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家本 编辑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惇，别号寄簃，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清末官吏、法学家。新法家代表人物。
清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曾任直隶、陕西司主稿，受刑部尚书潘祖荫赏识。任奉天（今沈阳市）司正主编，兼秋审处坐办、律例馆帮办，后又升为协理、管理等。出任天津知府，任间宽严结合，恩威并施。调任保定知府后，在教案中按法据理力争，处理妥善。后升任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外国教士为报争地索款未成之恨，诬沈私通义和团，遭搜查，终因查无实据而未获罪。晚年历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并兼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
沈家本精于经学和文字学，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考据方法和求实精神。他希望将儒家的道德准则同欧洲的刑罚机制结合起来，重视刑轻仁政的理想。他还曾参与晚清改革，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重视研究法理学，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主张，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先驱。
早年生活
沈家本像
沈家本幼习儒家经典，尤精于经学和文字学，继承了我国学术传统中宝贵的考据方法和求实精神。著有《诸史琐言》；《古书目四种》等十余种经史考据著作，成就斐然。他从训诂入手，考辨文献，引经据典，追本溯源，这于他在学术上有所创获颇多助益，但对他写出中式的八股文章却无多大帮助。因而，他的科举之途并不顺利。
1865年
沈家本回浙江“扶病入场”，乡试中举。此后，他多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清朝的进身之路，一是科举，二是捐纳。捐纳，沈家本既不屑为也无钱为。为了得到更好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只能走科举一途。八股牵制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使他的心情极端压抑。科举的弊端及其带给读书人的痛苦由此而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中。
尽管沈家本耽于举业，但是基于一丝不苟的品格，他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刑部任职多年，他已是一名颇为干练的司员。他司法业务十分精湛，对清朝乃至历代法律非常熟稔，公文写得明白晓畅。他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常为同僚代拟文稿。一次，沈家本为一位同僚代拟的文稿引起了刑部尚书潘祖荫的注意。潘祖荫怀疑这不是沈的这位同僚能力所及，经查果然是沈家本所作。自此，他赢得了潘祖荫的特别赏识，开始崭露头角、闻名于世。
俯首案牍
1883年
沈家本又一次参加礼部会试，终于考取进士，仍留刑部供职， 从此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法律之学上面，他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中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源流和利弊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工作余暇则埋头著述，写下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著作。
1886年
《沈家本全集》
沈家本专心法律研究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
1884年
法国侵略者在越南、台湾屡次挑起战端，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对这次战争，沈家本深为忧虑，曾写诗明志：“时危竞上平戎策，战苦难擎饮至杯；九省兵戈方未艾，筹边慎莫付庸材。”可以说，这种爱国之情、忧国之心正是沈家本穷究法律的精神动力所在。
主治津、保
1892年
正当沈家本怀抱才具，困守司职的时候，由于上司的保举，他于1892年被外放天津知府，得以独掌一方，施展抱负。在天津知府任内，他“治尚宽大”，办理案件不凭主观臆断，注重实地查勘，并能够征求专业人员的意见。其中郑国锦谋杀刘明一案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天津府接受此案时，刘明已死去2年，尸体腐烂，难以取证。沈家本特意从京师调来有经验的仵作候永一起仔细查验，根据死者牙根及头顶骨呈红色，囟门骨突出的症状，得出刘明是受伤致死而非病死的结论。最终查明是医生郑国锦与刘明妻子王氏因奸合谋，趁刘明患病之机以针治为名将其害死。证据确凿，郑国锦与王氏只能认罪伏法。案子的水落石出，不仅为沈家本赢得了声誉，而且为其它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
1897年
沈家本
同年，他主持保定郡试，身份虽然变了，可是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态度却一以贯之。
第二年正值百日维新，慈禧太后阴谋策动政变，命荣禄调甘军驻防长辛店。甘军调防时路过保定，纵火烧毁保定北关外法国教堂，酿成交涉案。经沈家本迅速调处，法国教士愿意以保定城中划出一块地方重建教堂作补偿了事。事情本可圆满解决，但清朝统治者对外软弱妥协，又派官员查办。法国教士气焰顿时嚣张起来，趁机提出苛刻条件，除要求赔偿5万两白银和占有清河道旧道署的地产外，还以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亦属清河道旧址为词，要求将这块地也划给教堂。就在查办人员即将答应法国教士的无望要求时，沈家本以《保定府志》和韩菼碑文为历史依据，发挥律学辩才特长，对传教士妄图侵占府署东侧房产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尽其所能维护了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
沈家本的才干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的赏识，奏报光绪帝请求予以提拔。
1899年
《刑案汇览三编》成书。此书原拟刊刻付印，因庚子之变而辍。全书124卷，书后附录中外交涉各案件。沈家本编订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使旧案例与新学说相互印证，因此收集了1838年以后有关清朝司法的大量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书后附录的中外交涉案件，对研究清朝末年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00年
9月26日，光绪帝谕令拨擢沈家本为山西按察使。他接到谕命，未及赴任，就被“八国联军”阻在保定。法国教士因沈家本据理争夺回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一直怀恨在心，趁此机会遂向“联军”诬告他附和义和团。“联军”随即将他拘留，关押在保定北街教堂里。后经李鸿章等人交涉，他由被拘留改为监视居住，直到2月14日才恢复自由。沈家本身与国同，饱经劫难，感极赋诗，难诉一腔悲愤。其中他为怀念岳飞而写的诗句“精忠报遗恨，濡笔还挥涕”更是深深寄寓了他对时世家国的悲慨。
需要注意的是，主治津保期间，无论公务多繁忙，沈家本都没有放弃法律研究。
熔铸东西
“新政”改革为沈家本提供了大展宏图的良机。1901年11月14日，沈家本升任刑部右侍郎， 20日回京就职。离开刑部8年又重回故地，开始迎接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1900年
1900年以后，英、日、美、葡诸国在与中国续订商约时曾表示，如果中国律例与东西各国改为一律，即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为此，清廷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保举“熟悉中西律例者”修改《大清律例》。对于清廷而言，这次修律不过是一种政策上的权宜之计。在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中，沈家本凭借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厚的法律经验及劳怨敢任的个人品格，与伍廷芳一起被保举修订法律。
沈家本对列强攫取治外法权早就视为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对朝廷昏聩庸顽、不思变革忧心忡忡，念念不忘改善法制、收回利权。因此一经任命，他立即以满腔热忱着手筹划修订法律事宜。
1904年
1904年5月15日，经过他与同僚近两年紧锣密鼓的筹备，修订法律馆终于开馆。开馆后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经此介绍到中国的东西诸国法律和法律学论著，涉及之广、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使得比较各国体例，去芜存菁，轻而应用于改造中国旧律和创立新法成为可能。至于翻译过程中的调查考核，辨明文义和甄定名词，对于创建中国法律学更有重要意义。
主持修订法律伊始，沈家本就积极为将来法律的施行做准备。他深知清朝统治者历来认为法律无足轻重，绝大部分官吏对法律一无所知，因此他奏请设立法律学堂以造就新型法律人材。
1906年
沈家本—法制冰人
1910年（宣统二年）
兼任资政院副总裁。次年，任法部右侍郎。专治法学，曾收集我国古代法律资料整理和考订。又奉命主持修订法律，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用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取代《大清刑律》，并研究和参照国外刑律，制订《大清新刑律》，对刑法作了改革。他著有《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律目笺》、《文字狱》、《刑案汇览》、《读律校勘记》，另有《古今官名异同考》等。后人编有《沈寄簃先生遗书》、《枕碧楼丛书》传世。
沈家本受命为修律大臣期间，最主要的活动是修订旧律、创制新律的立法实践。修订旧律即是对《大清律例》的全面改造，改造成果主要体现于《大清现行刑律》中。该法典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和刺字等残酷的刑罚，禁止刑讯和买卖人口，废弃了奴婢律例，统一了满汉刑律。虽然从大端而言，这仍是一部旧式的刑法，但正是这部过渡时期的法典的制定意味着传统法制创新的开始。
在新制定的一系列专门法典中，《大清新刑律》是最重要的。该律摒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是一部单纯的刑法典。此诸旧律，它有五个方面的变化：改旧律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削减了旧律繁杂的死罪条目；确定了死刑唯一的原则；废除了旧律的援引比附制度；重视惩治教育。
身穿汉服的沈家本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由沈家本担任司法总长的呼声甚高。袁世凯伪装拥护共和窃据临时大总统后，也属意于他。宦海浮游近50年，年过古稀的沈家本最渴望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楼藏得书千卷，闲里光阴相对酬。”他引疾不出，专心著述，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汉律摭遗》。该书征稽广博，取材严谨；考辨发微，务求穷尽。相比而言，远胜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和张鹏一的《汉律类纂》，使汉律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沈家本虽闭门不出，但对风雨飘摇中的破碎山河却无时不深怀忧念。
1913年
1913年初，他在病榻上赋得《梦中作》：
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
漫说沐猴为项羽，竞夸功狗是萧何。
相如白壁能完否？范篆黄金铸几何？
《沈寄簃先生遗书》
时光无情，沈家本壮志未酬，却已心余力衰。1913年7月12日他在京溘然逝世，享年73岁。噩耗传出，举国叹惋。诗词祭文，咸述其功。正是：
法学匡时为国重，
高名垂后以书传。
修订法律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
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沈家本与家人合照
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他说，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习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他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律学明而刑罚中，于政治关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订新律时，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
沈家本塑像
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辅。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废刑而不用”。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
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他反复阐明“法贵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时，积极筹设法律学堂，为执行新律培养人才。由于他强调用法在人，因此主张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骫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黄静嘉：沈家本与薛允升同为晚清的重要法学家，薛允升为旧制殿后的集大成者，而沈家本则为我国法制现代化之奠基者。沈氏为中华法系承先启后的伟大人物，一生精研中国传统律例，并在清朝国史倾颓之际，受命为修律大臣，取法欧陆法制，起草现代化的法典，并编译介绍外国法典及法学，成立法律学校培养法律人才，奠定立法制度规模，开启我国对现代法律之研究风气，使我国法制现代化得以赓续前进。
沈家本在天津任上审理的奸杀案详细案情
沈家本塑像
沈家本父沈丙莹，进士，曾任刑部郎中、贵州安顺府知府。
沈家本著有《古今官名异同考》《读史琐言》《史记琐言》《寄簃文存》《枕碧楼偶存稿》《历代刑法考》《律目考》《历代刑官考》《刑志总考》等30余种。后人辑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22种、乙编13种。 此外还有未刻书目，如《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读律校勘记》等。
沈家本喜治目录学，家富藏书。“枕碧楼”是他著述、藏书之所。晚年有诗曰：“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楼得书数千卷，闲里光阴相对酬”其藏书先后达五万余卷。辑有《枕碧楼丛书》12种。又曾多为藏书家所编书目写序跋，先后写有《天一阁书目跋》《天一阁见存书目跋》《天禄琳琅书目跋》《书四库全书提要政书类后》等，著《古书目四种》《续汉书志注所引书目》《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世说注所引书目》《文选李善注所引书目》等，这些专科书目对古典目录学的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