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是中国现代作家夏衍于1935年创作的一篇报告文学，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纺织厂里包身工的情况。文章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真实地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它按照时间顺序，选取“包身工”们每天生活中的三个主要场景，从住、吃、劳动条件等方面叙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其中适当穿插典型的描述和精辟的议论，丰富了文章内容，增强了批判力度。

《包身工》发表以后，中国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报告文学。该文被2007年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第1册选用。

作品名称：包身工

外文名：EnslAVedWorker

作者：夏衍

创作年代：1935年

作品出处：《夏衍选集》

文学体裁：报告文学

字数：10000字左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日本殖民者开设的纱厂中，一大批被骗来的农村少女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包给了带工的老板，因而称作“包身工”。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收入，因此即使包身工生病时也被老板用拳头、棍子等强迫去上工。她们住的是充满粪臭、汗臭和湿气的工房，吃的是喂猪的豆腐渣熬成的稀粥，劳动环境极其恶劣，又要受到各种惨无人道的虐待。

1927年，夏衍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他住在沪东塘山路业广里一带。此间，他结识了一些在纱厂做工的和做工人运动的朋友。从朋友口中，夏衍听说有一种女工叫“包身工”。这些年纪很小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纱厂的工头从江苏、浙江一带贫困的农村地区“包”来的。

包工头在招工时，会尽量把工厂的条件和待遇说得如何如何好，使正为吃不饱、穿不暖而走投无路的女孩子家长或女孩本人信以为真，从而使他们同意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出去做工的。家长和包工头之间要有一个包身文字契约，契约中写着包工时间为三年。三年中女孩做工的全部工资归包工头，由包工头负责女孩的生活费用，而且包工头每年还要给女孩父母一些钱，作为父母把孩子包出去的“包身费”。年龄很小的女孩来到上海或苏州的纱厂后，看到工厂里的一切并不像包工头说得那样好。厂房破旧，车间里很潮湿，灯光也很暗。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工，累得腰酸腿疼。半夜三点钟，她们要顶着星星、带着疲困的折磨去上工；下工时，已是月升中天。每当下工回到工棚里，她们连衣服也不愿意脱，倒在铺上就睡着了。在厂房里做工时，她们要受到包工头的看管；下班后离开工厂也要受到监视，一点儿人身自由也没有。就是这样，她们仅能从包工头那里得到一点点钱，根本不够吃饭用。

夏衍首先把这些告诉了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有联系的沈西林同志，明星电影公司根据这些材料马上拍出了《女性的呐喊》。夏衍也开始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想写出一篇小说来。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组织上决定让夏衍暂时到工厂隐蔽起来。夏衍就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到包身工中去，掌握第一手的更为详细的材料，把九年前的愿望付诸实现。为了观察到包身工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夏衍每天半夜三点从家里动身往工厂走，工厂离他住的地方有十几里路。白天，他混在包身工中间，体验着人间地狱的生活。耳闻目睹之后，夏衍反而觉得小说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如果将她们的情况如实地报道出去，更能说明问题。于是，他根据调查到的材料，真实的不带任何虚构和夸张的写出了《包身工》一文。1936年，夏衍发表了《包身工》。

：

主题思想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担负了下来”），描述包身工的悲惨生活，并指出产生包身工的社会根源。包身工“住”的条件和“吃”的条件恶劣不堪，她们过的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但包身工却已经被催逼着起身了。她们住在“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一间“七尺阔，十二尺深”的空间里，要住上十六七个“专替别人制造纱的‘猪’”。吃早“粥”时，十几个人只吃到“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而且还要“一窝蜂地抢着”，因为稍迟一些就要“捧着一只空碗”。文章从烧粥、抢粥和粥的成分的描述中，表明这些廉价的“机器”们正过着一种猪一般的生活。接着，文章介绍了包身工的来源。包身工是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从破产的农村中诱骗到都市来卖身做工的农民女儿。经过“带工”老板那张“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的游说，大批贫苦农家的儿女被拐进了福临路工房。带工老板把包身工当作赚钱的“机器”，把剥削所得用来放债、卖田、造屋，并兼营茶楼等店铺，表现出他们那种流氓和奴隶主式的身份。最后，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三大原因，其中通过“芦柴棒”被殴辱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包身工制度的掠夺本质。在“芦柴棒”被打的一段里，作者着力刻画“打杂的”凶狠残暴和老板娘的阴险冷酷，从而突出地表现了失去自由的包身工的的悲惨遭遇。

第二部分（从“五点钟”到“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描述包身工恶劣的劳动条件。文章介绍了包身工在劳动时受着音响、尘埃和湿气等三大威胁。在这里，作者一方面把车间的情况给以形象的描绘，同时又随时在唤起读者感觉上的经验。如关于尘埃威胁的描述：“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地在空中飞舞的花絮”、“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觉，那你可以假想一下……”，这些细致的描述，使读者加深了对车间生活的感受。除了三大威胁之外，包身工还随时随地会遭到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大危险，而其中主要是殴打。在拿摩温和东洋婆共同作弄包身工小福子一段描写中，说“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办法”，用语极为犀利，作者对东洋婆的切齿恨，溢于言表。这里写包身工“劳动”的条件和第一段写的“住”的条件、“吃”的条件合起来，就构成了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全貌。最后，文章用具体材料和精确数字，说明日本纱厂由于对中国工人残酷压榨而迅速膨大的事实，特别指出帝国主义用增加劳动强度，减少工人，多用包身工等办法来获得巨额利润的事实，揭示了包身工制度是帝国主义对生产落后国家的一种最残暴、最野蛮的剥削方式，从而点明了全文的中心思想。

第三部分（从“两粥一饭”到结束），是全篇的总结，给包身工的生活处境作了全面的、概括的介绍。其中有包身工的繁重的工作负担，有惊人的残酷掠夺，有兽性的疯狂毒打。由于繁重的、强化的劳动，包身工们被摧残得不成人样：“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象弓一般的弯，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写“芦柴棒”免除抄身时，说她被折磨得连冷酷无情的抄身婆也害怕“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深刻地表现了“芦柴棒”等包身工备受折磨之深。改良机器和增加劳动强度的结果，产量增多了，而工人的工资却在减少。这对包身工来说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除了“包身费大洋二十元”以外，包身工的工资属于工头所有。工资减少，那就要剥削在带工头身上，而他们是不会承受这剥削的，结果是使包身工承受更残酷的压榨，“直到榨完了残留在她们皮骨里的最后一滴血汗为止”。文章结尾处，作者写道：“在这千万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同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写了这六个“没有”之后，又指出：“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通过“没有”和“有”的对照，表现了作者对包身工悲惨生活的无限同情和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控诉。结尾一段愤怒地警告帝国主义者当心“锭子上的冤魂”，暗示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制度下必将激起被压迫者的反抗。“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透露出反抗的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气势。这些话说得很含蓄，但意义深远，给人以极大的启示。其中某些词语，如“黎明”、“锭子上的冤魂”等，并非作者故意含蓄，而是在当时反动的政治环境下没有言论自由的缘故。

这篇报告文学描述了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行；并坚信中国劳动人民终有一天会起来粉碎身上的枷锁取得解放。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作者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的正确理解，运用丰富的材料和艺术的方法，周密地安排结构，把艺术表现和科学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象地、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向。

艺术特色

选材

为了准确而又深刻地再现包身工制度的黑暗、残酷，作家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严格筛选出那些突出包身工悲惨生活事例，以表现她们作为“活机器”的特征。文中既有对人物群像的描写，又有对个别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清晨四点一刻，包身工们便在一个凶恶男子的破口大骂中起床了：她们穿衣、提鞋、小便、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在这人群中，出现了“芦柴棒”，她瘦骨嶙峋，在忙乱地烧稀饭——吃人的包身工制度将这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摧残得气息奄奄，以至于工厂门口的“抄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说“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在这里，再现了一群被折磨得忘记自己是人的可怜的工人的面影。此外，还有早饭一场，作品也采用了这种群像与个体结合的手法。通过这种手法，包身工的悲惨，带工老板、帝国主义者的凶残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结构

文章以包身工一天的活动为线索，以时间为顺序，交错运用议论、描写、抒情、补叙和插叙等手法，采用细节描写与全景勾画、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方式，将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形象地表现出来，如文章一开始，便展示了包身工起床的情景——她们的慌乱、无奈、麻木被描绘得颇为生动，并补叙了她们的来历、身份，初步地揭露包身工制度的黑暗。接着，展示了包身工的早餐：这是一顿猪狗不如的饮食，清晨四点多起床，吃这样一顿早餐，然后再繁重地劳作六个小时，带工老板的刻毒不言自明；同时，在此又插叙之所以会有包身工制度的原因，“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揭露包身工制度的黑暗。最后，描绘了包身工上工的情景——她们完全被置于非人的境地之中：她们在噪音、尘埃和湿气这三大威胁下艰苦劳作，她们尽管已耗尽了血汗但还要承受殴打、罚工钱、停生意这三大危险；同时在此又插叙了日本纱厂吸取中国工人的血汗迅速膨大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野蛮压榨掠夺。文章如此结构行文，使结构颇为紧凑。

论辩

文章善于把形象描绘、理性分析与科学统计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作品一方面细致地描写了外号“芦柴棒”等女工的境遇，再现了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工被摧残得不忍目睹的情况下，拖着气息奄奄的病体去干活的情景；另一方面，又插入大量确切的统计数据，如包身工的人数，东洋厂家及其固定资产的发展，老板的收入和包身工的工价的变化、起落和比例等。同时，还穿插着恰当的议论、分析，如对纱厂爱用包身工的原因的分析：纱厂之所以爱用包身工是因为包身工可靠、安全、廉价，“在一种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膨大了”——分析透彻、恰切，议论深刻而切中实质。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欢章《欢章散文》：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所产生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一般说来都还是纪实成分较多，像《包身工》这样能在叙事中注意突出人物描写，而且取得一定的艺术成就，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牢牢地把握住报告文学首先是文学的特性，忠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包身工》的这个艺术经验，到今天也并没有过时。

夏衍（1900年—1995年），原名沈乃熙，现代剧作家、翻译家，浙江杭州人。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与郑伯奇等人组织上海艺术剧社。主要著有话剧剧本《上海屋檐下》《秋瑾传》《赛金花》，电影文学剧本《风云儿女》《压岁钱》，报告文学《包身工》，论著《夏衍剧作选》《电影论文集》和译著长篇小说《母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