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藩院（满语：tulergi golo-bi dasara jurgan，意为“对外部地区［从事］治理的部门”）是清朝政府统治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洋务运动前也负责处理对俄罗斯的外交事务。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年间，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 、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理藩院所辖，先后设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卫拉特）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改为蒙藏院。

中文名：理藩院

朝代：清朝

机构：院部、六司、司务厅等

职能：蒙古、回族等少数民族事务；部分外交事务

性质：民族及外交机构

金蒙关系

天命元年（1616年），后金势力迅速扩张，与明形成对峙。努尔哈赤认为，刚刚崛起的后金要与大明抗衡，就必须与邻近的漠南蒙古联盟。努尔哈赤利用漠南蒙古内部分裂的弱点，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方针。对漠南蒙古的东部科尔沁和内喀尔喀等部落联合争取，凡率部归顺的一律从优款待，给以官职，并采取联姻的政策，试图把漠南蒙古纳入后金的管辖范围。天命十年（1625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发兵进攻科尔沁蒙古，努尔哈赤派兵前往救援，解救了危机。此后，蒙古科尔沁等部便脱离察哈尔汗管辖，主动归顺后金，成为努尔哈赤的属臣。

清代蒙古诸部

后金收服蒙古后，蒙古对清朝的入主中原也有提供了巨大帮助。清太祖努尔哈赤曾说过：“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 可见，他一直都把蒙古当做自己对抗明朝的有力盟友。在努尔哈赤去世前，漠南蒙古的科尔沁、扎莱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部已先后和后金站在一起共同抗明。 到顺治初年，清与漠南蒙古诸部的关系发展的非常快。赏赐、联姻频频实行，进一步密切了与漠南蒙古之间的关系，赢得了漠南蒙古的大力支持。正如魏源所说：“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乍，中外帖然，繄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在清朝统一全国后，蒙古也一直与清朝保持着良好的臣属关系，并以蒙古作为其驻守北部边疆的藩障。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

康熙帝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汗。唐、宋、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 由此可见，后金与蒙古既是臣属，又互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这点为理藩院的诞生提供了大的历史环境。

直接原因

崛起于东北的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实力渐增，天命四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大败明军。努尔哈赤扬言：“不要幻想汉人政权是永久的，我是暂时的”， “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 反映了他入主中原的愿望。皇太极即位后，欲得中原的心情更为迫切。满洲首领把进攻明朝、夺取中央政权定位基本政策，对明朝构成了巨大威胁。

漠南蒙古

蒙古衙门

努尔哈赤

蒙古衙门的创立不仅使清朝有了管辖蒙古事务的专门机关，其作为理藩院的前身也对日后理藩院的发展和壮大有着重大意义。正如《清史稿》所述“理藩一职，历古未有专官，唯周官大行人差近之。秦汉以降，略存规制。遐荒绝漠，统治王官，为有清创制。” 崇德三年（1638年）更名理藩院。 可见，理藩院开创了专管少数民族机构的先河。

职能完善

顺治元年（1644年），改置理藩院尚书、侍郎；顺治十六年（1659年），定以礼部尚书兼掌院事，侍郎衔协理院事。顺治十八年（1661年），定官制同六部 ，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班居工部之后。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康熙帝即位后，清朝统治者认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嗣后不必兼礼部衔，仍称理藩院尚书、侍郎，其印文亦著改正铸给” 。同年八月设立理藩院四司，即录勋司、宾客司、柔远司、理刑司。九日，又以康熙帝名义晓谕吏部：“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凡官制体统应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之列。该衙门向无郎中，今著照六部，设郎中官”。吏部于是议定：“理藩院”应增设各司郎中共十一员，员外郎共二十一员”，“理藩院尚书衔名列于工部之后” 。

康熙四十年（1701年），理藩院柔远司划分为柔远前司和柔远后司。理藩院在雍正年间曾酌量增加一些办事人员。雍正帝即位初曾以廉亲王胤禩为理藩院尚书，又命裕亲王保泰办理理藩院事务，此即“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 。雍正七年（1730年）十一月，根据雍正帝“八旗游牧地方，甚属紧要” 的谕示，理藩院又设置了巡按游牧御史。雍正十年（1732年），又复设满洲笔帖式十七人，蒙古笔帖式十四人，分隶各司。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理藩院组织机构趋于完善，改录勋司为典属司，宾客司为王会司，柔远后司为旗籍司，柔远前司仍为柔远司。清政府平定霍集占兄弟叛乱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又谕示军机大臣：“理藩院专管蒙古事务，尚可兼办回部。著将理藩院五司内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 于是，理藩院司属机构再行调整，并旗籍、柔远为一司增设徕远司专管回部事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闰五月，鉴于原徕远、旗籍“两司所办事件各有不同，若责成不专，恐办理日久，不免桝错弊” ，旗籍、柔远仍分为两司。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旗籍司、典属司“就其执掌、按之司名，究亦未符” ，便再次改典属司为旗籍司，其旧旗籍司仍为典属司。至此，理藩院共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等六司及其他单位。此组织形态，迄清末法制改革为止未有改变。

康乾时期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风云激荡的年代。这一时期，清王朝中央政权加强了和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联系，各民族之间的的交往日益密切。同时，噶尔丹、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相继反清或叛清。理藩院作为清王朝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在康乾时期，正是在处理错综复杂的民族事务中，在解决清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逐渐发展和日益完善的。所以，康乾时期理藩院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和清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息息相关。日益完善的理藩院机构，又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后期发展

嘉庆（1796年—1820年）时期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理藩院人事和建制经历了频繁变革。嘉庆四年（1799年）裁掉满洲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嘉庆七年（1802年）木兰围场隶热河都统。道光十四年（1834年）添设喇嘛印务处贴写笔帖式二人，学习笔帖式四人。

晚清理藩院的另一大变化，表现在丧失了对俄国的外交职能。在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便丧失了对俄的外交职能。《天津条约》规定“嗣后两国不必由萨纳特衙门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或径行大清之军机大臣，或特派之大学士， 往来照会”。 从此，俄国照会专送清朝军机处，不再通过理藩院。此时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的职能已大为削弱， 但还未丧失殆尽。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以挽救风雨飘渺的清王朝。谕中认为，要改变“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陆险，优患迫切”的局面，惟有“仿行宪政”，而“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 不久，光绪帝奉慈禧懿旨，再次发布上谕，宣布正式厘订中央新官制，“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提出了理藩部组织机构的调整计划，欲将满档房、汉档房、俸档房、督催所等合并，改为领办处；蒙古学扩充为藩言馆，以培养精通蒙语的人才；司务厅、当月处、银库、饭银处、喇嘛印务处均“一仍旧制”，采取原来的制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蒙古来觐见王公多年不居住内外馆，内外馆监两职被裁撤。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内阁官制改组，成立责任内阁，理藩部与其它部一样，尚书改称大臣，侍郎改称副大臣。

理藩院改为理藩部，是“清末新政”中“改革官制”的一个环节。表面看来是实施新政，实则清廷在内忧外患中的一项无奈之举。改定官制后的理藩部和之前的理藩院实质上并未有所区别。原理藩院旗籍、典属、王会、柔远、徕远、理刑六司的职掌也并未变化，其改变只不过是把理藩院的“院”字改成了“部”字。光绪末年理藩院组织机构的变化，是清政府对抗人民革命运动、延缓清王朝的政权寿命而采取的众多措施中的一环。显然，这种变化在性质上和清代前期的历次变化是不同的，也并未取得任何积极效果。

撤销过程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覆灭，理藩部机构也随之瓦解。民国元年（1912年）清帝退位后，理藩部改为蒙藏院，由内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任总裁。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蒙藏事务局也随之改为蒙藏院。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于南京，正式组成五院制国民政府。在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下，设蒙藏委员会，代替从前的蒙藏院，掌管蒙古、西藏行政及其他各项事务。从此，理藩院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行政职能

理藩院分院司两级，院部有尚书、左右侍郎和额外侍郎为最高领导，下属机构有六司一厅三房，即旗籍清吏司、王会清吏司、典属清吏司、柔远清吏司、徕远清吏司、理刑清吏司六司；司务厅；满档、蒙古、汉档三房；还有机关服务机构，入银库、当月处、饷银处和督摧处；此外有附属机构内馆、外馆、俄罗斯馆等。对地方的派出机构，设有神木理事司员、宁夏理事司员、热河都统衙门、理事司员等十二司员。理藩院内除众多完备的辅助机构外，还置有民族语言学校，如唐古特学，掌教习唐古特藏文，翻译藏文章奏文稿。拖忒学，掌翻译托忒文字，由唐古特学习业助教兼管。蒙古官学，掌教习蒙文，培养蒙文翻译。

中央

理藩院设尚书满洲一人，左右侍郎满洲各一人，额外侍郎蒙古一人。尚书是理藩院的最高领导，管理院内一切事实：“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之上，小事则行，以布国之威德”。 “尚书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藩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控驭抚绥，以固邦翰”，“侍郎二之”， 即侍郎仅次于尚书，是理藩院的第二领导。

六司

《理藩院例则》

康乾时期，草原民族的事务，尤其是蒙古事务比较繁忙。为此，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制定了《蒙古则例》，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到嘉庆初年已经不能适用。于是，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理藩院向朝廷奏报加以修改。《理藩院则例》是清朝治理蒙古族和西北地区其他少数名族的综合性民族法规，但据《理藩院则例》原修则例原奏，清初很久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刊版《理藩院则例》。顺治、康熙年间，理藩院有旧例209条，但多系远年成例及军政会盟诸款，不是则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理藩院奏旨修编则例。因人员不足，未能成行，故该院办理事件，仍多援引稿案本。嘉庆十六年（1811年）四月十八日，理藩院奏请增订则例，鉴于“旧有满洲蒙古汉字则例二百九条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校订后迄今二十余载，所有钦奉谕及大臣等陆续条奏事件俱末经纂入颁行”，特“请将自乾隆五十四年以来应行纂入案件增修纂入，永远遵行……予限三年告竣”。

《钦定理藩院则例》共64卷713条，分作“通例”和“旗”两大部分。通例仅上、下两卷，而旗分有五十门，名称如下：旗分、品秩袭职上下、职守、设官、奖惩、比丁、地亩、仓储、征赋、俸银俸缎、廪给上下、朝觐、贡输、宴赉上下、扈从事例上中下、仪制、印信、婚礼、赐祭、旌表、优恤、军政、会盟、邮政上中下、边禁、人命、强劫、偷窃上下、发冢、犯奸、略买略卖、首告、审判、罪罚、入誓、疏脱、捕亡、监禁、递解、留养、收赎、遇赦、违禁、限期、杂犯、喇嘛事例一至五、西藏通制上下、俄罗斯事例。

《理藩院则例》的制定，是清朝管理边疆地区的法律依据，提供了用法制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成功经验。

《钦定回疆则例》

《钦定回疆则例》是除《理藩院则例》外理藩院制定的另外一部重要法律，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回疆地区。在理藩院修订《理藩院则例》的同时，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理藩院又上奏清帝：“查得臣院承办回疆事件内所有钦奉谕旨及臣工条奏积案繁多，未便颁发遵行。”后经嘉庆谕准，开始编纂《回疆则例》。 嘉庆十九年（1814年）修成后，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刻，下令理藩院“应刷颁发回疆等处，永远遵行” 。之后到道光年间，由于张格尔叛乱暴露出众多问题，清政府不得不对《回疆则例》进行调整，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做了修纂，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正式由政府颁行。

《钦定回疆则例》由原奏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原奏详细说明了编纂、修订的缘由和刊印、颁行的具体过程。正文八卷，主要内容涉及关于伯克制的任免、执掌、品秩、编制、待遇、升迁、回避、朝觐等规定，维吾尔回子王公、四川土司、哈萨克部、布鲁特部及浩罕等番的朝觐、爵位承袭、贡献、廪给，回疆的驻军、屯田、货币、度量衡、婚姻、服饰等方面的制度也作出了或简或繁的规定。《回疆则例》中，涉及行政法有79条，刑法30条，经济、诉讼法等25条。

理藩院对于清朝的统治有着重大意义。正如康熙帝所说：“理藩院专管外藩实务，责任重大”。 秦汉至明代，中央政府管理藩属地区的机构，有典客、鸿胪卿负责接待藩属来使的朝贺，由吏部、户部、兵部分管藩属的其余事务，在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管理藩属诸事务的机构。“理藩一职，历古未有专官，唯周官大行人差近之。秦汉以降，略存规制。遐荒绝漠，统治王官，为有清创制。”

理藩院的设置，使得清朝中央政权有了统一管理藩属事务的机构。它不仅与六部并列，而且管理院务大臣在满人中“特简大学士为之” ，其地位远在六部尚书之上。《清史稿》中说 “明之藩卫，虚有名字，盖未可以同年而语” ，这不仅表明了清朝对理藩院的重视，也说明了清政府对藩属地区的管理，比清代以前确实是有效加强了。

首先，理藩院的设立及其对少数民族的管辖对清军入关及其之后统一全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明朝的腐败导致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战乱不止。在当时，统一为大势所趋，人民所想。清朝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除了军事因素外，还有与少数民族采取同盟政策的政治因素。清朝把漠南蒙古作为其可靠的政治后援和同门，并设立蒙古衙门加以管理，为其统一扫除后患，奠定基础。理藩院设立后，清朝立即遣官前往，“稽户口，编牛录，漱庶狱，颁法律，禁奸究”。 不仅有利于维持蒙古地区的秩序，也安定了其后方，使之可以一心对抗即将没落的明朝。同时，清政府通过理藩院对蒙古地区的管理，与蒙古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这对清朝统一全国的意义重大，如果没有理藩院，清朝的入关一统也不会来的如此顺利。

其次，理藩院促进和巩固了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国家在此时期快速发展，理藩院作为历朝历代的首个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将维护统一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当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札萨克图两汗发生冲突后，理藩院出面调停，促使其“尽释旧怨”，“交相揖睦，共享升平” 。在噶尔丹发生叛乱后，理藩院立即将情况如实上奏，并负责安排喀尔喀蒙古各部生计，维持当地秩序。理藩院安排组织下的“多伦会盟”，使中国北部边疆得以安定。正如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不可否认，没有理藩院的有效管理，就没有中国北部边疆的安定有序。这又为粉碎噶尔丹叛乱活动和抵御沙俄入侵提供了条件。理藩院自顺治到乾隆年间，其机构不断增加和完善，分工逐步细致，职能愈发全面，从行政到刑事、民事；从管理朝觐到司法、军事均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对维护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在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央政权的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融合统一。

再次，理藩院在清朝前期充分发扬了大国本色，抵制了沙俄的侵略扩张，维护了清王朝的国家主权和统一。在沙俄屡犯中国边境的情况下，理藩院多次出面交涉，代表清政府指斥沙俄的侵略行径，为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和驱逐沙俄侵略者准备了条件，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的主权。

最后，理藩院的民族立法为清朝管理边疆地区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用法制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成功经验，充分显示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立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安定和对民族法律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理藩院尚书

理藩部左侍郎

理藩院右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