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故事编辑

王安忆创作的中篇小说

《叔叔的故事》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0年第6期。

《叔叔的故事》书写了一个时代对个人加诸的苦难，也书写了时代变革之后人的不适与虚无。王安忆试图通过这篇小说，揭开真实历史的谎言。重塑虚构社会的真实。同时，小说在性别问题、人生信仰问题上都有深入的阐释。

《叔叔的故事》小说引子说：“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所以，该小说不只是有关张三的故事，更是关于“父兄”辈作家，也即“叔叔”一代人的故事，其中的人物、事件、经历、心态和环境都有某种典型性。小说写“叔叔”写了一篇关于一头驴子的文章后，被认为污蔑了农民没有自觉性，因此，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而进行了劳改，这使他的人生充满了苦难。叔叔为了生存，屈居在苏北小镇上娶妻生子，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一次偶然机会，他的文章被发表了，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继而他的人生也进人了另一个辉煌的阶段。他进入了作家的圈子，并常有国外的学术界、艺术界、出版社的人来邀请他去做访问和演说，出国于是变成了他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他认为自己已“走向世界”并融入了时代，所以不能再与小镇的妻子及不是他梦想中的儿子相处到老了，他便离婚了。他与一个德国女孩相处。但现实却不是他所想的那样如意。后来他与德国女孩又离婚了。他觉得自己走出了感情的荒漠后，又回到了感情的荒漠。他埋葬了过去的自己，却摆脱不了过去的阴影。他最后发现了命运的真相：“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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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部具有转型意义的中篇小说。“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多股文学思潮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成为催生出《叔叔的故事》的重要写作动因，而王安忆则试图借助这部作品摆脱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表现出普通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出生于1954年的王安忆在20世纪70年代初（初中毕业后）曾赴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村插队，根据其之后所写的大量回忆性文章可得知，当时在王安忆插队落户的地方就有许多如同“叔叔”那样困窘而尴尬的知识分子。强权意志的规训剥夺了这些年轻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欲望诉求，身处其中的王安忆显然对此深有感触。毋庸置疑，“叔叔”这个形象绝不只是无据可循的孤独个体，而是作者有意识地将之成为某类群体的象征符号，她试图通过《叔叔的故事》来展现受到世俗伦理挤压的普通个体。

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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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

在极端政治年代落难的文艺男青年“叔叔”，因为写了一篇“政治错误”的文章被错划成右派下放苏北的某个穷苦小镇，在那里默默坚守了多年，娶妻生子、忍辱负重。终于等到了“鲜花重放”的光辉时刻，叔叔一跃成为众人称赞的知名作家与“文化英雄”。“叔叔”的才华横溢，他的放荡不羁；他的卑琐阴暗，他的胆小懦弱，也透过这一面又一面镜像的反复折射得到无限放大，代表权威的平面叙述力量在此间被逐步消解。

“叔叔”的悲剧其实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的生存悲剧，“叔叔”所创作的故事和“叔叔”现实中的境遇正是一组对照：小说中的“叔叔”如同涅槃重生，获得新的自由，新的方向。但当现实介入后，人们会看到那种由政治年代生成的妥协、卑琐并未远离“叔叔”。相反，这些令人深感惋惜的低劣品质往往如影随形，并借此揭开叔叔丑陋浅薄的那一面。年轻一代就是在这双重人格泥潭堆积下形成的：年轻一代向往光明绚烂，却又在不自觉间显露出“叔叔”那一代人的那些令人深感厌恶的品质。

“我”

“我”是这个故事的外在叙述者，也是这个故事的内在聚焦者。“叔叔”过去的故事其实也成为“我”的现下生活的某种观照。叔叔说：“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而“我”也会产生相类似的思想情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尽管“我”由始至终对自己的故事三缄其口，但那些看似漫不经心发散开去的议论语句却在有意无意间告诉人们，“我”正在缓缓踏入那座将“叔叔”肉体与灵魂双重囚禁的命运牢笼。尽管“叔叔”和“我”都试图找寻自己应有的价值地位，但这种自我思考与价值定位，却在纷扰杂乱的现实世界面前演变成西西弗斯式的徒劳无力，于是，“叔叔”不会再快乐，“我”也不会再快乐。

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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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开启了反思启蒙神话的序幕。小说通过重述“叔叔”的故事，意在揭示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话语面临的精神危机。王安忆笔下“叔叔”的故事，不再是将个人经验整合于民族叙事的“民族寓言”，而是降格为“叔叔”的个体生命经验，那是一个仅仅关于饮食男女的世俗故事。压倒叔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儿子大宝，“叔叔忽然看见了昔日的自己”，“他人生中所有卑贱、下流、委琐、屈辱的场面，全集中于大宝身上了”。由此，苦难与启蒙神话的承载者，陷入到无以摆脱的个体性屈辱之中。

艺术特色

小说用“叔叔”本人的叙述、他人的传闻乃至流言及自己的想象和推测来交替叙述，其间出现了大段议论，表明了叙述者的告白、思想，或者说明了“叔叔的故事”对于“我”的意义及“叔叔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等。这表明叙述代言人是身兼二任的，他既要讲述“叔叔的故事”，也要讲述“我的故事”，两者形成了对应性的陈述。“叔叔的故事”是主旋律，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一辈作家的故事。这样，小说在二重叙述中弹奏出了复调，表现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距离。讲叔叔的故事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思想”，但“我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隐藏了，而且故事里还隐含了一种宿命，以及关于鹰和乌鸦的寓言式象征。

《叔叔的故事》在叙事上具有的新颖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所内含的一个双层叙事文本，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应包括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比如在确定叔叔这个人时，叙述者说，“我只需从叔叔的三次叙述中挑选一次，作为我讲叔叔的故事的材料，或者是将三次结合起来，这符合人们一贯遵循的创造典型人物的原则。”王安忆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色，采用了一些其他的技巧。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叙述者经常颠覆自己已有的叙述，对同一件事从另一种可能性上重新叙述一遍；或者叙事者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通过主观分析来推导下一步的故事内容。

在《叔叔的故事》中，叙述者多次颠覆自己已有叙述，对同一件事从另一种可能性上重新叙述一次甚至多次，形成多种可能性。这种手法表面上看只是元小说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作者利用自己的权利，对叙事过程的一种暴露，对人物塑造或者情节安排的一种主观控制。但如果把她所重复叙述的多种情节找出来对比，就会发现它存在着一种反讽的张力。这个文本的“元故事”很简单，它应该是一个曾经被错划成“右派”，后被平反，变成一个有名望的作家的故事。就像小说中叙述的“等那阴影驱散，云开日出，他们那类人往往成为英雄……”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历史是由男性来书写的，在传统的男权历史书写中，这些人物应该是崇高的、神圣的、充满理想的、人格完美的。然而，作者用她的复数性叙述，一方面向人们展示这种神圣化、崇高化的书写，一方面通过另一种可能性对这种宏观的、传统的、英雄主义的所谓“正史”进行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