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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卡医生 编辑
《巴斯卡医生》是左拉的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收官之作，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巴斯卡医生》讲述了一个凄美缠绵的爱情故事，左拉借巴斯卡医生之口，在故事中穿插着严谨地分析和论证，对整个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命运做了一次遗传学和病理学上的总结，正像左拉自己所说，他要表现的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巴斯卡·卢贡是卢贡—马卡尔家族卢贡一系的第三代，在三兄弟两姐妹中排行第二。他和长兄欧仁，三弟阿里斯蒂德一样，是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欧仁在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从一个外省的小律师成为第二帝国的开国元勋，三弟阿里斯蒂德靠欺骗和钻营发迹，从一名小职员交为叱咤风云的银行巨子。唯独巴斯卡漠视功名利禄。他忧国忧民，献身科学，立志行医普济众生，后来致力于遗传学的研究。他力图掌握生命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寄希望于提高人的素质，进而改造这个畸形的社会。他蔑视长兄的权势，鄙视弟弟的利遇和金钱。他顶住母亲的压力，以家族成员为实例，研究遗传在人类群体中的影响。他淡泊自律，埋头科学，直至年近花甲，仍孑然一身。
侄女克洛蒂尔德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当年，父亲阿里斯蒂德将她托付给二伯父时，她只是一个年仅八岁的顽皮女童。她耳濡目染，经过伯父巴斯卡十七年的熏陶，终于成为他崇高事业的追随者。这一老一少日久生情，暗中依恋，几经曲折，终于勇敢地结合在一起，享受了一段甜蜜的爱情生活。然而，巴斯卡终究抵挡不住世俗的偏见和母亲的百般干预，加上存款被人卷逃而深陷贫困，不得不逼走年轻忠贞的恋人，独自忍受离别和孤独的痛苦。不久，他心脏病发作，很快就危在旦夕。就在此时，他意外地接到了克洛蒂尔德怀孕的喜讯：当后者心急火燎的回到他身边时，他已经溘然长逝。
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生于工程师家庭，7岁丧父，生活困顿。1857年和母亲随外祖父迁居巴黎，读完中学便当码头工人。1862年进阿谢特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其出众的诗歌才华升为广告部主任。这期间发表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1864）和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马赛的秘密》（1867）。在前一部作品中，可看出浪漫主义的影响。第二部作品中，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已见端倪。60年代，左拉提出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从而成为“人和人的情欲的审问官”。这期间左拉写了中篇小说《黛莱丝·拉甘》（1867）和《玛德莱纳·菲拉》（1868），均受到社会的冷遇。1868年开始，他模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酝酿创作连续性大型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宏伟计划，按他的预想，这将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经过25年勤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巨著。
巴斯卡
巴斯卡是个虚构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演绎他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理想的一个化身。他反映了作者在改造社会中痛苦的求索、迷惘和动摇。巴斯卡试图“用自己这个家族提供的素材，结合当事人的生活环境，找出某一群体的生命变化规律，包括生命的布局，繁衍中逻辑演变……从家族的起源到社会的形成，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他希望“通过正确使用人的机体，奔向人间的乐土，达到人类完美的境界”。显然，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这种模糊的理论最终使他饱尝了苦涩。他发明的医术未能战胜病魔，也改变不了遗传因子，甚至未能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心力交瘁，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上没有济世的良药，一切都应顺其自然！这一结论反映了作者对于改造社会的帐惘心态。
对于这则伯父和侄女相恋的欺事，世人固然可用批判的眼光责备作者。然而，按西欧人的习俗，婚姻方面的伦理道德观毕竟有别于东方民族，他们认为，未受婚姻关系约束的男女都是“自由的”。而且，在左拉所处的时代，血亲通婚影响优生的知识也尚不普及。所以，这里就无需用今人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过错。重要的是，克洛蒂尔德和巴斯卡一样，鄙视功名利禄。她追求纯洁的爱情和无私的奉献，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渴望一片净土。此外，她也有一颗同情人类疾苦的好心肠，才能和医生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伴侣。她对医生从事的工作起初不甚了解，一度受制于祖母几乎成为她的帮凶，最终接受了科学，服从真理，克服了浓重的宗教意识，将全部身心奉献给这位孤独的开拓者。这就突出了这对恋人的叛逆性格，否定了费莉西泰，欧仁，阿里斯蒂德之流第二帝国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抨击了宗教对人民的精神毒害。他们俩在追名逐利的父辈眼中，确实是两个“不肖子孙”，而在作者的笔下，他们是一对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
医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留下一个遗腹子。这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他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将他誉为“法兰西民族的中兴之主”，他借克洛蒂尔德的心声写道：“如今，这个民族正需要改造，他的孩子不就负有这一重任？他将汲取前人成功的经验，扶起倾倒的墙垣，将信心赋予探索中的人们，建立起正义之邦，制定出以劳动为主旨的律法，确保幸福的生活。”在小说结尾时，他说这位年轻的母亲在儿子清澈盼眸子中看到了光明，让这个乳下的婴儿一手高举，象征“一面召唤生命的旗帜”。
通观全篇，这部小说既是左拉对于卢贡和马卡尔们的生活道路所作的归结性的交代，也反映出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上的种种矛盾，同样也表达了左拉对于建立一个平等幸福新社会的苦苦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