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藏记 编辑
《东藏记》是当代女作家宗璞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小说《南渡记》的续篇,首次出版于2000年。
该小说人物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夫人吕碧初和女儿孟离己、孟灵己等一家人为轴心,放射至孟樾教授的亲朋好友同事周围近百人,写出从京城南下的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个人遭遇、情感经历,以及心灵成长的历史。该小说用温情的笔调,来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和博大胸襟。
个人背景
《东藏记》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即小说中的明仑大学。抗日战争爆发时,年仅九岁的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从清华大学南赴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度过了长达八年的青春岁月。在此期间,胸怀家国天下的知识分子在战火逆境中的坚韧与坚守给年少的宗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东藏记》即宗璞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的经历和生活体验而创作的一部具有真实性的作品。
创作契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宗璞就想写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的长篇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动笔,这种想法在她的大脑里贮存了三十多年。直到80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宗璞自己也进入了熟练驾驭长篇小说的创作阶段。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烟台召开长篇小说座谈会,邀请宗璞参加,再一次向她约稿。当时,宗璞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还有研究任务,并计划写一本伍尔芙评传。然而,一部长篇小说已在宗璞心中形成。1985年,她展纸提笔,开始了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创作。这部长篇共为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
成书过程
1990年11月,冯友兰去世,接着宗璞大病一场。1993年身体有所恢复,开始试着写几个短篇,下半年才动手写作《东藏记》。然而,病魔并没有放过宗璞,隔几个月她就要生一场病,几乎成了规律。再加上莫名其妙的干扰,写作便如百岁老人赶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最要命的还是眼疾。由于宗璞自幼读书如饥似渴,大概又未科学用眼,以至60余年来,从未离开过眼镜。这是读书人的伤痛。而到了老年,又患上了白内障,眼更看不清了。亲友们从她的健康考虑,劝她不要写了。但她坚持要写。 “我不能停,写下去是我的责任。”她坚定地说。
到2000年,《东藏记》的主体才成型,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七年。
孟樾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小说中首次对他的描写便是“孟樾终于辞去了教务长一职”,显示出了他不计功名﹑两袖清风的为人师表形象。接着是嵋的视角,“在她的想象中,腊梅花下,有爹爹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宛如一幅图画,一位儒雅渊博的文人,如腊梅一般清高,散发出一种于学识之外的气质,外在任何事物都难以影响他的内心,有种超然物外的道家气派。
首先,作为一个丈夫,他宽容大度,温柔体贴——知道吕老人的死因,也不忍告诉妻子,怕她伤心。见妻子因家事操劳憔悴,他自责而无奈“无论如何要买一两斤好米,给碧初煮粥用”。后来实因生活困难,碧初去摆“太太摊”,他心里感到酸热,“她身体太差了,我劝她不要做的。”他是如此关爱妻子,只怨自己无能为力。
其次,作为一个教师,他知识渊博,受人尊敬——远在延安就有人知其大名,要与他谈《红楼梦》,昆明当地土司也因仰慕而送来财物,连古怪的白礼之也赞许“就弗之还是个好人,该吃火腿”。
再次,作为一个学者,他视书如命,思想开阔——当梅林被炸,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书稿。不顾自己身在国统区,反而支持学生去延安,报国救国。他一针见血,指出解放区不重知识的诟病。理解妻子摆摊,称是“解去习俗桎梏”。他仁爱﹑友善又忧国忧民。当新校舍起火,他第一个想到好友卤辰,问“伤人没有”,颇有孔子“问人不问马”之意味。
最后,作为一位家长,他对儿女的爱隐含而深沉——这方面在小说中描写较少,不仅仅是因为父爱如山的沉默,更重要的是他已化作一个肩负着时代责任﹑情系大家的爱国者,在一灯如豆的寒夜中疾笔书写着“中国自由之路”。
吕碧初
宗璞,原名冯锺璞。原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中共党员。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文艺报》、《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野葫芦引》第一、二卷),中篇小说《三生石》、《四季流光》,短篇小说《红豆》、《鲁鲁》、《我是谁》等,散文集《丁香结》、《宗璞散文选集》、《铁箫人语》、《中华散文珍藏本·宗璞卷》等,童话集《风庐童话》,另有诗歌、译作多种,编有《宗璞文集》(四卷),作品译为多种外国文字。《三生石》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丁香结》获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全国首届优秀儿童文学奖,《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