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Standard Mandarin/Putonghua），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汉语不等同于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主要是为了消除方言隔阂，以利社会交际，与人民使用传承方言并不矛盾。

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首选语言。截至2015年，中国70%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4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体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

现代普通话的主要来源是元朝时期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所编制的《中原音韵》，前身是明清官话，到了雍正年间，清朝正式确立北京话为标准官话。现代普通话跟东南地区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较少，并且消失了“入声”。

1909年清政府将北平语音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0年爆发“京国之争”，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不是以滦平语音为标准音。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中文名：普通话

外文名：StandardMandarinPutonghua

称呼史：官话，国语，1949年后改称普通话

主要来源：元朝时期的《中原音韵》

近古来源：官话

清末国语：1909年清政府正式确定国语

民国国语：多次制定国音，1918年公布

语音拼写：汉语拼音、注音字母

法律地位：中国国家通用语言

拼音：pǔtōnghuà

普及率：2020年中国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流。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方话语音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是北方话的推行区、记录区。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的推行与方言的使用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既不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也不以消灭方言为手段。我们不能把普通话和方言简单地对立起来，两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处在不完全相同的时空之中。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它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时期，方言之间过去所有的那种明显的界限会逐渐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削弱。

邹金灿和李伯重认为，现代普通话跟东南地区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较少，并且消失了“入声”，平仄已经很难分出来，所以用普通话朗诵唐诗，有时候会发现不太顺畅，因为常常不能押古韵。著名学者叶嘉莹多次呼吁取消用普通话读诗词的做法，就是因为诗词所遵循的声韵标准是中古音，与近代音系的普通话天生不搭。

来源

明代初期定都南京，南京官话被推崇，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金陵雅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以古中原雅言正统嫡传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朱棣夺取建文帝的帝位，迁都北平（改为京师，称北京），以南京人为主、从全国各地迁徙数十万贵族、富户、民众。以南京官话为主要基础影响元大都语音，经历明朝整个时代的过程，北京官话（异于北京胡同音）初步形成。

金启孮认为，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

民国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南京官话的特征，如有入声等。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区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尖团音，平、上、去声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语言。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包括保持入声特征，主要由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提取创造。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为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临时大会

新中国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热河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写入宪法，制定标准后于1956年2月6日由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向全国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现代标准汉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语言。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称呼不同但内涵一致，均为现代标准汉语。2021年12月23日，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教语用〔2021〕4号），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提升普及程度和质量，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相关要求。

2021年6月2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比2000年的53.06%提高了27.66个百分点，圆满完成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此外，我国境内527.89万人次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

2025年普及率目标：根据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 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10个百分点，接近或达到80%的基本普及目标。

截至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我国将按照“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新时代推普方针，实现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

特征

滦平“普通话之乡”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 （一些语词当地极少使用则在其它地方采音）。1953年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的语言专家，他们在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在滦平进行了语音采集。作为全国规范，普通话需要音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辨，甚至要求语速适中，气流连贯，韵味充足，适于广播、演讲和日常交流，如此才适合作为推向全国的公共用语。从后来普通话的规范来看，滦平日常的语言非常符合这些标准。滦平话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比当时的北京话要“硬”一些，显得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北京胡同音那种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易于学习推广。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 。

史源

2016年10月23日《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这个小县城》报道：回答一个谜题，北京专家进村采集语音为什么选择滦平县？地理上并不属于中心的滦平，为什么人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600多年形成标准音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做出了一个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决策：迁都北京。固守长城，在长城外很大范围形成军事隔离区，实际上也是一片无人区，而滦平就处在这个无人区的最南边。

早在明朝，官方语言为南京官话，以金陵雅言为标准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移入数十万人口，随之而来的南京官话又成为当时北京官话语音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滦平话，受北京官话影响很深，演变中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比如直接、清晰、明确。也许这些恰好符合推广的标准吧。”从清末到民国，再经过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的北京官话最终成为新中国普通话的前身 。

语音特点

扫盲运动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2020年9月14日，以“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为主题的第二十三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开幕式以线上方式在北京、乌鲁木齐、和田同步举行，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为9月14日至20日。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 。

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由于不同方言在沟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不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因此存在“区域文化岛”的现象，这些“区域文化岛”保留了不同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民间智慧的精华，但是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补，因此，需要有一种共同语来消除“区域文化岛”，将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来。不过推广一门语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宜操之过急，要恰当处理好地方语言的发展和普通话推广之间的协调性。推广普通话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地方语言，而是要消除沟通障碍，但是在推广当中的确出现了消灭方言的现象（例如南宁的平话与白话），所以在推广的时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宝贵文化积淀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因为多样性，这个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为多样性，生物圈才能维持平衡，保证物质流动和能量传递能够正常的进展下去。语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才彰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因为多样性，才不会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同样的思维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北京话、大陆普通话、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少许差异。要注意的是北京话并不属于一种标准语，因为它是未经整理和标准化的北京城区方言。以上的几种标准语都是以北京话这种方言为基础来进行标准化的产物。

周总理谈推广

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就阐明：“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活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

标准口音

普通话发音图谱

语音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基准，而不是“以京音为主、也兼顾其他方音”，语音标准是就整体而言，并非北京话每个音都是规范和标准。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种大类“方言”。即使是标准，三地也有区别，如“消息”一词。大陆“息”读轻声，台湾读二声，新马同台湾（如同“休息”的“息”字读音，音同“席”）。国语的情况与之相似：老派国语、新派国语都是被视为标准的；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学习普通话及口音的有无与出身地域与教育程度有相当关系。不标准的普通话古称“蓝青官话”，蓝青即是暗指发音夹杂方言口音。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最严格定义的“标准口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发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但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准。但台湾地区的取音不同于大陆地区，如垃圾、崖，中华民国国语文读“乐色”、“ㄧㄞˊ yai2”，大陆普通话读“拉机”、“牙”。

词汇差别

_{主条目：眷村黑话和繁体中文#地方用语}

台海两岸在某些习惯用语上，经过长时间的隔绝，也有某些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些是因为台湾调国语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大陆所使用的一些语汇，而这些语汇在中国大陆则由于种种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较少使用。比如说，“里长”，相等于大陆的“村长”，在台湾，里和村为相同等级的行政区域，而大陆没有这种行政区域。以下括号内均为大陆替代用词）、“邮差”（邮递员）、“车夫”（台湾与港澳地区只会对非机动的陆上运载工具的驾驶员才称车夫，已成为旧时代语汇，如今使用或含贬义）、“佣人”、“次长”（中华民国文官体制，次长约略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级任教师”（班主任）、“学艺股长”学习委员）等，这些词语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词，也继续在国语中经常使用。但是，中国大陆则是使用反映新社会关系的一些词语来替代它们。 “先生”、“小姐”、“太太”、“老板”、“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称谓词语，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的词汇相比，台湾国语的词汇除了融入部分日语、福佬话或客家词语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较多的古语词，如“定谳”。台湾国语词汇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词语继续指称某一群体的人。由于，国民政府迁台后，在各地成立许多眷村，各省或帮派间词汇亦有少部份成为台湾国语的词源，例如条子（警察）、马子（女性，女友）。台湾亦出现很多国字头的词语，如国乐、国文、国中、国字、国立等，其“国”字可能代表：国民、民国、国家、中华民国或著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同样地，中国大陆由于共产主义体制下重视“人民当家做主”，故名称多有“人民”字样，如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医院、人民公社（已废除）、人民公园等。大陆又因为60年间特别的历史原因出现了许多名词，如“武斗”，“知青”，“老三届”，“自卫反击战”，“下海”，然而这些用法在1980年之后渐渐减少，同时一些1949年前的旧称呼重新出现。现今的大陆网络事件也造就许多新词汇，如“欺实马”，“草”，“羊叫兽”等名词。此外，两岸对新名词的不同译名也是词汇差异的一大来源，特别是在于新出现的科技等词汇上。港台多称“原子笔”，在大陆多称“圆珠笔”。同样使用简化字的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词习惯的不同。繁体中文的文献如果仅在文字上转换为简化字形式，根据规范的要求，通常还不算作简体中文。如今，“现代标准汉语”的三个名称正好体现地方用语的不同，如“普通话”（大陆、港澳）、“国语”（台湾，港澳则为非官方叫法）、“华语”（新马）。

新华字典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出现三次，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出现三次，每次都审定、统一了一批字的读音。1956年粗定1956年以前，全国人民的口音都相当随意，甚至连四声调都不是全国通用，在南方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古老的“入声”，很多常用字的读音语调也五花八门。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阐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也是在那时候开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第一次正式成立，开始主持审定那些有争议的字词读音。1963年细定“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从1956-1963年历经7年，到1963年搞定了所有有争议的字词读音、词汇和语法，编制了第一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从那以后，人们说的普通话有了一个统一的规范。例如，在《普通话审音总表》发布之前，“车”这个字在很多成语里面都读，比如“安步当车”，象棋里面的“车”读。但是说“汽车”“火车”的时候又要读。本着不给大家添麻烦的原则，它统一读成了。例子，癌症的癌字，当时的北京人固然是读作，但是上海人、广东人却读作，“嵒”是“岩”的繁体，不同地方读或。癌症炎症如果都读，容易混淆，所以规定读。1985年补定1982—1985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字音变化在1985版里面有很多，例如，让“细胞”的“胞”字不再读，而是改为读之外，比较常见的还有“歼灭”的“歼”字，从那以后也不再读，而是改为读。不过这一改动似乎对军人们来说并不太深入人心，因为很多人还是秉承着认字读半边的精神继续读。甚至在央视的军事节目中，还有专家对着镜头把歼击机读作“千击机”。比如说“卓越”不读，而读；“咆哮”不读“哮”，读“哮”了；“驯服”不读“服”，读“服”了。变的原因也很简单：现实中大多数人怎么读，就改成怎么读。2016年修订2011-201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总体原则就是“尽量简单易懂，不给群众找麻烦”，按照民间调查，采用大家使用最多的！例如，安徽省有座文化名城叫“六安”，这“六”从古到今都要读作，在最新版的审音表中，“六”统读为了。“说服”以前一些人读，现在统读为。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最后一个字不再读那个古音了，统读。 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1950年8月，国家出版总署组建新华辞书社，着手编写《新华字典》，由钱玄同的学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编。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体系和《国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异读上，较《国音字典》来说更注重口语音。1956年2月6日，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国务院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纂《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是继三十年代《国语字典》之后最权威的现代汉语工具书。195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历经八年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及“续编”、“三编”，1963年合并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基础。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组织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展了第二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以《总表初稿》为基础，形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此表1985年12月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是普通话语音的现行国家标准，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基础依据。2011年10月28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建新一届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