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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编辑
朱光潜(1897年10月14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实,安徽省桐城(今安徽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民国十四年(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1986年3月6日,朱光潜逝世。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的《美学》、维柯的《新科学》等。为方便研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
概述图参考资料:
本名:朱光潜
字:孟实
出生地: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
出生日期:1897年10月14日
逝世日期:1986年3月6日
主要作品:《朱光潜选集》《悲剧心理学》《无言之美》《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主要成就: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
国籍:中国
籍贯:安徽桐城
毕业院校:爱丁堡大学、香港大学
早年经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朱光潜出生于安徽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私塾。
民国元年(1912年),朱光潜进入孔城高等小学读书,由于底子好,仅读了一学期就升入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学。 15岁上中学毕业后,朱光潜回家乡当了半年的小学老师,不久考入武昌高等师范,经选拔,民国七年(1918年)考取了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入读香港大学。其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英文和科学, 大量阅读西方经典书籍,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民国八年(1919年),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
民国十年(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
民国十一年(1922年),朱光潜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
民国十二年(1923年),朱光潜于港大毕业,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朱光潜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到上海当了英文教师,兼任校刊《旬刊》的主编,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任编辑助手,当年只有二十六岁。学校因江浙战争停办后,他便跑去春晖中学,结交了朱自清、丰子恺等人。
留学西欧
民国十三年(1924年),朱光潜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同年夏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
民国十八年(1929年),朱光潜拿到文学硕士后,转入伦敦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里看书。 同时又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到法国巴黎大学拿了个博士学位。 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英法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
朱光潜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回国前,朱光潜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联”)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
辗转高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请任川大文学院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任校长,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认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武汉大学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
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朱光潜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 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
转变求索
朱光潜爱诗并且对中国诗歌传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对新诗的评价,表现出来的不是像一般新诗人那种自我肯定的"溺爱"态度,而是站在诗歌本体的立场,以一个学者和理论家的理性,认真探讨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案。实际上,朱光潜不是偏爱古典诗歌,他对新诗的热爱并不逊于古典诗歌。只不过,他对新诗的热爱不是"戏台上的自我喝彩",而是针对新诗的"欠缺"自觉进行诗歌实践和理论建设。是他组织了探讨新诗朗诵、音节等艺术问题的"读诗会"。
朱光潜写作《诗论》的动机在《抗战版序》中有明确表达:主要是有感于"中国向来有诗话而无诗学"的状况,"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作一个理论检讨",通过这个检讨,汇通中西诗学,明辨吸收承继的可能,补益中国的新诗运动。朱光潜的《诗论》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化的诗学著作,打破了中外、古今的分立,具有基础理论的彻底性,同时体现了一个美学家对于诗歌美感经验的细致体察。它的突出贡献在于,以中西会通、高屋建瓴的美学视野,深入论述了诗歌的内质、形式,以及人工与自然的关系,为"旧形式破坏了,新形式还未成立",过于沉醉于"自然流露"的中国新诗,及时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在朱光潜看来,作为诗歌基础因素的情趣和意象,并不等于诗歌本身,它们彼此需要通过对方才能获得超度:情趣既需要意象获得形象,也需要通过意象获得"解脱"(或"净化");而意象其"见"出本身便说明并非纯客观存在,它需要情趣才能获得生命和完整性。正是在"境界"超越经验的意义上,朱光潜取消了"浪漫"与"古典",主观与客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人为区别和对立,而强调诗人跨越鸿沟,征服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从感受到回味"的观照玩索的精神。
伦理思想
伦理学作为一门以人和人的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更应该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学术进步,从而为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和人生幸福做出贡献。这涉及做一切学问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方法论,朱光潜认为:“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去真正意义与价值。”如果是这样,“在个人方面,常使生活单调乏味,在社会方面,常使文化浮浅褊狭。” “我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经过脑加以整理的。” “学术思想是天下公物,须得流布人间,以求雅俗共赏。”朱光潜说的虽然是做一切学问和生活的关系,但这种对待生活与学问的态度,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也符合当下国家所提倡的学术研究要“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实践”的方针。朱光潜的生活先于学问或者说生活是学问的基础的思想对于我们从事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伦理的基础是生活或者说生活是伦理的基础,应然要基于实然,规范要基于事实。“规范是应然的,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种法则来支配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实然的,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规范虽和事实不同,而却不能不根据事实。……规范倘若不根据事实,则不特不能实现,而且漫无意义。”
朱光潜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谈情与理”一文中专门对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理智不是万能的,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与情绪,不是理智,他认为功利主义和心理学中的目的心理学皆倡导感性为行为原动力。他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仅任理智,那宗教、艺术和爱对人将变得无意义了。他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
在“价值意识”一篇专文中,朱光潜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则由于价值意识的错乱。我们如想改变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
朱光潜从宏观上将价值分为真、善、美三种,并认为追求真理是科学的,追求美是艺术的对象,而艺术活动分欣赏与创造,而追求善,是道德行为的对象,行善社会才可安宁,人生才有幸福。求行为的善,即所以维持人格的完美与人性的尊严。朱光潜不仅对义利观有其理论自觉与洞见,而且对道德观的另一重要价值选择问题也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论,这就是他的群己观。
翻译成就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4日,朱光潜在《北平日报》发表《“五四”以后的翻译文学》,提出翻译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精通外国文、本国文,具有文学修养。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很少,爱好文艺的青年,应把外国文、本国文弄好。
朱光潜主张翻译应忠实原文,因为诗的音节难于表现,因此,他认为诗最难翻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刚到北京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任教的朱光潜,在评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时认为,诗不可译为散文,也不可译为外国文,因为诗中的音不可译。在胡适举出的佛教翻译文学的实例中,朱光潜寻不出一首可以叫做“诗”的“偈”。因为“偈”为便于记忆,用了诗的形式,但本来未必是诗,而且,印度原文的音节在译文中看不出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朱光潜写《现代中国文学》时说,诗最难译,徐志摩、朱湘、梁遇春、梁家岱、卞之琳、冯至等人各有尝试,但都限于零篇断简。
为了忠实原文,在翻译方法上,朱光潜既反对直译,也反对意译,而主张采取二者取中的方法。1955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萧伯纳戏剧集》前,请朱光潜校读老舍翻译的《苹果车》译稿。10月10日,朱光潜给“老舍兄”写信,不赞成他的直译痕迹,说:“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的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文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
胡乔木:朱光潜为了给我国的美学研究者创造条件,努力翻译了大量的欧洲美学著作。……他在解放以后年龄已经不小,能用这样大的精力来翻译这些多数是难译的巨著一尤其是在经历十年浩劫以后晚年所译的维柯的《新科学》,这是使我极为敬佩的。这表示他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爱,我想,在这个领域,我实在说不出第二个人来。
钱念孙:(中国)美学大厦的真正营造,始于朱氏(指朱光潜)之掌。他灵心慧眼,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妙手剪裁,嫁接中国传统之木。国人之有详赡系统美学专著,朱先生《文艺心理学》和《谈美》,开风气之先;华夏之有真正美学课程,他绛帐北大清华,居杏坛之首。六十年代,第一部《西方美学史》出现于中文世界,其博及群书,深思明辨,神而化之,熔铸伟词,至今无有企及者。
汝信:光潜学贯中西,在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化艺术方面都有渊博的学识和很深的修养。……美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能够在中国得到普及和发展,是和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陈玉龙:北大教授中或长于书法,或精于书论,怀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后有:马叙伦、邓以蛰、魏建功、向达、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王力、黄子卿、杨周翰、周祖谟、李志敏、罗荣渠……诸先生。他们以器识为先,以人品、学养(学术品位)领字。他们的作品中不是书家、胜似书家,蕴藉风流、韵味醇深的浓郁的书卷气迥然不同于流俗的那种“匠气”。
王乐群:朱光潜是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第一人,他的美学研究,把尚处于萌发状态的中西比较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中国传统美学获得新的生命。他在美学理论的翻译和介绍、美学史的总结与阐释、美学的著述和研究等诸多领域,充满探索精神和个性特征,均处于学科的前沿状态。他的美学思想代表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最高水平和发展轨迹,为当代中国美学走向科学开创了一条新路,为中国美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扬子晚报: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中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置信“光潸”
朱光潜早年出版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当时最流行的书籍之一。1936年初,朱光潜在写《文艺心理学》等专著之余,又写出一部亲切自然的《谈美》小册子。书店在出版时,将《谈美》封面附注上“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样。书出版之后,受到广泛欢迎。不久,上海书摊上便出现一本署名“朱光潸”,题目为“致青年”的书。书名接近,姓名几乎难辨不说,该书竟也有一个副题:“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与朱光潜的著作副题只少一个“第”字,打眼看去,没有什么分别;封面设计也追踪摹形:书名字形,位置相仿,连一些直线中间嵌一些星星都一样,所以,一位朋友寄这本书给朱光潜后,连朱光潜自己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待看清楚后,朱光潜竟然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信。首先,他请朱光潸原谅,说是自己误将此书认作自己的了。接下说:
“光潸先生,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动,姿态,性格等等,为了以上所说的一点偶然的因缘,引动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认识你而写信给你,似乎有些唐突,请你记得我是你的一个读者。如果这个资格不够,那只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写《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接下,朱光潜将自己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的情形略作回溯。认为当时“稚气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爱。这话的潜台词,大约是告诉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实实”做人;否则就算一时得逞,也难免长久不被人戳穿,落得个不道德名。这封信的落款也颇有意思:“几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当然无法寄出,只好在《申报》上发表。
三此主义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这是朱光潜着眼当代,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观作赠诗
1979年,引碑入草开创者李志敏任首任会长的北大燕园书画会(北京大学书画协会前身)成立伊始,欣逢建国30周年大庆。书画会深入发动全校师生员工举办空前未有的大型书画展,展出作品近两百幅。朱光潜教授以82岁高龄兴致勃勃地前来观赏书画展。参观后还亲笔题诗赠送给笔者致贺。诗曰:“琳琅满目诗书画,庆祝新华三十周。行看大鸟垂天翼,扇起东风拂九州。”
三立铭言
朱光潜一生曾三立座右铭,给人们留下了悠长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学教育系求学时。他以“恒、恬、诚、勇”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恒,是指恒心,即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是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是指诚实、诚恳,襟怀坦白,心如明镜,不自欺,不欺人。勇,则是指勇气,志气,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这四个字不仅集中反映了朱光潜求学时的精神状态,而且贯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潜曾说:“这四个字我终生恪守不渝。”第二次,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时。朱光潜兴趣广泛,学过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于是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当时,他的指导老师著名的康德专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对。他告诫朱光潜说,美学是一个泥潭,玄得很。朱光潜认真思索后,决定迎着困难上。这时,他给自己立下这样一条座右铭:“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学研究中,终于写出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座右铭共6个字“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地位、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这条座右铭的激励下,朱光潜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在他80多岁时,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担起艰深的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任务。
朱光潜三次所立的座右铭,由于环境不同,侧重点自然有异。第一次,主要是确立做人求学之志;第二次,侧重点是理想、事业的抉择;第三次,在学有所成后,对自己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从朱光潜三立座右铭中,我们除了看到一个自我砥砺、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难道不应该获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启迪吗?
著作 | 出版社 | 出版年份 |
|---|---|---|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 开明书店 | 1931年 |
《孟实文钞》 |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 1936年 |
《文艺心理学》 | 开明书店 | 1937年 |
《谈修养》 | 中周出版社 | 1946年 |
《美学原理》 | 1947年 | |
《Witintheessayoncriticism》 | 北京大学 | 1948年 |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 新文艺出版社 | 1957年 |
《美学批判论文集》 | 作家出版社 | 1958年 |
《美学原理》(克罗齐著/朱光潜译) | 1958年 | |
《西方美学史》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79年 |
《美学拾穗集》 | 1980年 | |
《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 | 1980年 | |
《美学》(黑格尔/朱光潜) | 商务印书馆 | |
《艺文杂谈》 | 1981年 | |
《朱光潜美学文集》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3年 |
《美学和中国美术史》 | 1984年 | |
《诗论》 | 三联书店 | 1984年 |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 | 1986年 | |
《美学。谈文学》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8年 |
《新文学作家信札》 | 业强出版社 | 1988年 |
《悲剧心理学》(中英文合本) | 1989年 | |
《变态心理学派别》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89年 |
《朱光潜选集》 | 天津人民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3年/1987年 |
《我与文学及其他》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6年 |
《悲剧心理学》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6年 |
《文艺心理学》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6年 |
《谈文学》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6年 |
《变态心理学派别》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7年 |
《谈美》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7年 |
《谈读书》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98年 |
《朱光潜批评文集》 | 1998年 | |
《朱光潜自传》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1998年 |
《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1998年 |
《谈美书简二种》 | 1999年 | |
《诗论》 | 三联书店 | 1998年 |
《谈美书简》 | 北京出版社 | |
《无言之美》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年 |
《厚积落叶听雨声》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6年 |
《一升露水一升花》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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