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编辑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安子文（1909—1980），1909年9月生，陕西省子洲县双湖峪镇人，原名安志瀚，字浩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自幼投身革命，直到“老骥伏枥”，仍以“志在千里”的气魄为党忘我地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

米脂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加入革命团体共进社。1924年冬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1925年五卅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被校方勒令退学，后到北京。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考入京兆高级中学读书。1926年参加李大钊等领导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被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开枪打伤，并被校方开除。后到共青团北京地委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26年9月，统治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共进社”，住进“共进社”机关的陕西籍学生被捕。安子文也被抓了起来，后因无证据取保释放。组织上考虑安子文身份已被注意，于是派遣他前往西安工作。

投身革命

1927年1月，安子文在民国日报社担任发行工作，后在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任政治部副处长。安子文经常向师长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革命思想启迪吉鸿昌和官兵的思想。大革命失败时，当吉鸿昌听说有人要抓安子文时，立即送信要他快走，并赠送银洋二百元。安子文离开后仍未走脱，吉鸿昌从中说情仍留在政治部工作。不久，安子文再次被扣押，获释后离开冯玉祥部队。出狱后，安子文于1927年12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科科长。192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由于包括叛徒在内的都不认识他，所以被判刑11个月。他在开封第一监狱内从事秘密斗争，照料重伤的省委领导人，担负起“交通”任务。1929年秋出狱赴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传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1930年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长。他根据自己跑交通的经验，制定了交通工作的原则，提出了对付敌人的策略和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1930年10月北方局书记决定由安子文负责惩处叛变投递的原天津河北区区委负责人李纯。 1931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不久奉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3月，安子文在天津法租界再次被捕，后转押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坚不吐实。他与陈原道、孔祥桢、殷鉴、薄一波、赵鎛等一起建立狱中党支部，担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参与组织狱中斗争，对付敌人的“感化”、“诱降”等手段。1936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鉴于一二·九运动后华北地区缺乏干部，向中央请示准备让在草岚子监狱中的重要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营救出狱。党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批准了北方局的请示报告。同年秋，安子文等同志出狱，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北平学委工作。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

抗战前后

全国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达太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工作。11月到达晋东南，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至8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2月至7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7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太岳特委书记。同年8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1939年4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太岳地委书记。1940年1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他参与领导了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安子文不断总结反“扫荡”斗争经验，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军各种形式的扫荡手段。1942年10月起，他和薄一波、陈赓等一起直接领导和指挥了沁源围困战。 1943年春奉调离开太岳区赴延安。同年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张鼎丞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延安整风期间，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正确方针，抵制抢救运动的错误。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10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同时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央工委领导人，从陕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9年3月列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9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疾风知劲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子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主管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干部管理。他对干部情况十分熟悉，真可谓是一部“干部活档案”。安子文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后至1966年8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组织工作上，安子文坚持贯彻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把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作为检验干部的重要标志。他对干部十分爱护，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努力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

“文化大革命”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安子文遭受迫害，1968年1月被捕入狱，送入秦城监狱，备受摧残虐待，从未说过违心话， 1975年5月被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1979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2月被任命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5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月被任命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子文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6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安子文弟弟是安志文，子安民，女安黎（胡德平前妻）。

事件

编辑

从1945年到1966年，安子文在中央组织部先后担任副部长和部长。我们有幸在不同时期与他一起工作，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宽广的革命胸怀，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们留下无尽的记忆和怀念。

按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办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随同中央由河北省建屏县南庄迁至北平。在机关搬迁之前，当时主持中组部日常工作的安子文对派往北平筹建住址的人说：“派你们先头进北平筹备机关住处，你们一定要按二中全会的精神办事，不能铺张。有人提出要住饭店，那怎么行？我们在延安就有不少外国友人来，进了北平，更会有许多外国朋友来，那些大饭店，要留给中央招待外宾用。我们可以住老房子，能住下就行。中直机关单位很多，我们要照顾大局。”

当时市军管会供给部指定中央组织部选用的房子有三处：一处是西四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时为一个临时大学所占用；另一处是槐里胡同一号，当时是东北临时中学学生宿舍；再一处是灵境胡同与槐里胡同一号隔院相邻的一座三层小洋楼，是个空楼。当筹建机关住址的人向安子文汇报时，安子文明确表示，学校我们还要办，不能占用，槐里胡同这个地方好。当汇报的人谈到槐里胡同一号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又脏又乱时，安子文笑了笑说：“这没有啥！房子脏乱，我们可以彻底打扫；毁坏之处，可以修理；树木花草，可以重新种植。就这样定吧！我们服从分配。”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

1963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到某省调查，发现在干部队伍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年龄较大，本地干部所占比例很少。这反映了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培养不够，需要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安子文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进一步组织干部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成员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向中央上报了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专题报告。报告提出：“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如果不及早培养新的，将来就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毛主席阅后批交中央书记处研究。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文件，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执行的办法和意见。为此，安子文又两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大力培养提拔年轻干部的要求和措施。会上，安子文提出，为了大胆地、积极地、破格地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就必须用革命精神打破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在这个问题上，要选择几个标兵，做个榜样，说服那些想不通的同志。”

安子文首先从中央组织部做起，按照中央提出的选拔40岁左右的干部参加省一级和中央部一级领导工作的要求，选拔了两名年轻干部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破格选拔了两名更年轻的人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对推动这项工作带了个好头。中组部还从地、市班子中物色了一批年轻优秀的人选拔到省、市委担任领导工作。随后，安子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的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义和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就做好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安子文提出，希望在于中年人、青年人。每一个人都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为党认真物色和负责任地推荐确实优秀的年轻干部。看到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把担子挑起来了，就是看到了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也就等于亲眼看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熟悉干部是干部工作的基础

安子文经常对组织部、人事部的干部说，熟悉了解干部是全部干部工作的基础，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干部工作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好。他说，了解干部不能只从鉴定表上去了解，也不能只从档案材料去了解。了解干部的正确方法是要从检查其工作上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起来去了解，并且要对干部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安子文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接触干部。他曾在中组部部务会上号召大家主动上门去找干部谈心谈话，不要老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家来找。在调配干部中，他充分考虑各方面关系，各个干部的特点。一次，中央组织部准备派人到南方一所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安子文亲自登门征求意见时，这位老同志表示愿意服从组织调动。后来，安子文从侧面了解到这位患有一种慢性病，不宜到南方工作，于是就取消了原议。事后他还告诫主管调配干部工作的说：“调派干部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对干部本身来讲，是应该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的，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正是因为这样，安子文熟悉了解很多干部。有一次，周总理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干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安子文一口气说出了二十几个干部的名字，并作了简要介绍。当周总理考虑确定了其中一个人后，安子文又进一步提供了这个人的情况。对安子文能够如此熟悉为数众多的干部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都非常赞赏。

坚拒诬陷他人

1967年，康生为了陷害刘少奇，派人找安子文说：“现在有件头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义正辞严地回答：“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他还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现在我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

1968年1月，安子文被投进秦城监狱后，康生又派人找他说道：“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能出去。你难道不想和你老婆孩子团聚吗？”安子文冷冷地说：“我不仅想和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不知道的事情不能瞎说。”来人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安子文说：“你既然知道了，就自己去写吧。”

九大召开前夕，康生第三次派人找安子文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若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决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子文说：“我的确不了解刘少奇有叛变问题。如果了解，我在中组部时早就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了。”来人还让安子文考虑，并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安子文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用考虑了，我不知道。”三次诱供失败后，康生恼羞成怒，对安子文施以严刑。对此，安子文横眉冷对，从容地说：“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坐过四次，不戴手铐脚镣我是这样讲，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结果门牙被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