白易懂，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

西方历史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旧约》和用希腊文写的《圣经新约》，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翻译派别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争论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c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Target 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

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历史

起源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诗经》中就讲究翻译的信达雅，《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化的近邻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传入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历史

宗教文献翻译在历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佛经翻译中，译者在翻译经藏的时候往往会在文件中修饰，令译文更切合中国文化。他们会在译本中增加一些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孝道等。

据中国君友会佛教文献记载：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是一个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的僧人。28岁时，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玄奘西行印度17载，其间历经艰辛，回国时已是45岁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000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作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

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

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

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

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

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565～1630）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那些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他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他对本书“繁赘而无关宏旨”的地方，则又有所删除。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说：“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但是不论译法如何，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译，努力用新的词或词组以求词义的全部传递。例如evolution中文没有与之相应的词，于是采用“天演”一词；liberty这个法制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于是用“群己权界”这一词组。严复对于西文词义的翻译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翻译派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

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

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也讨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是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偶尔涉及，但不是重点。

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与中国有所不同。在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才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一、翻译；二、变换；三、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决不可能有变换。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此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解决具体作品和文句的译法问题将提到日程上来。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有多种译作，多为与其兄鲁迅合译之作。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有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省义乌人。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译著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1920年8月），《马克思底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1920），日本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苏俄十年间文学理论研究》（日本岗泽秀虎著）等。1977年10月29日逝世于上海。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沙湾人。译著有：《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泰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务；《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泰东；《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创造社；《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上海乐群书店；《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赵元任（1892—1982）：字宜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作曲家。1982年2月24日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逝世。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龙溪人。我国最优秀的双语作家之一。有十一部中文著作，四十部英文著作和九部翻译作品，数百篇散文小品。1976年病逝于香港。

宗白华（1897—1986）：江苏常熟人。中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诗人。主要著作有《美学散步》。他还翻译了温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罗丹等美学大师和艺术大师的很多论著。译著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等。

曹靖华（1897—1987）：原名曹联亚，河南卢氏五里川路沟口村人。中国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苏俄文学翻译。第一部译作是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代表译作为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由鲁迅出资出版于1931年。翻译近30种苏联文学作品。主要译著有《三姐妹》、《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城与年》、《苏联作家七人集》、《一月九日》等。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湖南新化人。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早期从事过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晚年主要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中国现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译著有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歌德谈话录》等。

丰子恺（1898—1975）：原名丰仁。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人。中国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博学多能，著译甚丰，在漫画、文学、美术理论、音乐理论、翻译、书法及艺术教育诸方面有突出成就。尤以富有朴素、细腻、深沉和哲学味的散文和漫画著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1975年9月15日卒于上海。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静海人。三十年代初，出版与蔡泳裳合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士》。抗战期间，译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福州人。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译著有《先知》（散文诗集）叙利亚凯罗·纪伯伦著，1931，新月、《印度童话集》印度穆·拉·安纳德著，1955，中青、《吉擅翅利》（诗集）印度泰戈尔著，1955，人文、《印度民间故事》印度穆·拉·安纳德著，1955，上海少儿、《泰戈尔选集·诗集》与石真合译，1958，人文、《泰戈尔剧作集》（4）1959，戏剧、《马亨德拉诗抄》（尼泊尔）与孙用合译，1965，作家、《燃灯者》（诗集）马耳他安东·布蒂吉格著，1981，人文。

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程淑等为笔名。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著名文学家、学者。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译著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1930，商务；《西塞罗文录》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1932，商务；《威尼斯商人》（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哈盂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7，商务；《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咆哮山庄》（长篇小说）英国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1967，文星；《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

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吕克玉等。浙江义乌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优秀共产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冯雪峰主要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先后出版的译著有12本。1976年患肺癌去世。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中国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和教育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文论《诗与真》等。精通法文、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曾将王维和陶渊明的诗作译成法文，并翻译有《浮士德》上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作品，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译作有《水仙辞》、《一切的峰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蒙田试笔》、《罗丹论》、《交错集》、《歌德与悲多》、《汶集外》等。

柯伯年（1904—1985）：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论著、马列主义著作等。

罗念生（1904—1990）：学名罗懋德。四川威远人。古希腊文学学者，翻译家。1933年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此后几十年间，译出许多希腊重要名著。翻译书目：《儿子的抗议》（中篇小说）英国哈代著，与卢大野合译，1929，远东图书公司；《醇酒·妇人·诗歌》1930，光华；《傀儡师保尔》希腊施笃谟著，与陈林等合译，1931，光华；《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36，商务；《俄狄浦斯王》（悲剧）希腊索福克勒斯著，1936，商务；《特罗亚妇女》（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44，商务；《阿里斯托芬喜剧集》1954，人文；《欧里庇得斯悲剧集》1957，人文；《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索福克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蛙》（剧本）希腊阿里斯托芬著，1961，人文；《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1962，人文；《诗学诗艺》（理论）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与杨周翰合译，1962，人文；《诗学》（理论）希腊亚里斯多德著，1962，人文；《意大利简史》英国赫德、韦利合著，与朱海观合译，1975，商务；《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1980，湖南人民；《琉善哲学文选》（政论）古罗马琉善著，1980，商务；《伊索寓言》1981，商务；《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1983，湖南人民；《希腊罗马散文选》1985，湖南人民；《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1988，北京；《伊索寓言选》1988，人文。

巴金（1904—20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另有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笔名。四川成都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与翻译家。从20年代到80年代，他以优美的文字翻译了俄、法、英、美、日、德、意、匈牙利、波兰等国作家作品。他的作品曾先后被译成日、苏、英、法、德、匈牙利、波兰、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瑞典等国文字。译著有《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1927）、译文集《父与子》（屠格涅夫著）（1943）、屠格涅夫的《处女地》（1944）、《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1948）、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1950）、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1950）、巴甫罗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1950）、《草原集》（1950）、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1950）、迦尔洵的《一件意外的事》（1951）、迦尔洵的《癞虾蟆和玫瑰花》（1951）、屠格涅夫的《木木》（1952）、译著《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修改本（1954）、与肖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1959）、《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著）（1979）、等等。

吕叔湘（1904—1998）：江苏省丹阳县人。中国语言学家。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在现代汉语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出版于1942年，下卷出版于1944年。《中国文法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语法修辞讲话》是普及性著作，1951年6月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1952年出版单行本。《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出版于1979年。吕叔湘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人，并在语言文字的应用和语文知识的普及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吕叔湘还翻译过一些人类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他的译文以明白晓畅见称。《文明与野蛮》（1984年商务印书馆版）。

戴望舒（1905—1950）：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29年4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1950年在北京病逝。译著有《少女之誓》（小说）法国沙多勃易盎著，1928，开明、《鹅妈妈的故事》（童话）法国沙·贝洛尔著，1928，开明、《意大利的恋爱故事》与赵景深、黎锦明合译，1928，亚细亚、《天女玉丽》法国保尔·穆杭著，1929、尚志、《爱经》古罗马古沃维提乌思著，1929，水沫、《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调）1929，光华、《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法国伊可维支著，1930，水沫、《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与苏汉合译，1930，水沫、《麦克倍斯》（话剧）英国莎士比亚著，1930，金马、《青色鸟》法国陀尔诺夫人著，1933，开明、《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1934，天马、《高龙芭》（中篇小说）法国梅里美著，1925、中华书局、《意大利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西班牙短篇小说集选译》1936，商务、《比较文学论》法国提格亨著，1937，商务、《密友》意大利皮蓝德娄等著，与人合译，1941，三通、《恶之花掇英》（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1947，怀正、《洛尔伽诗钞》西班牙洛尔伽著，1956，作家、《戴望舒译诗集》1983，湖南人民。

焦菊隐（1905—1975）：原名焦承志。天津人。著名戏剧家、英文、法文翻译家。所译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左拉等人的作品，影响较大。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现代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译作有《海涅诗选》（1956）和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8）等。由于他在研究歌德、译介海涅作品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1983年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歌德剧院颁发的歌德奖章；1987年又获该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的1987年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

孙大雨（1905--1997）：原名铭传，笔名子潜。浙江诸暨人。对美国文学的中译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有卓著的成绩。译著有（意大利）契利尼《自传》，（英）罗伯特·勃朗宁《安特利亚·特尔沙多》，弥尔顿《欢愉》，莎士比亚的《黎琊王》、《威尼斯商人》、《奥赛罗》、《哈姆雷特》、《麦克白斯》；用英文古韵文译了屈原的《离骚》及宋玉、潘岳、刘伶、陶潜、韩愈、苏轼的诗歌和散文。1997年1月5日卒于上海。

施蛰存（1905—200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从事英语翻译。主要编译作品有《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劫后英雄》、《妇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外国文人日记抄》等。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中国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从1925年起开始发表译作，以小说、剧本为多，间有理论。小说有《包法利夫人》、《圣安东的诱惑》、《司汤达尔小说集》等；剧本有《爱与死的搏斗》及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戏剧集。其中莫里哀喜剧27部，是国内最完整的译本。他的译文讲究诚和信，文笔流畅，通晓易懂，雅俗共赏。他有《福楼拜评传》、《莫里哀的喜剧》、《莫里哀〈喜剧六种〉译本序》等专论。

傅雷（1908—1966）：字恕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文学翻译家。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

田德望（1909—2000）：河北顺平县人，中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他翻译的瑞士作家凯勒的作品《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小说堪称德语文学翻译作品中的范本。田德望毕生研究但丁，是国内最著名的但丁研究专家。1986年退休以后，他集中精力翻译但丁的《神曲》，并在临终前几个星期完成了《神曲》的最后一部《天国篇》的定稿，历时十八年译出了但丁用15年写成的《神曲》，堪称但丁的知音。田德望翻译的《神曲》不仅是一部真正做到“信、达、雅”的杰出中文译本，而且也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正因为此，田德望翻译的《神曲》不仅获得了我国的“彩虹”翻译奖，而且获得了意大利文学遗产部的国家翻译奖。为了表彰他在但丁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意大利总统于1999年接见了田德望，并授予他意大利“总统一级骑士勋章”。2000年10月6日病逝于北京。

卞之琳（1910—2000）：曾用笔名季陵，祖籍江苏溧水，江苏海门人。著有诗集《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42）、《雕虫纪历1930-1958》（1979）等；译著有《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英国诗选，附法国现代诗作者》（其中英诗部分，省北京局务印书馆双语对照本）、《西窗集》、《哈姆雷特》、英国现代文学传记作家斯特莱切的名作《维多利亚女王传》（1935）。2000年12月2日因病在京去世。

萧乾（1910—1999）：萧乾，蒙族，原名萧炳乾，北京人。著名记者、作家、杰出的文学翻译家。译有《好兵帅克》和《培尔·金特》等。1990年，八十高龄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应南京译林出版社之约，着手翻译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历时四年。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主要从事马列主义著作及文艺作品的翻译。与别人合译《新哲学大纲》，参与郭大力等人的《资本论》翻译工作。

杨绛（1911－2016.5.25），原名杨季康，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冯亦代（1913—2005）：原名冯贻德，浙江杭州人，著名社会活动家、翻译家、作家和编辑出版家。译作有匈牙利海依·尤利乌斯《生活的桥梁》，英国毛姆《毛姆短篇小说集》，美国霍华德·法斯特《萨科与樊塞蒂的受难》、海明威《第五纵队及其它》等近20本书。素以选题严谨、译笔简洁准确著称。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因翻译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而成为最早将海明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之一。2005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京。

叶君健（1914—1999）：笔名马耳，湖北红安县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1933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欧期间，习得丹麦、瑞典等多国语言。1949年以后，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型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于中国大陆在文学翻译的文化交流工作上占重要地位。主要译作有《安徒生故事全集》、《乔婉娜》、《总建筑师》、《幸福的家庭》、《卡尔曼》、《南斯拉夫当代童话选》等多部。用了40余年的时间来翻译、编辑、整理、注释、评析安徒生童话。1944年至1949年，叶君健在剑桥居住5年，利用业余时间直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20世纪50年代又重新将译文校订一遍，编成共16册，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1978年，这部童话全集再次修订出版，合并为4卷本。丹麦媒体称：“因为译者理解安徒生不单是一个为孩子讲故事的人，而是一个哲学家、诗人、民主主义者，崇尚进步，反对落后和不仁的权势人物。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当做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他最早有系统地将安徒生引入中国，以翻译丹麦文版安徒生童话故事而享誉世界文坛，与美国译本同被评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而于1988年获丹麦女王玛珈丽特二世颁赠丹麦国旗勋章。

杨宪益（1915—）：天津人。著名翻译家。1940年与英国姑娘戴乃迭订婚后，同返中国。1952年，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从事翻译工作几十年，与夫人共同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离骚》、《九歌》、《招魂》、《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等中国古今名著100多种，很多已被公认为翻译作品的经典。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唯一窗口。其妻戴乃迭（1919—1999），原名Gladys B. Tayler，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于北京逝世。在她逝世后，杨宪益再无译作产生。

万紫（1915—）：专业翻译家，从事英文、俄文翻译工作五十余年。主要翻译作品有《我们的夏天》、《大伟人华尔德传》、《欧文短篇小说选》、《新东方夜谭》、《一块牛排》、《热爱生命》等。

汝龙（1916—1991）：江苏苏州人。1936年开始文学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契诃夫小说选》、《复活》、《阿尔塔莫诺大家的事业》等。

王佐良（1916-1995），现代诗人、英国文学专家。会英语、精德文。讲诗、评诗、译诗得心应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讲诗的：《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苏格兰诗选》、《英诗的境界》、《英国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读穆旦的诗》等。上中学时，他已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多首。在西南联大写的两首诗被闻一多先生选入他的《现代诗钞》。上世纪40年代是他写诗的旺盛时期，写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亚》、《异体十四行诗八首》、《去国行，1947》、《伦敦夜景》、《巴黎码头边》、《1948年圣诞节》、《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文学史》、《英国小说史》、《英国诗史》等著作。

吴奚真（1917—1996）：辽宁沈阳人。翻译家。主要从事英文名著中译工作。译著有《孤军流亡记》、《人类的故事》、《教育心理学》、《英语散文集锦》、《希腊罗马英雄传》、《名人隽语》、《麦帅为子祈祷文》、《远离尘嚣》、《人类的故事》、《希腊罗马名人传》、《嘉德桥市长》等。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译著有《欧根·奥涅金》（1957）、《唐璜》（1980）、《英国现代诗选》（1985）等。1977年春节因病去世。

孙家晋（1918—）：主要编译作品有《克雷洛夫寓言》；托尔斯泰《哥萨克》；莱蒙特《农民》（春、夏、秋、冬），显维拉《旋涡》；《泰戈尔抒情诗选》、《纪伯伦散文诗选》、《心笛神韵》等。

侯浚吉（1919—）：主要从事英、德文翻译，从事翻译工作五十余年。主要翻译作品有《钢与渣》、《诱拐》、《库密阿克一家》、《绿地狱》、《歌德传》、《少年维特的烦恼》等。

包文棣（1920—2002）：从事俄语翻译。主要编译作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1、2）；《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四）（合）；《论外国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