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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 编辑
人的文学
周作人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著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茀罗培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Blake）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的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家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去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说《一生》（Une 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Jama），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
（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
（二）是恋爱的结婚。
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诺威伊孛然（Ibsen）的戏剧《娜拉》（Et 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国托尔斯泰（Tolstoj）的小说Anna Karenina,英国哈兑（Hardy）的小说《台斯》（Tess）等就是。恋爱起原，据芬阑学者威思德马克（Westermarch）说，由于“人的对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Lucke）说，因多年甚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j）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也夫斯奇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外，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对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她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选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的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罗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快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浓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唤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Gorst）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诃美罗斯（Homeros）史诗《伊理亚斯》（Ilias）与欧里毕兑斯（Euripides）悲剧《德罗夜兑斯》（Troiades）中，说赫克多尔（Hektor）夫妇与儿子的死别的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诺威伊孛然的《群鬼》（Gengangere），德国士兑曼（Sudemann）的戏剧《故乡》（Heimat），俄国都介涅夫（Turgenjev）的小说《父子》（Ottsy i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这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例。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便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周作人
（1885.1.16～1967.5.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39年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建国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
弥补胡适在文学建设思想上的不足的是周作人。1918年12月，周作人毫不含糊地打出了"人的文学"的旗号，反对"非人"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首先指出，谈论新文学的说法本身存在不妥之处。因为"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也就是说，周作人一上来就直指文学的思想问题，认为新旧不在形式，而在于内容上的大是大非。这样，周作人也就把新文学的形式问题，直接提到了思想内容的层面上来。 那么，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何谓"新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地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人"的问题，在欧洲早已经得到发现和解决，而在中国却现在才要"从新发见'人'，去'辟人荒'"，虽然晚了点，但"总比不学该胜一筹"。鉴于此，有必要在文学中"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进而，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文学做了如下界定："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并指出了两种重要的描写方法：一是从正面展现"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从侧面的角度来写平常人的生活，或从反面的角度来写"非人的生活"。
"人"是周作人对新文学理解的重要概念。所谓"人"，便是指"灵、肉一致的人"；所谓人性，便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而一切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呼唤文学中的"人"，他赋予新文学的重要内涵或者思想就是展现这健康的向上的人性。人，第一次走进了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批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在此强调的"人"既有普泛意义上的"类"的概念，又有"个人"的含义，即"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
无怪乎有的学者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首先揭起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从而使文学革命由'破坏'阶段进入'建设'阶段，由形式上的改革进入实质上的形式与内容并重，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新文学实质性的宣言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秦新春：《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65页）。是周作人第一次赋予了新文学新的特质，树立了新文学发展不同于旧的封建文学的界碑。
周作人继《人的文学》之后，又发表了进一步探讨文学建设的《思想革命》、《平民文学》（1919年初）。在《思想革命》中，周作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因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浸淫积淀，已经使荒谬的思想和晦涩的文言达到了"融合为一"、彼此难离难弃的程度。这正如"信奉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装，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实行民主政治？"出于对思想变革的深刻理解，周作人没有像胡适那样对文学革命充满信心，认为形式的改变就真的能够清洗封建卫道士的头脑。招牌虽变货色依旧的事，在某些方面说明了先驱者的乐观仅仅是停留在理想的理论状态中。因而，周作人决绝地指出，仅仅改变文字不涉及思想，是绝对不能实现"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这样，周作人把新文学中蕴涵的思想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命题提了出来。
《平民文学》基本上是承接着《人的文学》中的观点而来的，是"人的文学"的延伸和阐发。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分析了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认为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描写的对象，而在于描写的情感是否普遍、真挚。贵族文学之所以应该舍弃是因为其是游戏的、享乐的，平民文学之所以应该发展是因为其是普遍的和真挚的。周作人进而提出，个人作为人类中的一分子，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艺术的手法描写个人的情感，进而表现人类的意志，影响于人间幸福生活。
略论《人的文学》
“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外文翻译书，不知道是我自己挑剔还是不够认真，看过的少少几篇，都很难说满意。也许只有《人的文学》算是例外。尽管作者一样国籍属外，然则因为翻译者是其他自己在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学生，译文整体颇文雅可读，与作者文思甚为搭配。
夏志清贵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大腕，其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同类研究中享有着至高的荣誉。我初次接触他的作品大概是两年前，一本三联版的《文学的前途》吧，因为彼此意识形态差距太大，那本书真的难以卒读，以至于除了意识上的抗争，没其他印象留下。这次冬夜无事，仔细翻阅了《人的文学》，尤其是与书本同名的一章，大有击节赞赏之意。他将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定位为“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基本上是道出了五四精神的内核。
夏志清对中国现代作家的评述虽然很多时候有意识形态的批评在内，但并不因此而可以否定那些不如他意的作家，而是如实谈论自己的看法，并努力承认那些作家的成就。如巴金，他认为巴金的《家》，艺术上比较拙劣，但是仍然肯定了其中“感时忧国”的精神。夏志清自己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很为旧社会的悲惨故事动容。他将这种观念纳入对作品的评论体系中，认为只要是“真情实事，就有保存价值”。这种对文学作品文质并重的态度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愿意肯定现代文学的成就，而不过奖古代文学（如他对《老残游记》的欣赏和对《三国演义》的厌恶。盖前者愿意为民请命，有人道主义思想，而后者中刘安为了有肉招待刘备而杀妻，惨无人道却被作者称颂）。他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批评国外的文艺批评家们只重审美而忽略人文关怀，相对于国内的学者，站得足够高，对那些同行认识更深刻，批评的底气也比较足。
好的批评家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批评时也以事实为依据，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因而从主观上看信心十足，从客观上来说也足够动人。上面对洋教授研究中国外文学的批评是一例，他同台湾著名文艺评论家颜元叔的争论又是一例。在《劝学篇》一文中，他不仅据理反驳了颜的批评的荒谬，而且从颜自己的著作入手，找到其行文的纰漏，加以笞伐，虽然语气近乎恶毒，却因为有事实为依据而理直气壮（具体争论恕不举例）。总之，颜元叔从人品到学问都被他用事实骂得狗血喷头。不仅作者，读者也觉爽快，只是苦了颜先生个人，被人抓了把柄，百口莫辩。
《人的文学》有几篇文字真的很有理有力有情，本人学问有限，不能多表，热烈推荐给诸位同好，如能遇一二知音，则欣喜之情，何可言表！
五四时期，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1）。提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即为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主张既体现了文学的革新，也反映了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但出于当时社会斗争、国民素质、文化积定等因素，“人的文学”却只是一 种空想。而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的文学是值得我们去学的。
文中，周作人先是对人作了解释：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的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接着便讲到人的生活是灵肉一致的生活。再就是说到在文学上应以“人道主义”从新发现人并指导人的思想。“人的文学”还提出“人的”和“非人的”认为“人的文学”应该排斥那些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平和的东西。最后还涉及到人的道德以及评论的时代主张。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纯粹的凭空捏造。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提出是有一定的思想之源及时代背景，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社会盛行文艺复兴运动，其中就极力的倡导人权，而周作人“人的文学”最直接的是受托尔斯泰和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这一文学思想理论的提出与中国几千年的等级观念、礼教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劣根性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也是离不开的。他所以会提出“人的文学”就是希望通过文学思想去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人”，了解怎样才是“人的生活”，从而真正的过人该过的生活。无论其造成的影响多深、成果多大，首先，他出发的动机是好的。这也体现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任务及文学思想的一种方向。这些都是以周作人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周作人和鲁迅一样到日本留学，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相信文艺具有“转移性情”、“改良社会”的作用。回国后先后在绍兴、杭州任教，1917年又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从事外国文学的介绍。这一切都为他的文学理论奠定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人的文学”极好的的解释了人，他说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从动物来表明人的自然属性，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属性；“进化”又巧妙的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社会属性，是人特有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属性共同作用下的人的生活也就成了“人的文学”中提到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肉的一面即为“兽性的遗传”，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也就是现在自然科学中所说的人的社会属性。周作人说“我们所相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着灵肉一致的生活。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种灵的神性。”他说“这种人的理想生活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实行起来于世人无一不利。”诚然，现今的道德法律社会中关于人的生活方向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也多少体现了“人的文学”关于“人的理想生活”的观点。从这“人”的“理想生活”“人的文学”进而提出“人道主义”。
周作人如是解释“人道主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人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道主义”的施行有两个要点〈一〉是“人在人类中”，〈二〉是“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周作人用墨子对兼爱理由的说法：“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进一步诠释“人道主义”的意义。这种“人道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便施行，但他所倡导的人间本位的文学思想与今天的社会中所提到的以德治国走得极近。欧洲世界的人文主义之父但丁在《神曲》中说：“人类生来不是为了你兽一样的活着，而是为了求美德和知识。”以后达分奇、博伽丘、拉博雷、乔叟等人的观点形成以“人”的发现——要求“人”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取得人应该有的地位和权利的空想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中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和追求个人爱情和幸福的权利；反对等级制度和残酷的压迫，提倡自由、平等、博爱。（2）“人的文学”中“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再现，其对解放人的思想，瓦解封建等级制度、礼教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正因为是来自资产阶级的空想而使得“人文主义”的施行在当时的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并没有显著的成功。
周作人“人的文学”也具体的讲到在文学创作上应该排斥那些阻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和平的东西，并列举出十类人类应该排场的文艺作品〈一〉*狂的*类、〈二〉迷信的鬼神书类〈三〉神仙书类、〈四〉妖怪书类、〈五〉奴隶书类、〈六〉强盗书类、〈七〉才子佳人书类、〈八〉下等谐旄书类、〈九〉黑幕书类、〈十〉以上各种思想与合晶的旧戏。从“人道主义”讲这种排斥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事实上他把《西游记》列入迷信的鬼神书类、把《水浒》类入强盗书类、把《聊斋志异》列入妖怪书类看作“非人的文学”今天看来是不尽人意的。文学思潮不在是85年前的“反映论”“工具论”，85年后的文学思潮开始意识到个人潜意识、集体无意识、语言对于人的思维的规约功能、传媒手段的变化对于文学本质的影响等内容。作为文学思想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多元化的，看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许多感性的情感的、科幻悬幻的文字占据了大多数人的阅读空间和写作空间，像张爱玲、安妮宝贝等人在今天的文学界中还是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小的空间。用周作人的观点来评论，他们该是被排斥的，可事实证明“人的文学”里关于“非人的文学”的排斥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文字作为一种反映现世生活及思想的手段，其多面性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们国民从小学就在学思想品德，直到大学也还在讲，我们民族是崇尚道德的。事实上无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的国家都是有着属于自己的道德体系。“人的文学”以人的道德为本文中周作人讲到了对于*的爱的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且不说它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单从道德去讲，他的爱的见解是极有见地也应该推崇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绝对美好的爱，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见解的正确性。对于印度人生的撒提，周作人是抱着极强的批评态度，对于这种因袭礼法逼成的贞顺之德，被废止的事实可见得其不合理，周作人的态度是没有错的。“人的文学”还提到了亲子之爱，他说 父母子女的爱本于天性，“作为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的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使唤他骑他，即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这正如封建的那种‘君要臣四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可不亡’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出于礼教与等级的特殊时代背景的。随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他的这些主张得以被证实。更多趋向理性与自由的人类生活并不是直接源于周作人的思想主张，但他这一主张的正面影响也真实的存在。
《中国现代作品选评》（3）中说 ：“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 一个中心概念。”同时还说到“中国社会向来都忽视人的个体价值的存在，向来没有发现‘人’或者只着重神性 、发展神性，制造许多清规戒律抑制人的本能，导致人性的泯灭，使‘人’成为‘非人’或者保留着低俗的善性，同样职能是还不曾‘从动物进化’的‘非人’。”显然周作人在对人的解释及对人的生活道德的主张在文学界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但受当时国民素质和长久养成的劣根性的限制，“人的文学”却显得有些空洞无力。归结起来，周作人在当时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即体现了文学的革新也反映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胡适认为是“当时改革文学内容的第一篇最重要宣言”（4）。虽然在社会现实方面它只能以失败告终，但“人的文学”有关人性与道德的见解，于我们现今的人际生活中是有科学性的，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更是我们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国家必不可缺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