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大学编辑

民国上海综合性私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前身

光华大学（Kwang Hua University ）是民国时代上海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1925年6月由退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572名师生所创建，建校26载，培养了大批有为人才。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院系调整前，设有文、理、商三个学院和国文、外文、教育、政治社会、法律、数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经济、工商管理、会计、银行、铁路工程十四个系科。胡适、厉麟似、徐志摩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该校任教。

1951年10月，除商、法和土木等系科外，其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校的相关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光华大学1925年至1951年的档案全宗及光华附中的部分档案也一并移交华东师大。1985年3月10日，光华大学校友会在华东师大正式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自2011年60周年校庆起，将光华大学建校日（6月3日）确定为学校每年的纪念日。

1938年初，光华大学在抗战烽火中内迁成都办学，设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1941年末，上海本部对外改称诚正文学社和格致理商学社，成都分部承担起总校职能。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得以恢复，成都分部交四川省地方接办，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1952年10月，私立成华大学改为公立，并以成华大学为基础先后调入西南地区16所财经院校、综合大学的财经系科组建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8月，西南财经大学将建校时间确定为1925年6月3日光华大学成立之时。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6月3日（这一日便定为光华的校庆日），学生553人以及孟宪承、钱基博为首的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颁发的毕业文凭，即日组织离校善后委员会。6月4日，离校师生集会商议自行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们的支持，纷纷出钱出地。学生王华照父亲王丰镐慨捐大西路法华乡60余亩地为校基。当时的张寿镛身为地方长官（沪海道尹），鼎力相助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他捐资3000元，资助圣约翰大学“六三”离校师生筹办光华大学，并担任筹备会会长。随后，光华大学成立校董会，推请王丰镐、朱吟江、朱经农、余日章、赵晋卿、钱新之、张寿镛、吴蕴斋、黄炎培、虞洽卿等为校董，推选王丰镐为董事长。聘请王正延、王宠惠、马相伯、熊希龄、顾维钧等为名誉董事。在董事会推荐下，张寿镛担任光华大学的首任校长。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正式成立了“光华大学”。9月开学之日，大中学生已有970余人。

光华大学举办第一次开学典礼

“光华”二字寓“光我中华”之意，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知行合一”为校训（1930年改为“格致诚正”，1949年11月恢复“知行合一”）。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房屋为大学校舍，租新西区丰林桥房屋为中学校舍。新校舍于1926年1月在大西路举行盛大开工典礼。1927年9月，光华大学迁入大西路永久校址。至抗日战争前夕，校园面积已达百余亩，建成教学楼2幢、宿舍楼5幢以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实验室、工场等。

院系设置

编辑

1926年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开工典礼

创办伊始，设文、理、商、工四科。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

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校门

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校内设有附属中学。还陆续增设了土木工程系、法律系、铁路工程专修科。

学校领导

编辑

1927年鲁迅在光华大学演讲后

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孟宪承等19位中国教师作为光华大学初期的教学骨干，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当时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院长。

胡适、厉麟似、徐志摩、吴泽霖、吴梅、刘湛恩、卢前、李石岑、梁实秋、韩湘眉、何炳松、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彭文应、周有光、周煦良、钱钟书、田汉、张尔田、张江树、章乃器、唐庆增、童伯章、沈有乾、金井羊、郭云观、薛迪靖、杨荫溥、杨宽、安绍芸、胡朴安、黄炎培、王健、萧公权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

学校特色

编辑

1942年张寿镛赠别“壬午补习班”（光华附中）毕业同学赋诗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因地处战区，光华大学校舍全部被日军炸毁，但学校仍坚持租房上课，未曾间断。同时校长张寿镛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学校一部分内迁入四川，1938年成立“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上海本部不再公开招生。

为避免向日伪登记，上海本部1941年底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原文学院；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原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原附属中学。

重振雄风

编辑

西南财经大学校园内的光华铁树

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得以恢复，成都分部交四川省地方接办，1946年2月1日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与上海光华大学成为一脉相承的兄弟学校。1952年至1953年院系调整中，以成华大学为基础先后并入西南地区16所财经院校或综合大学的财经系科，组建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故西财光华校区所在地暨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旧址得名“光华村”。在西财校内耸立着一株挺拔的“光华铁树”，是1939年由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创办人谢霖副校长带领师生们筹资买来了一棵双株的铁树幼苗在校园内种下；这株铁树树形奇特，为“V”型，师生们以此来象征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和祝愿。

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相关信函

上海本部在汉口路证券大楼复校后，按期开学。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经向教育部申请补偿战时损失，政府拨给欧阳路两所毗邻的旧日侨学校作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校址。1951年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的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后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系、法律系并入复旦大学，后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铁路工程专修科并入华东交通工业专科学校；而其它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校的相关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光华附中则和大夏附中合并为华东师大附中（今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光华大学和附中从1925年到1951年间，先后入校学生有14000余人，毕业4000余人。

知名校友

编辑

1947年光华大学学生证

曾就读于光华的知名人士有张青莲、邓拓、周熙良、林华、周有光、张芝联、杨宽、张允和、周而复、田间、穆时英、赵家璧、储安平、乔石、姚依林、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黄辛白、汪道涵、柴泽民、黄鼎臣、董纯才、孙孚凌、徐僖、夏鼐、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何康、杨纪珂、张承宗、吕翼仁、袁则留、姚昆田等。

校址变迁

编辑

光华大学霞飞路校门

霞飞路旧校址（1925-1927年），今为淮海中路某地段。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大楼校址

大西路旧校址（1927-1937年），今为东华大学延安西路校区。

至1937年11月中旬，光华大学大西路（解放后更名延安西路）校址除一校门外，校舍大多被日军炮火焚毁（现仅剩约286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为长宁区文物保护单位）。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1947年购得该址迁入办学，1950年与另三所院校合并组建上海纺织工学院，1951年6月选定延安西路与中山西路交叉处的原光华大学校址及附近农田作为新校园基地，与交通大学纺织工程系等院系合并成立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

汉口路旧校址（1937-1946年），今为汉口路422号的华企大楼。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不久，因大西路校址处于交战区，光华大学和附中迁入公共租界内的汉口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大楼”三楼和八楼继续上课。期间张寿镛校长委托当时正在四川的商学院院长谢霖在大后方筹备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学校随后一部分内迁入四川。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开招生，后对外改称学社和补习班；诚正文学社暨文学院，格致理商学社暨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暨附属中学；由成都分部代为呈奉教育部批准备案，并牵准在该两学社之毕业者，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给予学位。

民国时期光华大学足球队合影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收入连国税在内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200万元军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80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禁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大西路校园运动场一角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

张寿镛追忆诗作

后来，张校长所写的追忆诗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1941年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证书

我亦与君少年游，久耻文章互标榜。

相期愿作太平民，坐看兰阶秀色上。

那识兰芳犹昔时，荆榛遍起遂生悲。

但听哀猿连臂叫，问天天醉天无辞。

1949年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证书

沧海横流震荡甚，区区何足击皇慈。

又：

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大西路校园亭园叠影

数度被军阀挡驾，做了些最无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财政，却历尽坎坷，像只箭伤的鸟，然而他的心情却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仍保持他昔时的兰芳，说明他是有所抱负的。后来他决心不做官，专心办光华大学，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张校长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当时浙江督军是北洋军阀卢永祥，属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财政司长任内，清偿积债，且有盈余；第二次重任此职，积欠又达数百万元，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他也随之去职。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一段史实

1925年5-9月，张校长当了一百天的淞沪道尹。他在任职期间处理“五卅惨案”之际，有件事值得一提。

建造中的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它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结成了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罢工、罢课、罢市。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派大员查办，当时统治苏、浙、皖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派军队弹压。但业已任命的淞沪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与英帝国主义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沪道尹张校长身上，惨案发生那天，有大批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经过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释了被捕学生。对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卢永祥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密令军队司令邢士廉使用武力解散总工会。张校长身为上海地方长官，坚决反对。邢士廉军队在上海，理应受地方长官节制，但是他坚持要按卢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张校长对他说：工会要改进是可以的，解散则不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办，我决不签署。这或许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为国民党理财到长揖而去

从张校长的家世、经历来说，他与清政府是有些渊源的；但与国民党却无任何渊源。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历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要职呢。

《光华年刊》中的1936年光华大学教职员学生全体合影

张校长担任这些官职时间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江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

这段话说明张校长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北伐军初抵沪、宁，蒋介石叛变之前；其二，蒋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蒋介石为什么会通过虞洽卿邀请张校长相见呢？这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宁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校长在江、浙两省和上海财政界、金融界卓有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1927年2月22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涸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公债1000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到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渊源的张校长出任其职。

孙科也罢，宋子文也罢，他们坚邀张校长就任财政次长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与江、浙财团，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荪、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等的关系。

光华大学体育馆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己巳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财政部任上，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并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别是当了30年财政官员，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堪回首”的。张校长在辞职后所写的一诗云：“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雪云涛，飞飞云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实是这种性情的写照。

张芝联曾任光华大学教授兼附中校长

张芝联先生是治世界史的大家，浙江鄞县人，1918年生于汉口。1925年，随在外地任官的父亲迁居回上海。张先生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祖父张嘉禄，前清进士。父亲张寿镛，虽只是秀才，但在上海卷入洋务后，从江南制造局文员做起，最后担任北洋政府的沪海道尹（上海市长），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副部长）。张先生最称道父亲的不是做官，而是1925年在上海创办光华大学，自任校长。他曾不无幽默地说：小时候读的都是自家的学校，没有上过幼稚园、小学和初中，在家塾发蒙，读四书五经。后来在上海读洋书，毕业于光华附中，也是自家的学校。张先生先后肄业于沪江、燕京、武汉和光华等大学。光华大学毕业后，北上燕京大学深造，在燕京研究院、中法汉学研究所研读。后又回上海，任光华附中校长，光华大学教授。1946年，光华派他去美、英、法等国游学一年有许。1951年，张先生再次北上，任教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并入北大，他成为北大历史系教授。2008年，张先生以90高龄，在燕园一角的朗润园去世。一生的履历，“光华”“燕京”和“北大”，三所著名大学即可概括，张先生可谓“书生本色”。

上世纪50年代并入“北大”“复旦”的教授，常常自称“外来户”，大都怀念合并前的母校，院系调整后，燕京并给了北大，光华并给了华东师大，失去了名分，很是冤枉。张先生去世前半年，在《我的学术道路》一书的自序里说：“我的两个母校，从此实存名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失落的心情，仍然感受得到。对读书、教书的人来说，失去母校和没了家园有相似的痛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七八十岁的老大学生，拄杖回到被人“鸠占鹊巢”的校园，都会议论如何恢复“圣约翰”“震旦”“沪江”“光华”等老牌子的事情。多年前，上海和海外的一群“圣约翰人”（Johannes），曾经筹集巨资，试图恢复他们在梵皇渡路的美丽校园，无果而终。张先生当然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光华”也有不少有钱的校友，中央领导里还有几位能说话的人，有点希望。

华东师范大学纪念光华大学成立90周年

光华校友代表姚昆田在纪念光华大学成立90周年仪式上发言

2004年春节，张先生来上海，正是为了“光华”。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仅有的一次单独约见。张先生夫妇借住香港朋友的公寓，在锦江乐园边上的“上海花园”。年初二，沪上风俗的拜年日子，一通电话，知道距离不远，张先生兴奋地让我马上过去，急着要谈话。有一件事情，先前在电话、电邮中已经说起，张先生想让我帮忙，把他的《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长篇论文，增写成一部简史，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张先生更迫切地说起另一件事情，他认真地问我：你是复旦的，和“光华”沾亲带故吗？是的话，请帮我一起“恢复光华”。张先生兴奋地说，当年兼并了“光华”的“华东师大”，现在想要立一块“光华学院”的牌子，让他做名誉院长。他真的想在上海、香港和北京之间帮他们奔走，筹款、建楼、办学，什么都愿意干，需要人帮忙。那时的张先生，矍铄、精干，仍然是“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气概，一点不似年已八五，已近米寿的样子。

华东师大一附中的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模型

在校园里，张芝联先生和我们这一辈人，相差四十几岁，隔了两代。两相比较，他们经受的磨难比我们更多，却比我们更达观。有时候，“知其不可”的事情，他们会努力，而我们就以成败功利来权衡，退避三舍了。曾经动荡的中国，“七八年来一次”的社会运动，可以在几十年间变幻出四五个不同的时代来。像张先生这样，能够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积极心态，肯定是心底里有着一块美丽的怀抱，一段美好的记忆。很容易揣测，这就是他的家族、朋友和他自己青年时代的那个“光华”。

1943年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师生摄影纪念照

上世纪60年代，张先生等人就依托北大的世界史，积极介绍德国“兰克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美国“边疆史学”，当时有违“唯物史观”。到70年代末，张芝联教授是全国历史学科“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张先生正当盛年，通晓英、法语言，熟悉西方同行在各门学科内的新发展，出访美国，翻译他当；沟通中西，演讲他上。他曾经闯进“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办公室，逼他收下第一批中国学生。他还带回“法国大革命”研究家索布尔，在各重点大学作巡回讲座。当年域外学者来访不多，索布尔、谢和耐、巴斯蒂等专家来访北大，张先生都把他们引介到全国，让同行师生分享。记得索布尔来复旦演讲时，在老教学楼阶梯教室，我们第一次见到张先生，西装革履，发式整齐，外语流利。年轻无知，只觉得那是“洋派”，其实装束里包裹的岂止是“体面”，那里更有“尊严”“责任”和“达观”。

胡适

据朱有谳、沈昭文、赵家璧的《五卅爱国运动的产物光华大学》知，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办学方针，对于延请教授主张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当时罗致人才极一时之选。聘请张歆海为副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校长，极力效法北大蔡元培吸收各方面的人才，如哲学有张东荪、李石岑、胡适；文史有胡朴安、钱基博、吕思勉、徐志摩、梁实秋……政治经济有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等”。难怪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之师资，以光华为首”，光华学生亦称“光华不如人者惟校舍耳”。关于胡适任教光华一事，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27年8月，“先生应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耿云志《胡适年谱》记1927年8月“是月受聘于私立光华大学，任教授”，季维龙《胡适生平年表》记1928年2月胡适“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做哲学讲座”。光华大学当时的教务长是胡适的好朋友朱经农，估计是他邀请胡适来任教，何况徐志摩、罗隆基也来任教。据说《光华年刊（1928年）》烫金封面字就是胡适题的。

纪念五四运动胡适在光华大学发表演讲

光华大学编印的《光华》半月刊(张寿镛题)

罗隆基释放后在《新月》发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把被捕的经过简单地描述了一番，并说“我认为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胡适1931年1月11日日记：“是日光华大学得教育部电令，要撤退罗隆基的教授”，“校长张寿镛把此令抄给罗看，令人劝他不要去光华上课，仍每月送他俸给二百四十元”，“今晚在光华教职会上，争论甚烈”，他推测“如教育部逼光华执行，必有一部分好教员抗议而去。此事是教育部的大错，可以引起大风波”。12日胡适早起，见“报纸上已将教育部给光华大学的电令发表了，关于罗氏全文为"罗隆基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换"此是光华发表的”。

1931年1月17日，胡适访校长张寿镛，谈罗隆基事。日记记录了谈话内容，“他大打官话，先要我转告罗君勿再去光华上课，我说，"恕不能转达此意"。张又说：“我已把部令抄给他看了，他和我打官话，要来上课，我要禁止他！”胡又说：“承先生把我当作畏友，我老实说，先生这个办法是错的。你最好装作看不见，不知道他来上课。你若禁止他，用什么法子？叫警察？调兵？用学生？”张说：“我一定装作不知道。”

1月19日，胡到罗隆基家中提出关于罗事三条办法，后“约了张寿镛先生下午五点一刻来谈，他来时竟带了一个密呈来”，“他敢如此做，殊出我意外”，“我改了两处，得了他同意，然后打电话请隆基来谈，他也赞成了。我们约定，如此呈经蒋批准后，即发表；发表后，罗即辞职”。1月22日，“张寿镛先生来谈，他见了蒋介石，把呈文交上去了，蒋问，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他说，一个书生，想作文章出点风头，而其心无他。蒋问，可以引为同调吗？他说，可以，可以！”“胡适忍不住要笑了，只好对他说，咏霓先生，话不是这样说的。这不是同调问题，是政府能否容忍异己的问题”，“但他不懂我这话”，“我劝他把此呈正式抄给罗君。我想劝罗君得此信后即去信辞职，说明反对原则，而不欲叫光华为难”。

1月23日，“在床上被人叫起，廖茂如（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来访，说他决计完全脱离光华，回家乡去住一年”。“罗隆基、林语堂同来”，可惜的是胡适日记没记录与罗隆基的谈话内容。

胡适的“无心插柳”

帮助张芝联争取光华大学复校校舍

华东师大举行纪念光华大学成立90周年升旗仪式

据张芝联的《我的学术道路》知，1945年7月8日，他的父亲张寿镛七十大寿，“光华师生校友前来祝寿，父亲在病榻上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两句话勉励他们”。遗憾的是，七天后张寿镛去世。张芝联在日本投降后全力为恢复光华大学和附中校舍奔走，一天胡适过沪，“来函借先父藏《水经注》全谢山校本”。张去见胡，巧遇顾毓琇，顾“一反常态，立即表示友好”，张“乘机向胡适述说光华校舍被毁的经过和目前学校处境的困难。胡适以前也曾在大西路光华大学授课，现在他手中正拿着《水经注》全谢山校本，乐得做一份人情，于是转脸向顾氏询问上海敌伪校舍分配情况。顾氏心领神会，马上向我表示，日内可到教育局商议”，直到1946年8月“拨给光华的是坐落在虹口欧阳路两所毗邻的日本学校，作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