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编辑

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张东荪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潮最早的宣传者之一，因而受邀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可当他发现自己信仰的社会主义并非归属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时，便又最早退出上海发起组。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关系，但在总的趋势下，他是中共信赖的朋友。

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内务部秘书、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及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央总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学海书院院长、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等。

8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前后曾著文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宣扬走中间道路。11月，反对民社党参加伪国大，宣布退出民社党。1947年秋转移到香港。1948年5月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1949年春进入解放区抵达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3年6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复》《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人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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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话：按内部矛盾处理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宣言很快传到国内，张东荪阅读后，立即产生共鸣，最先响应《八一宣言》，并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1938年5月，他和他的学生叶笃义来到武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就抗日问题交谈，表示将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回到北平与中共合作，为抗日救亡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东荪为中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他回忆：“七七”事变后，中共华北局地下工作人员“与我联系，1938年我去汉口参加参政会，当时因为看到参政会并没有大作用，而且又怕后方苦且又丢不下家，于是自己觉得还不如回燕京来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当时我通过王君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一是送医药去”。

抗战胜利后，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主张应折衷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间性的政制”，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张东荪多次与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接触，并让叶笃义作为联系人，以保持经常性的联系。1947年3月，他和符定一还就时局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次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指示信，让其转告张东荪等：“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并请张东荪和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

平津战役开始，张东荪多次劝说北平国民党军最高长官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以和平方式代替军事方式，不能让战火毁灭古都的灿烂文明。经过他的努力和奔走，傅作义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张东荪对自己为此所作的贡献，深感自豪，自以为“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

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东荪不仅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但他就是不理解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书生气十足的他甚至幼稚和可笑到企图冒险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美国千万不能把战火烧到中国。他与同美国有联系的王志奇联络，让其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美国，试图充当中国和美国的“调人”。但这一来可闯了大祸，民盟内部对张东荪进行了反复批判，并开除出盟。在有人要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法办时，毛泽东出来说了话，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张东荪名义上还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但开始赋闲在家。于是，他便整日养花莳草、赋诗遣词，打发时光。“文革”狂飙袭来时，这种平静终被打破。1968年1月，一些人以“特务”的罪名，将他与长子张宗炳一同逮捕。张东荪被关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1973年3月，张东荪的夫人在医院与之见了面。此时，距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已经1年有余。当他从夫人那里知道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时年6月，张东荪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