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文库编辑

日本的亚洲研究图书馆

东洋文库，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位于东京都文京区。是一个专门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兼研究所，1948 年起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

日本收藏东方学图书资料的研究图书馆。1924年11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以1917年岩崎久弥购入的莫理循（George Frnest Morrison；1862一1920）文库为基础，陆续增加岩崎文库、藤田（丰八）文库、小田切（万寿之助）文库、河口（慧海）文库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图书部交日本国会图书馆管理，1948年起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在石田干之助、榎一雄等人的经营下，东洋文库收藏各国有关东方研究的书籍相当全面，其中包括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照片。文库设有研究部，聘任兼职或专职的东洋文库研究员，编辑出版《东洋文库欧文纪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of the Toyo Bunko）、《东洋文库和文纪要》（即《东洋学报》），以及《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欧文论丛》等杂志、丛书。研究部下设敦煌文献、西藏、中亚、伊斯兰等研究委员会。其中，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4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西藏研究委员会编有《斯坦因蒐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2册。

该文库设有图书部和研究部。至1983年 4月,藏书约70万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埃及、印度、东南亚等国和地区的图书资料。所藏中国珍籍有:中国方志和丛书约4000部、中国方言辞典500多册、中国家谱、清版满蒙文书籍、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中国探险队报告、中国考古学资料、《顺天时报》、《华北正报》、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其他西藏文献3100件等。其中有多种被指定为国宝或重点保护文物。1961年该文库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附设了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出版有《东洋文库论丛》等。

文库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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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英国人莫里逊（Geoge Ernest Morrison）创立的莫里逊文库。莫里逊于1897年以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身份来华，后任北洋军阀政府的英国顾问。此人从1897年到1917年的二十年间，在中国收集图书文献二万四千余册，地图画卷一千余份。这些文献主要是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希腊文和芬兰文等十几种语撰写的有关部门中国、西伯利亚及南洋各国的论著。这些论著涉及政治、外交、法制、经济、军事、历史、考古、艺术、地理、地质、动物等许多的领域，有许多的珍版善本，如马可·波罗的《东方闻见录》，莫里逊文库保存有十五世纪的十四种刊本。这些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极为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如中国海关自建立以来的“季报”、“年报”、“十年报”，美国政府的“远东外事汇报”，英国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蓝皮书”，欧洲各国政府驻华大馆的“报告”等等。另外有五百余册中国语辞书，大都是在华的传教士们在十七—十九世纪时代编纂的中国地方方言与欧洲语言对译的各种“手册”。此外还有百十种五千余册定期刊物，这些刊物是关于中国及东亚的专门性杂志，以及欧洲各国的亚细亚协会、东洋学会的会报、论丛之类。上述资料最早藏于中国北京东交民巷，最后北京王府井大街寓所建立了以本人姓氏命名的私人图书馆──莫利逊文库，藏书约2.4万余册。大约在1916年前后，莫里逊私下进行出卖这批文献的交易，曾与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荷兰公使馆等洽商。这一消息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此人后来为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大藏大臣）所知，他与当时日本三菱财阀的巨头岩崎久弥相协商。1917年夏天，他们委派正金银行的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代表，携带东洋史学的名家石田干之助等来华，与莫里逊反复磋商，同年8月29日终于以35，000英镑成交，这批典籍遂被藏于日本深川岩崎久弥的别墅中。

岩崎久弥以这批从中国来的文献为基础，拨款三百五十五万日元作为基金，于1924年11月正式建立“东洋文库”。在石田干之助、榎一雄等人的经营下，东洋文库收藏各国有关东方研究的书籍相当全面。至上世纪末，藏书已达95万多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埃及、印度、东南亚等国和地区的图书资料。

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之为亚洲文献的宝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对象的专门性的图书馆兼研究所。所藏中国珍籍有：中国方志和丛书约4000部、中国方言辞典500多册、中国家谱、清版满蒙文书籍、中国探险队报告、中国考古学资料、《顺天时报》、《华北正报》、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其他西藏文献3100件等。其中有在东洋文库的特藏中，有五种汉籍被列为“日本国宝”。其中三种即《春秋经传集解》、《史记》（夏本纪、秦本纪）和《文选集注》，皆为平安时代（794—1185年）人仿唐写本的手抄本，相当于晚唐和五代时期，至为可贵。在日本汉籍史上，它们属于“准汉籍”。另外两种，即《毛诗》残卷与《古文尚书》残卷，皆为传入日本的中国唐人写本。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人写本有三种，皆为残卷。一种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十八大雅“荡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五”中“韩奕”末尾二句及“江汉”一首。已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另一种是京都市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六，凡四残叶。内容乃秦风“秦车邻诂训传第十一”之中，从“小戎”末尾的“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之疏至“蒹葭”首部之疏，并“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疏的一部分及其后片断的疏文。四纸内容并不完全连续，然接近《毛诗正义》原本的面貌。也已经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第三种即今东洋文库的藏本。此为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写本中惟一的郑玄笺本。东洋文库藏《毛诗诂训传》今存卷第六（唐风）“唐蟋蟀诂训传第十”卷中有朱笔“乎古止点”及反切，偶有假名批点，此系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年）博士家所为。此卷于1952年3月被确定为“日本国宝”。

东洋文库的藏书，在语种上主要分为八类：一，汉文文献，其中收藏的史类书，尤其是地方志、族谱，在国外图书馆中是仅见的。二，藏文文献；三，蒙文文献；四，满文文献；五，欧美语文文献；六，朝鲜文文献；七，越南文文献；八，日文文献。从创建文献资料的收藏已经扩张了二十余倍。这些书的来源，在战前主要是依靠以日本对中国和东亚、南亚的武装侵略为后盾，在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等地进行的掠夺。例如，从1931年到1936年他们雇用窃手在西藏、蒙古等地窃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凡103帙、蒙古藏经甘珠尔一部凡102帙、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帙；又如1936年4月，从上海盗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到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册数不详）等。这些文献奠定了东洋文库研究我国东北与西藏的基础（即所谓的“满洲学”和“西藏学”）。当时，也有一些赠送的书籍，但这些被赠送的资料却是赠送者本人以非常的手段所获得的。如当时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部长藤田丰八，曾向东洋文库赠送日汉文献1765种计21669册，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便是从台湾取走的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高山族、红头屿等的资料；岩崎久弥本人也于1932年把家藏的汉籍5291部凡23777册送交文库；1936年小田切万寿之助去世后，他的私人藏书19481册也归入东洋文库，除了一部分为赠送者购买的之外，皆属这类性质。战后的情况有了变化，东洋文库主要是通过购买，并派遣专家前往有关部门国家，鉴定“东洋学”有关部门文献，制成副本收藏，例如，在六十年代已经将法国国民图书馆伯希和所藏的敦煌文献的未公开部分拍得照片，东京大学教授、已故的木夏一雄先生曾受东洋文库的数度派遣，对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藏十九世纪之前的有关部门中国的没有发表的古文书进行调查，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副本。

东洋文库创建之初，除图书部外，还建立了研究部系统，聘任兼职或专职的东洋文库研究员，编辑出版《东洋文库欧文纪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of the Toyo Bunko）、《东洋文库和文纪要》（即《东洋学报》），以及《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欧文论丛》等杂志、丛书。研究部下设敦煌文献、西藏、中亚、伊斯兰等研究委员会。其中，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4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西藏研究委员会编有《斯坦因蒐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2册。1961年该文库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附设了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这是它与日本其它文库最大的不同之点，也是以后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