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细菌编辑

夏衍创作的作品

《法西斯细菌》一九四二年写于重庆。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我国各阶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故事描写一位潜心于细菌学研究的科学家俞实夫，在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残酷事实面前，终于从不问政治到走入反法西斯斗争行列的觉醒过程。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堪称这一创作潮流的代表作。作品立意十分深刻——后来流行的、也为作者所追认的所谓”批判科学至上主义“主题说，至多只是剧本的浅层意义；在剧本初演之日所写的《代跋之一》里的说明，应该是更接近于创作的初衷的：剧作家要把剧本的主人公写成“悲剧的英雄”。

这就是说，在剧作家看来，知识分子要求专心致志为人类研究科学，原本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正当的愿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这一愿望，正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责任于必要标志，然而，中外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却扼杀了知识分子这一起码的善良美好的愿望，“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创痍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更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民族不能保护自己民族的精英，给他们以起码的创造性劳动条件的悲剧，说到底这是一个文明暂时无力战胜“愚蠢和野蛮”的悲剧。这样的开掘，就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学）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英雄本色正是表现在，当他们认准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科学，全人类全世界的将来需要科学时，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头扑到科学事业里去；而当他们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可能时，就沉稳、坚毅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中：这就是剧本所描写的俞实夫。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爱国主义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的献身精神，坚忍、执着的性格，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作风，宽容、谦和的气度，具有一种令人感佩而亲近的精神魅力，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民族性格的内在的美。这个人物身上的弱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的，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的那不晓人世艰难的理想主义，那不通世故的天真，那股唐·吉珂德式的劲头，是让人既感动又不能不发笑的，笑完了还会涌上一点儿苦味儿。剧作家在俞实夫这个“悲剧中的英雄”周围，特意设置了赵安涛、秦正谊这两个知识分子形象，显然为了追求思想、性格、艺术上的衬托、对比效果。

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更是大胆的，这是夏衍继《上海屋檐下》之后又一次艺术的冒险：不是把时间、空间浓缩，而是着意地拉长、扩大，在五幕剧的有限容量内放下十年间的政治风云；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八一三”上海战争，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到1942年春抗战转折关头；并且正面展现“东京——上海——香港——桂林”人生舞台与戏剧舞台的大转移。

时间、空间跨度的扩大，表明了剧作家对开视野、表现大时代背景、“将抗战中各阶层人民的苦乐一一泼在纸上”的史诗性的追求。但他始终关注的，不是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社会历史大风暴所激起的人物情感的风暴，是受着历史发展的外在逻辑制约、影响的人物思想、情感=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所倾心的不仅是人物心理刻画的历史深度，而且还追求艺术表现的简洁、含蓄与准确。比如寿美子受辱的那场戏，表面上仅仅是不懂事的孩子之间司空见惯的争吵，却以无比粗野、也无比尖锐的形式触到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俞实夫和他的日本籍夫人静子感情的痛处，拨动了那根最敏感的、战幕揭开那一天起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的心理神经，那内心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观众甚至可以听到、触到那心海的万顷波涛，但外在的表现却只有两个雕塑式的动作——“猛然地站起来”，又“颓然坐下来”：动作的线条如此简单明晰，又如此地富有表现力。然后是——“无言”，“依旧无言”，此时此刻，唯有“无言”才能表现一切，说明一切。这样“言简意赅”的场面不免使人想起《上海屋檐下》；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夏衍既发展了“自己”，又保持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