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编辑

中国现当代作家

玛拉沁夫，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入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学习。历任《内蒙古文艺》编辑，内蒙古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副主席《民族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

姜戎小说《狼图腾》自出版以来在历史学、民族学、军事学等多个领域引起争论，玛拉沁夫认为小说与事实出入较大，还找组织反映过相关问题。 2017年9月16日晚，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礼在呼和浩特举行，玛拉沁夫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玛拉沁夫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但他又是散文作家、电影剧作家和歌词作家。文学界老前辈老舍先生对玛拉沁夫很赏识，称他为“文坛千里马 ”。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较早反映蒙古族人民生活与斗争的长篇小说。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把环境、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作品显得格外清新、明朗、质朴、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像诗一样迷人；1979年，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的创作；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时，老一辈文学家茅盾认真阅读了收入该书的22篇作品，并为之评价作序，对玛拉沁夫的篇篇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玛拉沁夫已经形成了自己坚持一贯的风格。他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1978年重印时，作者减去1篇，又新增4篇，他的短篇小说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艺术上去看，已更加走向成熟。他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中许多作品除了被翻译成国内兄弟民族文字外，还译成英、俄、日、法和世界语等文字，在国外也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玛拉沁夫还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绿色的沙漠》（即《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分别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在国内外上映，受到观众好评；玛拉沁夫的散文有他自己的风格，以抒情的笔调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叙了各兄弟民族的美好生活；饱含情思，描绘了非洲大陆的风光，记录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文章质朴、隽永并富有哲理性，198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远方集》；玛拉沁夫也写过歌词，尽管数量不是那么多，但影响甚广，如《敖包相会》和《草原晨曲》等，几代人已传唱了半个世纪，国内人在唱，国外人也在唱，可谓久唱不衰。

茅盾塑像

玛拉沁夫早已是蜚声文坛的大作家，然而，声名、地位的变化，却没有改变他对故土及朋友的真挚情怀。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与他相识的，或许因我是通辽人的缘故，他将我以家乡人相待，一直把我看作老朋友，每当有新作问世，他总是及时寄给我。他对科尔沁草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常说：“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就诞生在科尔沁草原，科尔沁草原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摇篮，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他到北京工作后，来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数年不见，甚是想念！科尔沁是养育我成人、成为作家的地方，我永远怀念它！”因此，多年来，他能经常回到故乡来看一看。1963年，他来通辽深入生活，写出了报告文学《绿荫深处》、《奴隶村见闻》和《日出》，很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接着在1964年1月上旬，他代表自治区文艺界参加了哲里木盟首届文代会，并为业余作者讲了创作课。他到北京后十分关心通辽地区的文学创作，很想为故乡做点贡献，他几次同我谈欲来通辽建立一个生活基地，这样他就有机会能多来通辽深入生活，扶持文学创作队伍了。我两次同当时的市里主要领导谈过此事，遗憾的是未能如愿。究其原因，通辽当时的经济状况确实紧张，办公、食宿、出行等在接待上都有难度。尽管如此，他之后还是几次来通辽讲学指导，看望老友。记得1985年8月，他来通辽讲学期间，还专程去后旗伊胡塔看望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一书的主人公原型塔姆。之后，我陪他去看通辽市展览馆举办的展览时，他对每一件实物、每一张照片和画面都认真仔细地去看，看完后，他在留言簿上挥毫写下八个大字“科尔沁我心中的歌”。玛拉沁夫离休后，尽管已年迈，但他仍同往常一样，很少在家休息，大部分时间穿行在天南地北，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在奔忙。他这种精神着实令人可敬。

朋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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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格勒草原

文革后期，一些老作家相继出来，担任了文艺界的领导职务。玛拉沁夫当时是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文化局决定召开一次全区规模最大的文学创作会，各系统各单位选送作者参加。为我上报的作品是曾经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过的散文《萨日愣花开》，四千多字。后来我看到玛拉沁夫在上面的批语，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于是，1975年春天，我住进呼和浩特民族旅社，参加了长达40天的创作会。应该说，这次创作会集中了全自治区文学创作作者。创作会由玛拉沁夫主持，扎拉嘎胡（后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协主席）、张之涛（后任专业作家，某羊绒衫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汪浙城（后任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等区内外著名的作家诗人都承担了具体工作。他们始终和大家一起生活。云照光、张长弓等文学前辈也多次到会指导。与会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内蒙古乃至全国文艺界的创作骨干。玛拉沁夫当时四十四五岁，正值年富力强。他中等个子，留着寸头，说话办事非常干练，汉话汉字也都非常好。他每天几乎都在旅社，讲课或进行个别辅导。我们寝室共住4 个人，一位就是后来调到北京担任民族团结编辑室主任的包佳峻，一位是我的合作者张钢彦，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刚彦和我是至交。还有一位是部队上的。当时我划在小说二组，组长马沛然，也是我的朋友，后来担任内蒙古电视台副台长。我和钢彦合作的第一篇散文是《河灯》。在小组会上读了之后，反响可以，但是不强烈。我写东西很唯美，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不相容。晚上，我和刚彦发生了争论，我坚持推翻这篇散文，重写，一定要美，让别人听了会为之一震。夜里争论到12点仍没结果，一赌气就都睡了。刚彦很宽容，无论说什么都不急不躁。第二天我们先征求了我们组的联系编辑李玉芝大姐的意见，她觉得第一稿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把握改得更好，就不要动了。我坚持要修改。后来我俩就作了彻底修改。这次一读就立即引起了轰动。玛拉沁夫在全体大会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后他把我和刚彦叫去单独谈话。他毫不掩饰地说：阶级斗争的东西，需要就要，不需要就删去。当时这对我们的唯美写法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玛拉沁夫(左)

玛拉沁夫不但在下面这样讲，在大会上他也这样讲，阶级斗争不能贴到作品里去。他挖苦当时的一些作品是老套套：书记不在家，队长犯错误，书记回来了，揪出个大特务。把挖出变天账叫做出土文物。他鼓励大家放开胆子写东西。当时正风靡江青的“三突出”，敢这样讲，得有很大勇气。于是，由刚彦执笔，我们又一鼓作气写出散文《山丁香》。这篇散文几乎是纯粹唯美了。在小组会上，佳峻主动拿过去读，读得有声有色。对这篇散文，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没有写阶级斗争，没有战斗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玉芝大姐就把作品送给玛拉沁夫，她希望得到玛老的支持。果然，玛拉沁夫写了批语：看不出什么倾向性问题，写得很不错嘛。不是抒情多了，还很不够。我们的创作得到了有力支持。由玛老批语的这两篇散文底稿我一直珍藏。会后，《河灯》第一批并且作为重点作品，发表在《内蒙古文艺》（《草原》）上，《山丁香》也随后得到发表。这段往事，不仅对我的写作，包括以后的人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懂得做人一定要正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媚俗，都要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要注意鼓励年轻人。后来，玛拉沁夫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党组副书记。1999年，包头文联召开文联成立若干周年庆祝会，我遇到玛老，他因年事已高，离开了领导岗位。那次他是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一起去的。我们又合了影。对于这段往事，也许他已经记忆模糊了，可是作为一个被提携的青年作者，终生都不会忘却的。

人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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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蒙古族作家。辽宁省吐默特旗人，即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生于太平乡。幼时家境贫困，只读了几年书。1945年参加八路军，受到部队生活的锻炼；他还参加过内蒙古解放初期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担任过基层领导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深厚的生活积累，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951年，发表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受到文艺界的重视。1952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指导，开阔了艺术视野，提高了观察生活的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主编。

玛拉沁夫主要从事小说创作。1956年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后更名为《茫茫的草原》)上部出版，这部小说反映了内蒙古察哈尔草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解放战争初期所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以及同民族上层分子建立民族统一战缐，终於获得解放的斗争生活。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独特生活道路和个性的人物。犟烈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抒情笔调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它是解放后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曾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此外，先后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1954)和《花的草原》(1962)、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1980)、《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1982)等。

玛拉沁夫也从事散文与电影文学创作，散文集有《远方集》，电影文学作品有《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和《祖国啊，母亲》。

玛拉沁夫的创作，著力描写的是草原生活，以及蒙古族人民的性格，其作品始终没有离开歌颂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这一主题。茅盾在《〈花的草原〉序》中曾说，“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他的作品“民族情调和地方色彩是浓郁而鲜艳的”，“写草原风光，笔墨轻灵而明丽”。玛拉沁夫的有些作品已被译成英、俄、日、法、世界语等文字。

1930年8月8日出生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

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广西文艺封面(1955年)

（一）玛拉沁夫以大量优秀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独具风采的篇章，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发表时，玛拉沁夫还是个21 岁的小青年，作品自然稚嫩，然而它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轫期的代表作，如同草原上的春风，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喜悦和希望。两年后问世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以新的艺术语言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让人们耳目一新；同时也激起了全国各民族作家新的艺术渴望。“壮族人民是非常渴望见到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品的，可是五年来，从《人民文学》到《广西文艺》，反映壮族人民现唤斗争的，像《草原上的人们》反映内蒙古人民的斗争… … 一样的作品，一篇也没有见过！”韦其麟1955 年在全国兄弟民族文学工作座谈会上讲的这番话，足以说明《草原上的人们》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应。这番话老舍1956年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特意引用并说明，不是偶然的。几年后，茅盾说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从生活出发”、“艺术上完整”、风格“自在而清丽”，是对玛拉沁夫文化大革命前短篇小说创作成就和艺术贡献的最好总结。新时期以后，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如同茅盾期望的那样攻下了新高地：“自在而清丽”而又“深扣读者心弦”。《活佛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不仅“登上了当时的蒙古族长篇创作的巅峰”，而且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与汉族文学不同的文学范型。这部长篇曾获茅盾文学奖提名，但因作者当时主持该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工作，应作家本人要求，作品退出评奖，所以它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让人有遗珠之憾。不过不论是否荣获大奖，它都是一个醒目的历史存在，显示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

（二）玛拉沁夫从20 世纪50 年代初进人文坛以来，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除了以自己的创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增添艳丽与芬芳之外，作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排头兵，还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做过许多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玛拉沁夫本人从未提及过，所以在诸多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的著作中，也没有记载。实际上，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两个历史性关键时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 年代和拨乱反正的80 年代，玛拉沁夫以一个党员作家的责任感，就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曾向中央有关领导部门两次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这两封信都得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明确赞同和具体批示，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及时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从而使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两次高峰期。

玛拉沁夫的第一封信写于1955年l月20日，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作家通讯》（1955年第4期），题为《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玛拉沁夫同志致本会信》。信是写给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茅盾、周扬、丁玲三位同志的。信中首先回顾了旧中国少数民族受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摧残、少数民族文学被扼杀的遭遇，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曙光初照情境中的欣欣向荣景象及少数民族作家茁壮成长的喜人态势，同时阐述了对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一系列问题的认识：高尔基说：“苏维埃文学，不仅是俄罗斯文学，也是苏联各民族的文学。”

我国和苏联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文学也应当是、一定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国各民族的文学情况，都与苏联各民族文学情况是不相同的）。

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作家协会也当然是以汉族作家为主的，然而又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作家协会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统一组织。中国作家协会对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工作和作家、青年作者们，负有不可推脱的积极帮助、了解和培育的责任；如果作家协会忽视了、放弃了、忘掉了这一重大而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就可以说，它没有完全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像一个女人长得很美，只缺了一只眼睛一样。

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包括文学干部的成长）上，各个民族是互不相同的。我国的汉族是一个先进的民族，它有五千年的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而在现代文学中，又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许许多多伟大作家，可是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不久以前还是“文盲民族”, 更谈不上成套的文学艺术了。在这样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各民族的新文学，它们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是互不相同的……基于这种情况，为了发展我国各民族文学，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要求与看待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作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扶助各民族文学发展的问题。

著名作家丁玲女士

以当前的认识水平衡量，这些论述也许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但是不能忘记，这是一位时年二十多岁的少数民族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说的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相关问题还没有人如此全面而清晰地论述过。他的论述在当时具有振聋发馈的意义和空谷传声的效应，对人们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和归属、中国作家协会的体制和任务、评价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如何支持和帮助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曾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最关键的作用，是使这些问题纳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议事日程。值得注意的还有这封信对中国作家协会直言不讳的批评：作家协会主要忽视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在作家协会主席会议上有一条讨论国内各民族文学状况的议程；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作家协会（以及原文协）对解放前或解放后国内各民族文学工作情况作过较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和写过指导性的文字。我们不应当只在某些大会上才说：“发展国内各民族文学”，而是应当具体的工作。譬如，各民族文学工作当中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各民族当中有哪些古典作品可以列入我国古典文学的宝库．中，过去曾经产生过哪些伟大作家？各民族当中有哪些有才华的作家和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创作了哪些较好的作品？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曾经发表过一些民族作者写的作品和反映各民族人民生活的作品；但是作为一个组织，作家协会在这方面是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来。与文学工作或文学活动紧紧相联的是文学干部（作家、青年作者）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我了解，作家协会是通过会员工作的。… …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内蒙古著名诗人纳· 赛音朝克图被作家协会关在门外。纳· 赛音朝克图同志写诗将近二十年，他的诗流传在整个内蒙古，许多牧民都会背诵他的诗篇。他曾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侨居几年，在那里写的诗，曾被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所喜爱，一九四七年回国来的。他是一个优秀的、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姑且不谈他曲折的创作道路）；但是他还不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其原因何在呢？

作家协会在吸收会员工作上，不应当死规定一个“尺度”，尤其对民族作家更不适宜。这意见并不是要求一般的降低作家协会会员条件。至于怎样才能一方面不一般的降低作协会员条件，另一方面又充分照顾到各民族作家的具体情况的问题上，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与发展各民族文学工作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作家协会领导上应当考虑的问题。这些批评的中心内容是很明确的：中国作家协会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关注不够，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不够，呼吁中国作家协会更多关注民族文学工作和各民族作家。他的批评很尖锐，但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其中有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表现了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敢于批评和善于批评的胆识与水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接受建议、努力改进工作的态度和作风。中国作家协会收到玛拉沁夫的信件后，很快写了复信，复信也载于同期的《作家通讯》上。全文是：

玛拉沁夫同志：你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已在作家协会第九次主席常务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主席团认为，你对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各民族中蕴藏着的珍贵的史诗，如《嘎达梅林》、《阿诗玛》等，及丰富的民歌和各种民间艺术已经成为全国读者所喜爱的读物；各兄弟民族中已出现了新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创作了像《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森与加米拉》、《金色兴安岭》等出色的作品。但是，如你来信所指出，中国作家协会帮助发展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做得很差，这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重视不够的。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拟采取如下措施：

（一）为了了解各兄弟民族的文学状况，拟在四月间，召开一小型座谈会，交换情况，提出问题，并由座谈会进行准备，向五月间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提出关于如何开展各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二）通过座谈会，作家协会拟根据各民族不同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发展一些少数民族会员。

（三）通过座谈会，希望各民族能提出推荐自己的文学作品，同时，商讨有关翻译作品及发表作品等项问题。

（四）通过座谈会及第二次理事会议，商定中国作家协会与各民族自治区文学团体的联系方法。

此外，你来信中提到诗人纳· 赛音朝克图，希望你将他的情况和作品向我们作一个介绍。

此致

敬礼！

中国作家协会三月十二日我们在这里引述玛拉沁夫的信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复信，是因为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轨迹的重要历史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