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块钱国币 编辑
《三块钱国币》是中国物理学家、喜剧作家丁西林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一部独幕剧，1941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此剧写大学生租客杨长雄与女房东吴太太围绕女仆李嫂该不该为不慎打破的一只花瓶赔钱而展开激烈的争辩，展现了大学生租客与女房东太太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大学生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揭露了阔太太自私刻薄庸俗的小市民习气，也一定程度地讽刺了警察唯唯诺诺的丑态。作品取材于生活小事，但以小见大，围绕花瓶事件反映出当时社会恃强凌弱、无法无理等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全剧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富有戏剧性，语言简洁洗炼且机智风趣。
《三块钱国币》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一个旧式的四合院里，这里住着房东吴太太和她的佣人李嫂，以及两个学生租客杨长雄和成众。女仆李嫂因为工作失误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花瓶，唯唯诺诺地为自己争取同情，而吴太太却不理睬，她从自身的价值利益出发，强迫李嫂按原价赔偿三块钱国币。住在同院的大学生杨长雄极为愤慨，与吴太太发生口角。吴太太坚持要求李嫂赔偿，并不惜要通过抵押李嫂的行李铺盖来还账平息事端。杨长雄气急之下摔碎另一只花瓶，无可奈何地送上三块钱国币。
全剧围绕花瓶事件展示主仆之间、大学生与女主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着力描写他们之间的三次交锋。第一次，争论的焦点是李嫂该不该赔花瓶；第二次，焦点是该不该典押李嫂的铺盖；第三次是由大学生骂女主人是“一个无耻的泼妇”引起。结尾以打碎另一只花瓶解决冲突。
《三块钱国币》是丁西林在抗战初期创作的第一篇剧本，作于1939年（民国28年），1941年与《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合集出版。剧本的标题叫“三块钱国币”而不叫“三块钱”，“国币”一词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国难当头但国却未亡（老百姓还是用着“国币”）。
吴太太
吴太太是房东，是作者讽刺的对象，欺压女仆，蛮不讲理。抗战前她养尊处优，去牯岭避暑；抗战后逃往西南后方避难，牢骚满腹。女仆李嫂无意中打碎了一只花瓶，吴太太就逼她赔偿三块钱国币。虽然李嫂身上只有三角钱，她却毫无同情之心，硬叫警察来把李嫂的铺盖拿去押三块钱来赔偿，依仗钱势对李嫂强搜强适，完全不把一个弱者的尊严放在眼里：强行典押李嫂的唯一“家当”——铺盖，根本不顾一个弱者的处境，非得人走投无路不可。不管杨长雄如何从“情、理、势”的角度讲道理，就是不肯作出让步，不改变她的勒索之心。她过于强调“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这样的死板逻辑，到了丝毫不近人情的地步。自私、吝啬、刻薄、欺人成性的剥削阶级本性暴露无遗。和杨长雄的三次交锋也充分显示了吴太太典型的庸俗的小市民习气：胡搅蛮缠、泼辣、狡辩。她听到杨长雄说她是“一个无耻的泼妇”，便不依不饶，甚至谩骂：“刚才你很会说话，怎么现在连屁也不放了？你骂了人你不承认。你骂了人你不敢承认。这才是无耻。是的，无耻！下流！混蛋！”这已完全是蛮横粗俗的泼妇骂街了。作者不加粉饰的真实描写活画出一位自私、尖刻、肆意施虐的阔太太形象。
杨长雄
杨长雄是和吴太太相对照的人物形象。作为那个时代上千流离颠沛的大学生之一，他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极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更为可贵的是他不畏权势，有着一副铮铮铁骨和侠义风范。尤其是当他忍无可忍之时，敢于以牙还牙骂吴太太是“泼妇”，则更让人觉得这是个敢作敢为、可敬可佩的青年。他随学校从沦陷区来到内地，火热的民族斗争熏陶得他“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因此，他为李嫂抱不平，义愤填膺地和吴太太论情说理，争辩说李嫂是个“低级穷人”，赔不起，再说“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这就变被动为主动，彻底驳倒了对方，显示出他的能言善辩。最后他忍无可忍，把吴太太的另一只宝贝花瓶砸碎，凸现出他见义勇为的性格，但同时也说明他容易冲动，缺乏斗争的经验和策略，只能砸碎花瓶出出气罢了。当另一只花瓶打碎后，大学生“理屈词穷，紧闭了嘴唇，握紧了拳头”，过了一会儿“摸出了三张纸币，送上”，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结束了一场恶战。可以说，杨长雄是一个正直认真的可爱青年，是作者称颂的对象。
成众
成众是沉着稳重又不乏幽默的人。每当杨、吴二人的口角趋于白热化的当口，他便以看似不关己的态度招呼杨长雄：“下棋，下棋。”全剧结束时，成众的一声“和棋”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但他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乏民族正义感。
警察
警察是趋炎附势之人。在争端中，他不自觉地站到了吴太太一边，附和吴太太的强词夺理胡搅蛮维，一口一个“是啦吗”，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执行公务”，代表“政府形象”，以致最后助纣为虐，听凭吴太太差遭，替她跑脚跟，去典押李嫂的铺盖。
思想内容
《三块钱国币》不仅以诙谐幽默的戏剧冲突营造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更以其揭露社会的深刻，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讽刺力作。
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娘姨李嫂不慎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花瓶，吴太太不依不饶；一定要仅有三毛钱的李嫂赔偿她三块钱国币。围绕这一中心事件，杨长雄与吴太太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之中，剧本展示了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弱者无以生存的社会。剧中的矛盾冲突虽然有所激化，可不是对抗性的。面对吴太太对李嫂的欺压，杨长雄除了讲情说理，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问题的解决是他一时冲动将茶几上的另一个花瓶在吴太太面前摔个粉碎，吴太太质问时，他灵机一动，也赔了三块钱国币，这大大出乎吴太太的意料。
吴太太出场时有一段“哭穷”的台词。剧本省略了这之前她与杨长雄的一番争论，使人物间的冲突一开始便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哭穷”的用意是为她对李嫂的敲诈勒索辩解，表明她要李嫂赔三块钱是“合情合理”的。但这段话中却隐含着一些重要信息，折射出1939年西南某省城的社会状况。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把中国拖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爱国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军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由可歌可泣的爱国救亡之歌。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盘踞西南隅，一心打内战搞分裂，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消极抗日。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蒙蔽人民，倒行逆施，推行法西斯专政，使得整个“国统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吴太太就是为避难才逃到西南这个“后方”的。但这样个所谓的“后方”，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却不是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之所。物价飞涨，使得连吴太太这样略有家产的人也牢骚满腹，贫苦百姓生活境况之糟就不言而喻了；而“发财”的却是那些军阀、奸商和“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发财”，靠的是腐败和欺诈，靠的是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这说明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对于贪官奸商是天堂，对于穷苦百姓则是地狱。这样的社会注定了贫苦百姓水远是被欺压被凌辱的对象，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永远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救助。可见，弱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实在是无以立足，无法生存的。
人情世态是社会的体温表和测试剂。马克思说过：“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使得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祉冷漠疏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精神麻木、恃强凌弱、自私自利、情感冷漠、趋炎附势，对弱者缺少应有的同情——这便是剧本通过“花瓶事件”所反映出的那个社会的人情世态。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吴太太，出场时还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这样的三间破房子一个月要四十块钱的房租。打仗以前，连四块钱都没有人要。简直是硬敲竹杠！”撇开吴太太吝啬不谈，单就这句话，可知房东（“当地人”）也在趁机抬高房价，对吴太太这个房客（“外省人”）敲竹杠，没有对这个“流落异乡者”表示“同情”。这说明当时社会的混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的巧取豪夺。当然吴太太不属于弱势群体，她一下子租“三间”房，并雇佣娘姨，说明她的日子还过得去。可这个“外省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自私、跋扈、得理不饶人，对李嫂一点同情心都不肯施舍，为了一点私利，依仗权势对李嫂强搜强逼，完全不把一个弱者的尊严放在眼里；强行典押李嫂的唯一“家当”——铺盖，根本不顾一个弱者的处境，非通得人走投无路不可。不管杨长雄如何从“情、理、势”的角度讲道理，就是不肯作出让步，不改变她的勒索之心。她强调“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这样的死板逻辑，到了丝毫不近人情的地步。她的道德观已经被那个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社会扭曲得不成样子。
而“年岁与杨相若”的成众，按理说也应与杨长雄一样是个有情有义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可他却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血人物。表面上是不乐意掺和杨与吴之间的争吵，试图处于“中立”的位置；只是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喊几声“下棋，下棋”使冲突暂时休止；一旦涉及到要他作出评判、表露立场之时，他却是作壁上观，“对不起，我在下棋，没有留心到我四周围的环境”，做一个双方都不得罪的“老好人”；但实质上却反映了这个人精神的麻木一对弱者的漠不关心。因为就争吵事件来说，有三点成众心里是清楚的：一是李嫂并非想抵赖不赔，而是确实赔不起；二是杨并非是为自己吵，而是在替别人鸣不平；三是吴太太明摆着是在欺负弱者。任何一个有正义感同情心的人，面对吴太太此等行为都会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可成众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这其实就是精神麻木。可以想象，这样的人难以有什么民族正义感，他不会为了民族存亡投笔从戎走上抗日的前线。他们是被国民党反动统治毒害的一代，绝不是“中国的脊梁”。所有像李嫂那样的处在社会底层孤立无助的弱者，决不可能指望这样的人出来拯救自己！再说那位警土。按常理，警士起着稳定社会、维护治安、主持公道的作用，是老百姓信赖的对象，所以当李嫂受到吴太太的欺侮，被逼无奈之时，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警士，请他出面调解；可他却不自觉地站到了吴太太一边，附和吴太太的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一口一个“是啦吗”，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执行公务”，代表“政府形象”，以致最后助纣为虐，竟听凭吴太太差遣，替她跑脚跟，去典押李嫂的铺盖，其趋炎附势之丑态令人生厌。在这类人的眼里，只有权势，没有什么正义感和同情心。
民众的心态反映出社会的本质。远离抗日烽火的民众，其精神的冷漠多少让人感到悲哀与愤懑。正是在这等情势下，作家倾其心力塑造了杨长雄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形象，给作品透出一丝“亮色”。作为那个时代上千流离颠沛的大学生中的一员，杨长雄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更为可贵的是他不畏权势，有着一副铮铮铁骨和侠义风范，这是个敢作敢为、可敬可佩的青年。杨长雄对吴太太的挑战，与其说是对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挑战，毋宁说是对那个趋炎附势、恃强欺弱的不正常社会的抗争。然而杨长雄的这种抗争多少有点“孤胆英雄”的味道，单枪匹马，孤立无援，拯救弱者的力量显得十分微弱，加之其性情急躁，缺乏斗争经验，以致理屈词穷之时只想和女人打架，无计可施之时也只能是抓起另一花瓶“拼命的往地上一掷”，发泄一通怨气而已。这样的抗争留给读者许多思考的空间。
当然，《三块钱国币》还有它的历史局限和思想上的弱点。它揭示当时的社会生活还不够深刻，只揭露了当时现实生活中表面的不合理的现象，与丁西林后来创作的《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相比，它的弱点就更明显。
艺术特色
丁西林独幕剧情节比较单一，人物少，注重刻划人物性格。《三块钱国币》只有七千字左右，这是与剧作家对生活的提炼、概括能力，与他的高度艺术修养分不开的。
《三块钱国币》的第一个艺术特色，是作家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和挖掘富有喜剧性的人和事，成功地塑造了喜剧性的人物。首先，剧作家抓住了人物的喜剧性的性格。在《三块钱国币》中，作家把剧中人物性格都纳入“例外”。吴太太，如果外省人受外省人的欺侮是一条公例，她是一个例外。杨长雄，如果外省人袒护外省人是一条公例，他则是一个例外。李嫂则是一个年纪二十以下，毫无职业经验，初出茅庐，虽得其时，而未得其主。如果一个女佣人只有赚钱，不会贴钱，只有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增加财产，不会损失财产是一条公例，她也是一个例外。成众当然也是一个例外。这就构成《三块钱国币》喜剧性冲突的特珠性，也就使人物的性格富有喜剧性。其次，作者善于在人物性格鲜明对比中塑造喜剧性的人物。吴太太是个资产阶级阔太太，她从上海到大西南后方来，仍过着有佣人侍候的生活。她受教育不多，自私刻薄，斤斤计较，爱和人口角，还爱自己说了算，不允许别人说个不字，所以特别蛮横。倘若别人对她的行为提出点异议，她就千方百计找别人打咀仗，胡搅蛮缠。女仆不慎打碎了一只花瓶，她见李嫂老实敦厚，无职业经验，就强迫李嫂赔三块钱国币。为了从女仆身上搜刮三块钱不惜一切手段，她搜遍李嫂全身，仅搜出三角钱，她又叫警察来把女仆的铺盖典押出去，并辞退了女仆。杨长雄对吴太太的行为不满，表示同情李嫂，她就似泼妇，唾星四溅，咄咄逼人。作为吴太太的对立面，杨长雄，他是个大学生，吴太太的邻居。他与李嫂无亲无故，但他富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爱管闲事。他擅长说理。所以，他见到吴太太无理要求李嫂赔三块钱就据理驳斥。作者正是紧紧抓住人物思想上、性格上的差异（杨长雄爱管闲事，擅长说理斗争，而吴太太则是自私刻薄，蛮不讲理），进行对比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喜剧性的人物。
《三钱国币》的第二个艺术特色，就是作家不仅善于处理喜剧性的情节和人物，而且有妙笔生花的结构技巧。此剧故事很简单，一条线贯串到底。全戏围绕着一个女仆打碎了主人的花瓶应不应该赔偿，展开了杨长雄与吴太太的一场斗争，层次分明，脉络清晰。首、身、尾安排很贴切。如戏的开头，作者并没有按生活那样详尽罗列事件的开端，而是从能揭示人物性格之处开始。大幕拉开时，吴太太和杨长雄的矛盾冲突已经开始，她正在大谈这个年头哪一个不穷呢的论调，并伺机要管管杨长雄。这样开始，使戏就比较紧凑，而不是把生活的一切都展现在舞台上，只是把富有戏剧性，足以展示人物性格的部分搬上舞台。
丁西林在结构艺术上还运用了“突转”与“发现”的技巧，使戏写得富有戏剧性，引人入胜。“突转”就是指剧情突然急剧发生变化，往往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所谓由顺境转到逆境，或由逆境转到顺境。丁西林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就善于把矛盾推到极端，造成似乎难以打开的僵局，然而又很巧妙地翻将过来，在抑扬反正之间产生很强烈的喜剧效果。在《三块钱国币》中吴太太一定要李嫂赔三块钱，杨长雄抓住吴太太说李嫂“毁坏了别人的东西”据理斗争，说明一个女仆给主人干活打坏了东西不应该赔偿，使吴太太理亏，变不利为有利。吴太太，杨长雄的矛盾在冲突中起了“突转”。但杨长雄从论战中“发现”吴太太蛮不讲理。因为吴太太虽在与杨长雄论战中失利，但她仍坚持让警察领仆人把铺盖钾掉，她收了三块钱国币。杨长雄对吴太太有了新的认识。杨长雄气不过，脱口而出骂吴太太“无耻的泼妇”，结果又招来吴太太的一顿炎骂。吴太太哪里是甘拜下风的人，她听到居然有人骂她，她立即向杨长雄进攻，一逼再逼，盛气凌人，杨长雄却步步后退，他懂得再用说理斗争等于对牛弹琴，所以，他也改变了战术，不再用言辞予以回击。吴太太以为杨长雄无理可欺，就得寸进尺，使杨长雄当众受辱，狼狈不堪。他“面白手颤”，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戏进入高潮。杨长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忽然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花瓶，他急忙抓起花瓶往地上狠命地一掷，花瓶粉碎。吴太太眼看着又一花瓶被打碎，她气得“血管暴涨”，“双手撑腰”：“你这怎么说？”杨长雄在“理缺词穷”下，“灵犀一点”，忙从衣兜钩出三张纸币送给吴太太：“三块钱国币。”吴太太眼看胜利的局面一落千丈，仿佛一个跟头从凌空落下来，她的隐痛不得而知。情节发展一环扣一环，一波未平又掀起一波，变化多端，而又出于情理之中，这是由于人物性格和当时环境产生的必然结果。
作家在剧情进展中，穿插了杨长雄和他的朋友成众下棋的情节，颇具匠心，别具一格。成众在剧中说话不多，但他却是剧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对剧情进展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闭幕时，成众只说了一句话：“和棋。”一语双关。它表面上似乎是指杨长雄、成众下棋不分胜负，实际上是指杨长雄与吴太太斗争也是不分输赢。吴太太从女仆那里得到第一个花瓶的赔款三块钱国币时，固然可以说是打了胜仗，可是当她眼看杨长雄把自己的另一只花瓶故意摔碎之后赔她三块钱国币时，她却吃了败仗。而杨长雄因说不服吴太太而用打碎花瓶来出气，似乎是打了胜仗；但他一个穷大学生平白无故地赔了吴太太三块钱国币，也可以说吃了一次小败仗。戏以“和棋”一句富有喜剧性的双关语结束，耐人寻味。
《三块钱国币》的第三个艺术特色，则在戏剧语言方面。首先，语言很简洁又洗炼，台词简短，少则一、二个字，很少有大段台词。在人物性格与展开情节时明快有力。正因为丁西林善于觉察生活中古怪的现象，撷取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东西，所以语言鞭辟入里，随时随地使人物针译相对，用来揭示矛盾，显示性格。如吴太太和杨长雄关于李嫂打碎花瓶应不应该赔偿的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论战。其次，《三块钱国币》的语言还富有机智、风趣的特色。杨长雄在与吴太太说理论战中，他找出吴太大说话中的纰漏：“毁坏了别人的东西”而认定吴太太不是别人，李嫂是吴太太的女仆，杨长雄据理斗争，说得吴太太无言以答，只好蛮不讲理地说杨长雄“胡说霸道”，表现出杨长雄的语言富有机智、含蓄、幽默、风趣的特点。全剧的喜剧性主要来自于杨长雄对吴太太的讽刺，同时也在于杨长雄的幽默性格。
一个作家如果缺乏技巧，就不能塑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但是，一切艺术技巧，只有当它被艺术家用来反映真实生活和表现深刻、具体内容的时候，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之所以成为“五四”以来优秀独幕剧，主要是作家用高度的艺术技巧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并表达了剧作家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缘故。
近代戏剧家李健吾：“该剧故事是写流落在大后方的一位阔太太欺负她的女仆李嫂，同院邻居大学生杨长雄抱打不平，和阔太太口角起来把她斗了个体面扫地。”（《丁西林剧作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