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市场。但英货在中国市场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战争爆发

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为解决鸦片贸易的弊端，派林则徐到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懿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7月5日，英军开始进攻战略要地定海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7月6日，定海沦陷。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开始动摇。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10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

《南京条约》原本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26日到10月1日，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及四千清军与英军发生战斗，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先后阵亡，清军全军覆没。英军伤亡人数不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 。

战后影响

上海租界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 。

太平天国运动

金田起义

洪秀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 。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死，其第四子奕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前期保卫战

太平天国玉玺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清军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以图形成包围天京的态势。由于八旗、绿营的溃败，咸丰帝于二年底（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为镇压太平军，至咸丰三年六月，清廷已拨军饷2963万余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 ，于是千方百计进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税。

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爆发与《天津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英国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借口西林教案，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咸丰七年（1857年）12月24日、27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英法联军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美国公使列卫廉也陆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划策。四月初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首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

战事再起与《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准备再次扩大侵略战争。咸丰九年（1859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分别率领军舰到达大沽口。于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人。

慈禧太后

奕訢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訢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訢。慈禧太后和奕訢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訢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 ”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訢“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出于政治需要，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訢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 。

洋务运动

洋务派的奕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

晚清中兴名臣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捻军，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民大起义，平定新疆回民起义，并收回伊犁 。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在文武齐心合力之下，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太平军、平定捻军之乱，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当大的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 。

总理衙门

边疆危机与中法战争

边疆地区新危机

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左宗棠收复新疆

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以游历、探险为名，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竟同意英国的侵略要求，规定中国亚东辟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 。

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俄国和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的官员提出不同的对策，发生塞防、海防的争论。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尺寸不可让人”，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 。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清军进入新疆，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四年（1878年）1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在侵略者手中。

中法战争

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光绪九年（1883），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 。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镇南关战役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 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中日甲午战争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国王李熙恐慌，向北京告急。四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令率军驰赴朝鲜，清军登陆驻屯于牙山，并按《中日天津条约》之规定电告日本。东学党乱兵闻中日军队已至，不战而溃。五月，袁世凯以东学党溃散、叛乱已平，要求日本同时从朝鲜撤兵。但日政府反要求中日两国留兵，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清廷所拒。北洋大臣李鸿章发觉事态不妙，急调总兵卫汝贵、提督马玉昆率军火速由大东沟登陆，进驻平壤；另调北洋陆军十余营分梯次渡海驰援朝鲜。

邓世昌

黄海海战是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海军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战场位于辽东半岛，以陆战为主。9月25日，日军在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成功，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被迫撤出阵地。日军攻陷虎山。其他清军各部不战而逃，山县有朋即将第一军司令部移于虎山。26日，日军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同日日军在庄河花园口登陆，10月9日，攻占金州，10日陷大连湾，至此清军在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12月24日，镇远退入威海卫时触礁，经抢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战，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军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岸炮台。营官周家恩阵亡，炮台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刘步蟾生吞鸦片自杀。11日，丁汝昌自杀。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在英国籍海军军事顾问建议下，由最年轻管带、日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长萨镇冰向伊东中将献降，济远，广丙，镇中等10舰为日军所俘。

签订《马关条约》的情景

1895年4月17日，清日签定《日清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两白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维新变法运动

主词条：戊戌变法

光绪帝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康有为

5月29日，恭亲王奕䜣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日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和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随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作为骨干成员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各自仅见过光绪一次。改革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出中国，许多维新人士被追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太后重新当政 。

义和团与庚子虏变

主词条：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义和团运动

当时，慈禧太后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欲借助义和团之力排外；她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刚毅回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在部分朝廷亲贵支持下，义和拳开始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大举进京勤王，到处杀害外国人及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并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11日，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向北京推进。团民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又设下埋伏，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近四百人，只得就地防守。清廷将此役称为“廊坊大捷”。

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珍妃遭投井溺毙。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怀来县，又辗转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后来到西安；在西安，太后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召庆亲王奕劻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与联军议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清。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清国。此后联军陆续增兵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俄国单独调集步兵、骑兵十七万，分六路进占南满洲。

八国联军入侵

立宪与革命

主词条：立宪运动

孙中山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清王朝的覆亡

主词条：辛亥革命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武昌起义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袁世凯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了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

11月16日，孙文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1912年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清朝自1644年开始入主中原，统治了中国长达268年，终于在1912年宣统退位，清王朝彻底结束，国祚296年，标志着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

咸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

咸丰同治（1851—1874年）年间贵州苗、侗、布依、水、汉、彝、瑶、回、仡佬等族居住的地区先后爆发的反抗斗争。1854-1858年（咸丰四至八年），有30余支起义军在贵州崛起，其中张秀眉为首的苗族起义军、姜映芳为首的侗族起义军、潘新简为首的水族起义军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他们配合作战，曾攻下黔东南的一些城镇，坚持斗争达十八年之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集结湘、川、滇、桂、黔五省兵力镇压，各路义军坚持斗争。1868年（同治七年）清廷以精锐部队围剿黔东南苗、侗起义军，起义军曾获两次大捷。但因各路义军先后失败，根据地失守，1872年起义失败。

甘陕回民起义

赫明堂即与甘肃河州老教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潮。甘肃回民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在清军节节进逼下，回民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民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民，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回民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族的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

国旗国歌

清朝国旗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巩金瓯》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对待英法

晚晴时期的紫禁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法战争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合进犯北京后，清政府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有了改变。过去把英、法、美等国视为夷狄野蛮如禽兽一般，鸦片战争中却认为他们不是心腹之患，并可以进一步联络，结为盟友，共同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过去把签订条约视为临时安抚换取撤退洋兵之计，要“执行条约”，以信取人；过去对于西方的武器军火、轮船机械是一方面深恶庸绝；过去关于洋人案件，只在广州通过总督巡抚等办理，则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亲王大臣主管外事并与公使们接触会谈。

自1860年到1884年中法战争时，清政府推行“执行条约”、“保全和局”的外交政策，保持了近二十多年的“和平”。在这期间，洋务派兴起，差不多与日本明治维新同一时期搞“自强”运动。学习外国变成了依赖外国，结果失败了。同时“执行条约”却使外国的在华特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此期间为外人侵犯中国主权打下了很深的基础，从掌握海关、协定关税、取得领事裁判权、破坏司法独立，到内河航行、设立祖界、干预财政等等，中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洋务派官员

对待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至八国联军战争时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更深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国际资本主义者利用在中国的特权，掠夺廉价而丰富的原科、剥削中国劳动力，免去一切税收，霸占中国市场，把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家庭副业逼上破产的道路，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清政府统治者被日本打败非常不甘心，全国人民中的有识之士也奋勇起来，要求变革。清政府这时在外交上重大行动就是联俄反日。但是帝俄并不是一个要与中国结盟的对象，联俄恰恰是“引狼入室”，遗害无穷。

庚子夷乱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至辛亥革命时期。1900年后，清政府的当权派慈禧太后及其追随者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只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有求必应，已从盲目排外变为投降主义者，实际成为各国在中国维护其特权的代理人。列强甚至撇开清政府自行协议分割中国的领土和权益。各帝国主义关于中国铁路建筑权的争夺与私分，日俄几次关于东北、蒙古的分割，英俄关于西藏等的私自协议等等，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瓜分。这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培养自己的势力，也为后来军阀割据的局面铺设了道路。清政府己离分崩离析的日子不远了。严格的来说，这段期间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外交了，更谈不上什么军事外交了。

签订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