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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编辑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报纸。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初由天主教徒柴天宠、主教樊国梁、法公使鲍渥等集资筹办，宗教色彩比较浓厚，曾受法国势力的干预。创刊后，由英敛之（名英华）任总理，方守六任主笔。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重视言论工作，以“敢言”著称。特别是与慈禧手下炙手可热的袁世凯顶撞抗争了十几年，名满全国。
1916年9月，报纸售予王郅隆，政治上趋近北洋政府安福系和日本，销数大落，到1920年每天只印几十份，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6月，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5万元，邀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股份公司接办该报。吴鼎昌自任社长，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同年9月1日，恢复出版。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实际上，言论立场基本倾向于国民党政权，奉蒋介石为“国家中心”；另外，对共产党、红军既攻击诬蔑、也作一些客观报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主张“缓抗”，受到“东北留平同乡反日救国会”的警告。1932年“一·二八事变”，谴责日军侵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4年1月，特邀社会名流学者胡适、翁文灏、梁漱溟等8人，撰写《星期论文》，受到文化知识界的欢迎。
大公报
《大公报》同仁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量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4月，《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同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
1949年后，《大公报》在中共香港工委和中共澳门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出版发行。
早期
《大公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
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
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
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大公报创刊号
新记时期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大公报“新记”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1949年后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解放天津，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先驱们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该宣言的发表也标志着国统区进步美术史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崭新一页。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2016年，《大公报》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后，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形成了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2022年6月12日，庆祝《大公报》创刊120周年活动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现场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公报》的贺信， 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四不”方针
大公报
“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四不”方针与新闻专业主义
“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道德精神，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相比，大公报力求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取向。例如，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时，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客观分析；在国难当头，抗战在即时，能够冷静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提出较为可行的建议；在抗战烽火正烈，全国军民共御外敌时，能够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相区别，不一概而论、统统加以声讨。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大公报》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它“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其所追求的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与西方新闻界以客观性、真实性、自由性、独立性为特征的新闻追求有意识共通之处，这正是今天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新闻史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从而服务于全体人民。
局限性
大公报的主持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声称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但在涉及到其阶级的根本利害时，他们总不免会左右摇摆不定。《大公报》的主持人只能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水平来报道和评论事实，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始终没能超越他们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
对赵女士批评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妇女赵五贞在花轿中自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16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指出：“这件事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
21日，毛泽东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一文，明确说明，“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大公报》曾是一个著名报纸系列，新中国成立前在知识分子和上层民主人士中产生过广泛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和《大公报》有过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渝版《大公报》接触十分密切。其时，《大公报》以上海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报》。新中国建立后，除香港《大公报》未作变动外，其他三版均收归国有。就《大公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毛泽东也作过几次重要指示。
湖南自治运动
1920年9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
27日，毛泽东又发表《释疑》一文，针对有些人“政治只是少数特殊阶级的事”的观点，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
题词
毛泽东对《大公报》也颇为关注。重庆谈判期间，他与《大公报》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例如，9月5日，毛泽东会见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谈话要点在9月6日的《大公报》上刊出。9月20日，《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与《大公报》负责人的接触和题词，对《大公报》的舆论导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营造了舆论氛围。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真诚努力下，《大公报》在国共和谈期间对毛泽东“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谈立场，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和平统一的立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建国后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最初未作大的调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降，广告收入亦大减，报馆严重亏损，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
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大公报》碰到的困难，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汇报后作出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公报》由中宣部领导，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暂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馆建成后，迁京出版。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理论界也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为了加强经济理论宣传、提高宣传质量，酝酿将原来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集中刊出，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国务院财贸办的同意。《大公报》对创办《经济评论》如此看重，与毛泽东当时对《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不足的批评有关。毛泽东认为它把理论阵地让给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
经过认真筹备，在李先念、杨尚昆等的过问下，1964年3月10日，《大公报》向李先念提交了关于创办《经济评论》的设想和筹备情况的报告，并请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3月14日，李先念致信杨尚昆转毛泽东，请求对此事给予批示：“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写理论性文章。《大公报》是中宣部确定为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报纸，他们想出一个《经济评论》专刊，似可同意，请主席批。”3月2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李大宏：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兼大公报社长、文汇报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