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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 编辑
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邹容的《革命军》，主以西方的民族革命理论为主要武器，从正面阐述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笔典雅深沉，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在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可同时研究章氏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在这期间，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民主共和国。
邹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不久被迫离开日本，于1903年春回到上海。他回国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邹容在日本时，已着手撰写《革命军》，回到上海后，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军》的最后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章行严（即章士钊）为它题签。
第一教科书
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主义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邹容在狱中受尽凌辱，于1905年死于狱中，年仅20岁。
第一部宣传民族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欲御外侮，先清内患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革命军》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磨吾刃，建吾旗
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他说：“‘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因此，邹容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邹容坚决地宣布：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邹容吸取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比较彻底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
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巨大进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真不愧是“雷霆之声”，惊动中国，惊动全世界。
劝动天下造反
《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几乎同时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二文双璧辉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正如章太炎在为《革命军》所作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两篇文章风格各异，功效不同。章文词意高古，很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在上层文化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而邹文则词意浅显，文辞激烈，在下层民众社会中更加脍炙人口，当然也就更加易于启蒙、发动普通百姓从事反清斗争。
《革命军》一书，为腐朽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是反清革命史上一篇重要的战斗檄文，它的价值将永垂青史。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这两篇名著，是当时宣传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得到《革命军》后“三读不置”。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在家乡泸州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
鲁迅评价 《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振聋发聩，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全集》第一卷《杂忆》）
清末邹容著。《革命军》的政治色彩极为鲜明，富有战争精神。邹容在文中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言辞激烈，在宣传革命，教育群众方面极富鼓动性。《革命军》五月在上海出版单行本，“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巨大的反响，使得清政府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在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在《革命军》印行单行本的同时，这篇《革命军自序》就刊登在《苏报》上。五、六月份，《苏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评论《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加以声扬。其中最绝妙的评论文章，当属五月十四日章士钊撰写的书评《介绍〈革命军〉》一文。其文如下：“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主干，以仇满为用，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这篇短短百十来字的书评，精要地介绍了《革命军》一书，使得读者争相先睹为快。
《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风靡一时，影响广远。清廷深为忌恨，决心镇压。于是《苏报案》乃发（详情见本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苏报》案结，章太炎、邹容被正式判处监禁。在拘役中，章太炎曾作一首《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亦有《狱中答西狩》和诗一首：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两首诗都写得非常真挚，感人至深，充分反映了章、邹二人的高尚情操和深沉友谊。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月，由于监狱中的非人待遇，邹容不幸病发，多次昏厥。二月二十九日，邹容去世，这位年轻的革命先行者离开了人间。此时离监禁期限，仅有七十来天。
邹容虽然早逝，但其《革命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本书虽然只有两万多字，但它却是清末第一部系统阐述革命理论的巨著。全书共分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在书中邹容痛斥历代满清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慈禧更是“卖淫妇”，揭露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邹容还在书中从官制、兵制、田赋、捐税等各个方面，愤慨揭露了满清对于汉族人民的压迫，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他揭示被满清捧为“文正”的汤斌不过就是一个“驯静奴隶”而已。因此，他大声疾呼革命，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他一再强调，中国要自由、富强、独立，不可不革命。最后，邹容在书中旗帜鲜明地号召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并且满怀激情地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邹容虽然年轻，但其思想水平已远超出当时一些较多着眼于种族问题的革命家。这些革命家只是一味强调明末清初清兵对汉族人民的屠杀以及清代前期君主的严酷统治，以激起人们对清王朝的痛恨，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君主封建和人民共和这两种政体问题的重要性。而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虽然也有排满的偏激言论，但其根本目的在于“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建立起一个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可见邹容把排满反清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对满清王朝的揭露是在民主革命思想的高度来进行的，因此这种揭露也就进一步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军》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说：《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生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少年时就敢于“指天画地，非汤武，薄周礼”，鄙视功名。虽他曾经跟从四川名儒吕翼文学习经史，因言辞过激，不久即被辞退。戊戌政变后，邹容非常钦佩谭嗣同的学问、思想和人格，特别是崇敬他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气概。邹容曾作诗歌颂谭嗣同，并寄自勉之意：“赫赫谭君故，湘湘士气衰。惟翼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光绪二十八年春（公元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在日本留学时期，邹容成为留日学生爱国革命运动中最激进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首先受到了清初反满志士民族思想的强烈影响，同时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给他以初步熏陶。因此，尽管邹容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但他的思想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已达到很高的层次。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邹容因为带头反对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学生监督姚某，被迫离开日本回国，到达上海，寄住在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内。爱国学社是南洋公学学潮爆发后开办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中旬，为反对教习不准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政及校方无理开除学生，上海南洋公学二百多名学生同时离校表示抗议。这是清末废科举、办新学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学潮，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又经过《苏报》的介绍，更加推波助澜。学潮发动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曾从中调停，不果，遂毅然与学生们一起退出南洋公学，与章太炎等人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即爱国学社。这是一所富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和时代气息的新型学校，师生们大胆议论时政，声名日大。
在这所学校里，邹容与章太炎结为至交。他们二人曾在日本见过面，但来往不深，此次上海重逢，交往日密。邹容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比章太炎小十六岁，他把章太炎当作自己的革命导师看待，遇有疑难即加以请教，虚心向章太炎学习。而章太炎也非常欣赏邹容的才华与志向，二人结为兄弟，常在一起畅谈反清革命的道理。这样邹容在章太炎的影响之下，其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革命理论。大约在光绪二十九年的三月间，邹容写成了他在东京时就开始创作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