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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派 编辑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九人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而得名。九叶诗派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追求“新诗戏剧化”，多数人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下走上诗坛的，他们中有半数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西南联大，他们学习西方现代派的文艺理论并开始创作诗歌。1946年西南联大的师生回到北平和天津。他们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天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北平《经世日报》副刊和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上。1947年7 月《诗创造》在上海创刊，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方敬、方宇晨、马逢华、李瑛等参与其中。但这时《诗创造》的作者比较广泛，流派特征还不明显，1948年6月，其中一部分诗人分出来创办《中国新诗》丛刊，由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方敬（未到职）等为编委。他们与北方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汇合，掀起一股现代主义诗潮，他们自称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因此，《中国新诗》的创办被认为是九叶诗派正式形成的标志，他们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
“九叶派”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企图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在诗歌艺术上，他们坚决反对浪漫主义诗风，而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和“感受力的革命”，旨在使诗成为现实、象征和玄学的融汇。这样一种诗学追求，虽显然是以现代主义为主导，但它同时也吸取了现实主义以至古典主义的营养成份，故也具有“综合”的特点。
九叶诗人在用诗歌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兼顾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在表现社会人生时，注重主体的哲学思考和理性探索，不像七月诗派那样直抒胸臆，直接发出战斗的呼唤。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没有获得西方现代派诗人那种深厚的哲学意识，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却比以前任何的中国现代派更尖锐、更深刻。
九叶诗派有大量战争题材的作品，他们对于战争少有正面的描写，而是着力于战争状态下人的深层心态的揭示和抗争精神的寻求。杜运燮的一系列作品，致力于战争与人的命运的深层次探索，寻求人的内在解放的途径。《林中鬼夜哭》借死去的日本兵之魂谴责战争给予人类的伤痛：“死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终于有了自由。/罪恶要永在，但究竟有机会/大声地向你们说我们是朋友。”他的《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严肃的游戏》、《最后的演出》、《感谢》，还有穆旦的《赞美》、《森林之魅》等，都是在控诉战争对于人类理性与文明的扭曲和破坏，揭示人在精神上感到自身存在的艰难与困惑：“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面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的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赞美》）。
九叶诗派也有大量诅咒黑暗、反思历史的作品，他们在批判丑恶、揭露黑暗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向，展望光明的未来。辛笛的《布谷鸟》诉说“人民的苦恼无边”。方敬的《请看这世界》大声质问：“谁把这森森的日子/交给我们，谁叫我们/活得没有一点人意味？”陈敬容的《抗辩》诅咒“暴戾的风雨，惨毒的日子”。另外，还有唐祈的《女犯监狱》、袁可嘉的《上海》、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等，把民族的痛苦与斗争、时代的黑暗与光明交融在一起，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促人警醒的内在力量。穆旦的《裂纹》极具历史反思性：“新生的力量被压制，被扭转，/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年轻的学得聪明，年老的/因此也继续他们的愚蠢，/谁顾惜未来？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个体生命和民族生命被传统所束缚，“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线上》） 在对传统反思中，蕴含着诗人改造民族传统，强健民族精神的强烈情感。
九叶诗派还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诗人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讨，这部分作品更能体现出九叶诗人灵魂的丰富与深刻。穆旦在九叶诗派中最具代表性，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人本困境问题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冀，在他的诗作中交错出现。穆旦在诗中表现了生命的焦灼感：“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然而来自“历史的矛盾压迫着我们，/平衡，毒？我们每一个冲动”，留给生命的最终只能是痛苦的体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生命的抗争如此残酷，如此艰难：“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庄，/……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在生命的苦难体验中，穆旦透露给读者的是一种骚动不安的生命意识与灵魂搏斗的“倔强”：“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毁凶残/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却又死去，/那永恒的人。”（《活下去》）穆旦在生命抗争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五月》）另外，还有杜运燮的《井》，主要表现现代人灵魂的孤寂与深沉：“你们只汲取我的表面，/剩下冷寂的心灵深处，/让四方飘落的花叶腐烂。//你们也扰乱我的表现，/我的生命来自黑暗的地层，/那里我才与无边的宇宙相联。”陈敬容的《逻辑病者的春天》写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是现代都市里/渺小的沙丁鱼，/无论衣食住行，/全是个挤！不挤容不下你。”她的《船舶和我们》描绘了现代人彼此间的冷漠，马逢华的《哭泣》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们的哲学思考是以现实世界为根本展开对人的深层探索，从比政治更为宽广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挖掘更为宽广的具有思想意义的内容。
九叶诗人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们在诗歌艺术上追求诗歌的“平衡美”。1、九叶诗派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诗歌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美”。他们是一群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进步青年，他们“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 同时，他们又对诗歌的艺术性相当尊重，他们希望“在现实与艺术之间求得平衡，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 。2、九叶诗派在诗歌内容上追求表现现实与挖掘内心的“平衡美”。他们的诗既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掘，又不迷失在自己的狭小世界中；既“抛弃了心爱的镜子，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寻世界”（杭约赫《启示》），又总是通过诗歌表现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3、九叶诗派在诗歌创作中追求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美”。穆旦的《被围者》由一个完整的人工的圆触发诗的感性：“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诗人所要真正表达的却是对生活或生命的理性思考：“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平庸的圆满使我们空虚，我们是圆中被围者。残缺意味着破坏、危险甚至牺牲，但它却使我们充实，会带来新生的希望。由圆满到残缺的心理体验中升华出的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绝望中生出希望的生命哲理。辛笛的《风景》和唐祈的《老妓女》，描写的是生活中的感性形象，同时又包含着诗人对社会病态的理性思考。4、九叶诗派在诗歌创作中追求中西诗歌艺术融汇过程中的“平衡美”。“他们尝试以双重的传统生命（我国古典诗词传统和新诗的优秀传统）去消化融汇西方现代诗歌，同时自觉地吸收西方现代诗艺的新因子，充实、发展自己的艺术生命，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审视眼光，孕育了别具一格的现代诗风”。
九叶诗派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追求“新诗戏剧化”。在中国新诗坛，闻一多、卞之琳等最早尝试新诗戏剧化，采用“戏剧化处境”和“戏剧化台词”来营造诗的意境。九叶诗人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从西方现代派那里获得理论依据，从而发展起各种戏剧化手法：戏剧性结构、戏剧性情境、戏剧性独白或对白等，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杭约赫的《复仇的土地》把自己的仇恨和期望渗透在戏剧性情节中，使诗更具客观真实性。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里》以独白与对白交错的方式，展现了北方农民在重压下的苦难生活。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有着精巧的内在结构，而又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的情诗。全诗以“你”、“我”和“上帝”的冲突推动着爱情和生命过程的发展为线索，展开各种矛盾斗争，构成张弛有度的内在节奏和浑然一体的戏剧性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