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编辑

儒藏首席专家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男，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汤一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还是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2003年起，汤一介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汤一介子承父业，和父亲汤用彤共同筑建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这被看作是汤一介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汤一介通过研究魏晋玄学的体系，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理路，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是对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补充。

传统哲学体系

汤一介尝试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诸问题》中，汤一介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 ”（讨论“真”的问题，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知行合一”（讨论“善”的问题，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讨论“美”的问题，即审美境界的问题），而“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这两个命题是由“天人合一”展开而对宇宙人生不同侧面的表述。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把中国哲学中的三大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三大哲学家做了对比，借此说明孔子、老子、庄子真善美问题上的不同，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汤一介

由于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很不相同。“内在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虽有认识论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必须“行”，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大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圣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于作“王”（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道德教化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论儒家的境界观》这篇文章中，汤一介提出：“内圣外王”之论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即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和重“人治”轻“法治”的道路。

论国学研究

1949年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特别引进了苏联的哲学，当然文学也一样引进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一直到“文革”。其破坏程度是极大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全被否定批判。旧的文化、旧的道德全被破坏了。改革开放虽然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积极作用，但态势未能根本扭转。

从历史上看，曾经吸收了佛教，吸收佛教使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反省他们好的东西并用来充实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地吸收其他文化好的方面。

中国解释学

年轻时的汤一介（1952年）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1946年夏，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落榜，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

政治理想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梁效岁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 。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 。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汤一介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一介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

1976年10月10日，随着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下命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伉俪情深

汤一介

“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

“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雷立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