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学编辑

1924年在上海创建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大夏大学（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是由1924 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三百余名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初名大厦大学，“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抗战期间先后内迁至庐山、贵阳、赤水，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光复后迁回上海。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

大夏首任校长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马君武。大夏主要创始人是欧元怀（第三任校长）、王毓祥、傅式说以及当时鼎立支持办学的民国政要王伯群。王伯群在上海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担任学校董事长和第二任校长，集多年努力，将大夏大学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尤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和全国成立最早的教育学院而著称。厉麟似、吴泽霖、郭沫若、田汉、邵力子、何炳松、吴泽等知名学者均曾在大夏大学任教。

大夏大学是国内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导师既关注学生的心智等训练和培养，也要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他们探索和创新精神。大夏大学也是较早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之一。譬如文科生除了国文、英文、历史等课程外，还要读涵盖化学、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学；理科生则要涉及英文及演说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生“文理兼修”。良好的办学实力，使得大夏大学获享“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1924年4月，厦门大学发生学潮。6月1日，三百余位师生为争取民主办校而奔赴上海筹建新校。其时，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9名离校教授与学生共同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成为当时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王伯群校长题字“十年来之大夏”

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学校先后设立过五个学院以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理学院（后改称理工学院）：数理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银行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师范专修科：国学组、英文组、史地组、数理组；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1925年11月，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还联合兄弟院校的学生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新闻学子研究组织——上海报学社。大夏大学1928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广告学系，1937年又创建新闻学系。

王伯群先生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原名文选，字荫泰。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加入同盟会。清定统三年（1911）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创办上海大共和报。后参加护国和护法运动。民国元年，与章炳麟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1919年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1922年春，任贵州省省长。1924年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任董事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曾为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927年后历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及贵州省省长、交通大学校长、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大夏大学校长、中美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等职。

大夏第二任校长王伯群虽然也曾留学日本并进过研究院，但因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不以学术见长，但最初作为大夏的董事长，也主张大夏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1927年继马君武任大夏校长之后，就始终认为校长最主要的责职，就在于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在他任校长期间，把这些精神贯彻始终，为大夏具有较好的师资条件而不懈努力。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在上海、贵阳、南宁和重庆开办大夏附中，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第三任校长

欧元怀先生

欧元怀（1893-1978），莆田市城厢区人，字愧安。1915年赴美国，先后在西南大学文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2年毕业回国，历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大夏大学副校长、上海市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教育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大夏大学校长兼董事长等职。解放初任“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事务委员，并被邀为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欧元怀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因创办大夏大学，成绩显著，贡献杰出，美国西南大学特赠予荣誉博士学位。

大夏第三任校长欧元怀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习教育学科并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赏识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深刻认识师资力量对一所学校具有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他作为大夏的创始人，毕生为大夏物色优良的教师不遗余力。

学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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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0000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如熊映楚，曾是武汉农民运动的重要干部；雷经天、陈国柱分别是广西、福建建党干部之一；吴亮平，最早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罗俊，中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先驱者；江景波，同济大学原校长、民盟中央原副主席；陈赓仪，水利部原副部长；叶公琦，上海市前副市长。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如两院院士刘思职、郭大力、周扬、陈子元、胡和生、李瑞麟、刘伯里等，作家姚雪垠、历史学家陈旭麓，翻译家戈宝权，电影导演陈鲤庭，儿童文学家陈伯吹、任溶溶，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政治活动家冯白驹、杜星垣、华联奎、徐惟诚等，还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

聘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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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位校长的主持下，大夏大学历年来聘请了大批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

大夏大学图书馆

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1928年初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同时向他发出聘请。论条件，当时的大夏大学还在艰苦创业之中，无法与早已是名校的清华大学相比，但大夏师生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使他深为感动，因而宁愿选择在大夏。不久，燕京大学又以相当可观的待遇为条件，两次邀聘吴先生，吴先生以“我应当帮助大夏”作答。在大夏期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社会学方面的课程，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社会学的论著、译著和教材。抗战军兴，他随同大夏师生内迁，曾任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的教务长，继而又至贵州任贵阳大夏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和社会研究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组织学生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分布、民族习俗和民族关系，将调查所得材料写成民族学的论著，还为大夏建立起“民族文物陈列室”。吴泽霖先生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学者，至1941年，他才离开大夏至西南联大任教。

大夏大学校景

儿童教育专家沈百英先生与其他许多教授不同，沈先生既未出国留学，甚至还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一名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杜威先生曾听他一课，对他的教学评价甚高，由此风闻全国。在他担任尚公小学校长期间，大夏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前去参观，大家对他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之后，即不拘沈先生的学历，邀请他来大夏为教育系学生讲授《小学教材教法》。沈先生上课总是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要热爱儿童教育事业，然后以生动而具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在教学中怎样循循善诱使儿童饶有兴味地学习各种知识。此后，沈先生又在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成为上海的名牌教授。1951年后，他继续在华东师大任教，直到他以90高龄退休。

其他硕学名师举不胜举，只能从略。

群贤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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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愚园路一路往西，到长宁路，再到中山西路往北，过苏州河，就是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算算路程绝不超过2公里，坐公交车的话仅两站路。这便是当年王伯群经办大夏大学的地方。

群贤堂纪念基石

王伯群在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期间，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一直钟情于教育事业，从1924年起，他一直担任大夏大学的董事长和校长。他多方筹集资金，建设上海大夏大学的新校园。1932年卸任交通部长后，他将余生全部精力都奉献给大夏大学。

所谓大夏大学，系1924年春厦门大学的部分学生为争取民主办校而集体北上所创。当厦大师生来到上海后，请求王伯群支持办学，他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最初，校址设在胶州路。如今华东师大所在的位置，则是王伯群几经挑选广筹经费所得。其中，66.9亩的丽娃河周边地块，是王伯群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到1930年，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基已达300亩，校舍轮奂崇宏，教学声誉卓隆，蔚为海上私校之巨擘，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群贤堂

不仅广置土地以建大楼，王伯群还延请大师以办大学。当时的知名学者马君武、吴泽霖、谢六逸、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等，都曾在大夏担任教授。乃至群贤毕至。当然，王伯群对于学者的遴选有一套自己的法则。比如1933年初，蔡元培给王伯群写了一封推荐信，力荐研究印度哲学和宋明理学的大家熊十力来大夏任教。可王伯群复信称，“惟敝校下学期所有学程早已订定，限於经济未能增开。……”婉拒了。

可以说，熊十力名气够大，但一定是某些方面不符合担任专职教授的要求，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经费筹措上无法满足熊十力。对于当年的大夏大学来说，尽管其董事长兼校长系国府要员，却并不因此而拒绝各方持不同意见者的身影。比如鲁迅。

1946年大夏大学在赤水河畔树立迁校纪念碑

大夏大学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伯群倡导大夏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作出贡献。“我大夏大学之抗战建国工作，自当遵从抗战建国纲领”，“然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大夏当“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

华东师大编写新书《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以纪念王伯群诞辰130周年

大夏大学迁黔之前，由教育科升格的教育学院是大夏规模最大的学院，共培养出425名教育学人才，另附设有两年制师范专修科，共训练了994名师资力量。来黔以后的大夏教院依然有声有色，一批暂避西南的著名教育学者纷涌云集，如生产教育专家邰爽秋，教育心理学家艾伟，教育行政专家郑通和，社会教育专家马宗荣，职业教育专家曾慎等，当年提起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不但著作等身，且均任过教育行政首长或在其他大学担任过教授，教育学院毕业生更遍布于贵州各地方中小学校、各级教育机关。

声名显赫的教育学院乃私立大夏首屈一指之王牌。然而在1941年，教育部令大夏大学停办教育学院。1941年10月15日出刊的《大夏周报》对大夏大学此次院系调整有详细记载：“本校黔部前奉令，教育学院自三十年度（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起停办，法商学院合并，理学院土木工程系裁撤。教育部对调整所涉院系学生之处置，亦有明令指示如下：教育学系学生分发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社教系学生分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职教系学生分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土木系学生分发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至此，历史悠久的大夏教育学院宣告终结（后大夏重设教育学院）。导致如此结果的，有个历史大背景和现实小背景。

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发布会合影

“大背景”是1938年教育部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规程》规定：“各公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均奉部令停止招收新生，原有设备及学生或改组为师范学院，或予裁撤，或分年停闭，自后即不再核准私立大学附设教育院系。”对《规程》，时任大夏大学副校长的欧元怀教授日后在《西迁·复员·校庆》的回忆文中的评论是，政府试图垄断师资和教育思想，从而间接统治青年与儿童的思想。

至于“现实的小背景”，指的是教育部为改变贵州师资力量薄弱之状况，决定筹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通常新兴师范学院，需四年栽培方有人才成果，但因国民政府决心迫切，特办之下的大夏教育学院只能服从国家意志，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四个年级之学生全数并入新校，国立贵阳师院一经创办即得毕业生。

大夏没有教育学院的支撑，这在经济萧肃背景下无异釜底抽薪。但若以大夏牺牲教育学院来振兴贵州教育的观点来论，教育学院可视作大夏赠予黔省最珍贵的礼物，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便是大夏教育精神在黔地的继承者。

俯视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园

随着师生人数逐年增多，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原校舍已不够用，决定另选新址扩建，需经费40万银币，王伯群独自承担一期费用10万银币，购地200亩及一期工程完成。建成占地三百余亩的校舍，包括教学大楼（群贤堂）、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婉蜒秀丽的校河（丽娃河）等。王伯群具有超强的学校经营能力和募捐能力。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38万，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群贤堂11.7万，他募捐了8.2万。66.9亩的丽娃河是王伯群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他还跟杜月笙、贺敬之等募得办学款项。同时，他向企业家卢作孚、军界、政界、银行界广为募集。甚至连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与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并称为上海私立大学的“四大金刚”。

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教职员合影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决定西迁。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大夏之所以迁贵阳，一因贵州交通闭塞，抗战前没有一所完整的大学，大夏应该迁到这种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地方；二是因为王伯群是贵州人，有爱乡观念，又对家乡情况熟悉，容易取得各方的支持。大夏迁黔后以原讲武学堂为校址，即今河滨公园对面的黔剧团及贵州教育学院一带，它对促进贵州高等教育，培养地方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夏西迁贵州后，报考学生大多是沦陷区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区贫困山区青年，他们的经济条件远非战前江浙沪富庶地区可比，大夏如果学费过高，生源就枯竭，很多学生往往少交学费或缓交学费。偏偏王伯群出于家乡情感，对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不舍放弃，这样大夏的经费严重不足，每个学期收费顶多能维持前3个月。王伯群多方筹措，甚至将私款借出，每学期要借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这学期借出下学期收回，数目相同而实际价值已降低，带来的损失不言而喻。

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1942年在贵阳的合影

1940年，大夏大学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大夏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精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校董会难于支撑。王与部分校董和学校领导交换意见，认为要摆脱困难，并为长远打算，无妨试请改为国立，但必须保存大夏的校名，随即向教育部提出了申请。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对这个申请置之不理，主要原因是过去在上海时，CC派企图渗透大夏，被王伯群以学校乃私立不能介入政治为由拒绝。今大夏面临难关，竟然求到CC派的头子门下，陈立夫势必不愿帮忙。王见教育部没有反应，乃至重庆与校董何应钦商量。何对改国立不甚赞同，认为保持私立，学校能够独立自主，少受政潮影响，人事稳定，教授安心，有利于学术的自由探讨。若不改国立，又不能解目前和今后之危。而经费筹措，何实爱莫能助。最后，只好采取两全之策，何将大夏申请改国立事，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讨论，如不获准，则请政府适当拨款补助。

重镌的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揭幕

1942年2月，在行政院一次例会上，何应钦将大夏改国立事作为提案提出，请讨论决定。会上有人主张交付审查后再议。何说：“此案无审查之必要，能改国立则改，不能改则拨款补助。会上即可决定之事，何须交付审查迁延时间。”当时会议主持人蒋介石同意了何的意见，即在大夏申请书上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按此批语，行政院已同意大夏改国立。至于整理院系，那是既然改国立之后必然要有一番手续。殊知教育部奉到批示后，既不尊重大夏请求保存校名的意见，也不征求捐资创办人同意，竟擅自决定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内定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延休为校长。他们明知大夏请改国立案是何应钦提出，经蒋介石亲手批示原则同意的，却乘蒋、何两人因事不能出席的一次行政院例会上，提出来囫囵通过。

思群堂

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在总裁领导之下，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作为一名老同盟会会员，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跃然纸上，这份遗嘱感人至深。虽然王伯群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31年不任交通部长后，只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的虚职，专心致力于教育，但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是弥足珍贵的。

《思群堂记》碑拓片

1946年，大夏大学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准备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学22周年校庆，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立于赤水校内（随时代变迁，原碑已无存，后华东师大在校内重镌此碑），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上书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将上海校内新建的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并刻《思群堂记》碑以志纪念。

同盟会元老王伯群尘封档案首度揭秘

大夏师生致电张学良收复东北

2015年10月15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在愚园路1182号长宁区少年宫红花楼，举行纪念王伯群诞辰130周年暨《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发布会。因为，这里曾是王家私宅，现为上海市优秀建筑、上海十大老洋房之一。由华东师大档案馆首度解密的几份尘封久远的档案，披露了王伯群及他所领导的大夏大学师生的抗战轶闻。

一.致电和面促张学良抗日

大夏大学校门前合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伯群立即召集临时校务会议，讨论抗日救亡对策。会议决定致电张学良副司令，下令东北军以后不得再行退让防地。9月24日，大夏大学致电张：“暴日侵略辽吉，东北军不战而退，失地千里，丧权辱国，旷古未闻。大夏大学全体教授鉴于国家养兵数百万，有守土之天职，乃遇外寇袭击，竟毫无抵抗，拱手让人，又将何以为国。前曾致电张副司令。请即收复失地。”

10月8日，张学良电复大夏全体教授：“上海大夏大学全体教授公鉴：代电诵悉。外侮肆暴，愤慨同深。爱国热忱，至为佩仰。职在守土，敢惜捐糜！拜领昌言，倍当共勉。特复。张学良庚秘印。”

1932年3月6日，王伯群又代表国民党中央到北平会晤张学良，传达中央对东北伪满的意见，决定先通告国联，揭穿日本侵吞东北阴谋，请各友邦主持正义，然后决定正式明令讨伐等。

二.赴京请愿得于右任接见

1951年大夏大学改名后的校门

1931年9月24日，大夏大学抗日救国会成立。9月30日，四百余学生抵达南京下关，步行入城，即赴国民党中央党部递请愿书五项：“一、请准备对日宣战，二、请责成东北当局收回领土，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四、全国学校实施军事训练，五、外交公开。”

于右任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接见了大夏大学请愿学生。于右任说：“同学此次由沪来京请愿，爱国热忱甚佩……现在中国虽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有各位热心爱国，国家很有希望……现在之战争，不在陆海空军，而在青年之精神，青年爱国，国家即可得到最后胜利，希望青年们好好培养自己能力，运用自己的力量……”

及至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大夏大学附近为戒严区域。王伯群校长随即“嘱令男女各生迁避胶州路旧校舍，至于图书、仪器、标本及重要文件、校具，则由各处陆续运出”。

1933年秋，王伯群决定以“复兴民族”为大夏教育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胡适外甥在大夏大学曾两次换专业

胡适本人立书做担保

程法正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学附中入大夏大学银行系学习，一学期后转入文学院英文系。曾休学一年。后再转为法学院法律系，1938年9月毕业。由于毕业证书须经教育部送审签发，到发放毕业证书的时间已经是1939年了。

在华东师大档案馆内程法正的学籍资料袋里，一份“胡适”亲自作为担保人的2页书信格外引人注意。

信封在拆开时有点破损，信纸的边缘也有些水渍，信封信纸泛出黄色，但这仍不失为一份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书信。书信用毛笔写就，字迹端正隽秀，收信人是当时大夏大学教务长鲁继曾——

大夏大学毕业生程法正的相关材料

“贵校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年，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然今暑以来，家中发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故须学生法正在家奉待，以顾家务，恐于最近期内也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学期，于明春开学时，当决来校报到销假，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衷，实属不得意耳……”书信的落款为学生保证人胡适，以及学生家长程治平。

“现在看来，这份信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说道。据了解，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是上海滩著名的私立大学，当时入学都需要有“入学愿书”及“保证书”，前者要求学生本人签署，“入学后愿遵守学校一切规则”，后者主要是证明学生读书的经济能力以及籍贯等个人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而类似提出“休学”这样的大事则还需要有保证人提供担保。

1935年大夏大学校址路由图

陈骏，浙江平阳人。大夏大学学生。1927年2月20日为迎接北伐军进上海，陈骏上街宣传演说，被军阀残酷杀害。

陈训涛，福建人。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夏大学法律系读书。1941年在赣西北被反动派所杀害。

汪曼生，三十年代初大夏大学校内学生话剧团体大夏剧社（负责人是左翼戏剧家、大夏大学社会系毕业生姜敬舆）成员。1932年经组织审查前往赣东北苏区，途中，被敌人杀害。

胡有猷，贵州人。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考入贵阳大夏大学读书，为贵阳大夏七名“民先”队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50年与难友举行暴动时，不幸牺牲。

奚舜生，江苏扬州人。三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学读书时，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夏高中毕业，由党组织调配考进大夏大学教育学院读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因身患严重肺病，经大夏党组织决定，于1942年冬全家回扬州开一小烟纸铺，作为地下党员掩护据点。1944年殉职。

聂汝达（1911-1949），贵州贵阳人。出身于贵阳名门世家。抗战以前1931-1937年曾在上海大夏附中和大夏大学读书，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成为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担任过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5年10月中旬，在贵阳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关押多年。1949年11月11日，被杀害干贵阳北郊沙桥畔，时年38岁。

郭莽西，浙江东阳人。大夏大学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49年5月20日上海解放前夕，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于上海宋公园（今闸北公园）。

钱亦石（1889.12.21-1938.1.29），湖北咸宁人。原名钱城，字介磐，笔名啸秋、史庐、谷荪、白沙、石颠、巨涛、楚囚等。著名政治学家、进步社会科学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主办党务干部学校。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从事理论研究。1928年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1年12月回国，先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事务工作繁重，抱病工作，终因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不幸于1938年1月29日逝世，时年49岁。

高仰基，广东人。1937年从广州圣心中学转学到上海大夏大学附中高中部读书，即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负责校内外“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的组织工作。1942年9月改名陈凌撤退到苏北根据地搞民运工作和武装斗争。1944年8月在射阳县凤凰乡处理一起叛徒投敌事件时，被暗藏的敌人杀害。

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书院揭牌仪式

肖炳焜，贵州思南人。1937年考入大夏大学，在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经中共重庆党组织同意，参加了“青年记者战地新闻服务队华北一支队，踏上抗日征途。1940年初奔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进行实地采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任出版科科长。1942年5月日寇集中兵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1942年6月2日随部队在山西辽县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南艾附近十字岭突围时被敌包围，在战斗中肖炳焜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黄刚培（1913-1942），江西省临川县秋溪人。1937年秋抗战全面爆发后，转入贵阳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读书，次年春复旦大夏分立后，继续留在贵阳大夏学习。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化名伍国才。囚入上饶集中营。因对敌斗争坚决，被狱中党支部吸收为秘密党员。1942年6月16日，赤石暴动前夕,被秘密杀害于福建大安，年仅29岁。

蒋松林，原名蒋文华。江苏南通人。三十年代中期在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之江大学。1940年秋，转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曾任中共大夏地下党支部委员和书记。1942年夏根据党组织关于创办江淮大学的指示撤退到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江大宣告结束后，继续留在根据地从事中学教育工作。1947年新四军北撤后，不幸被敌人“扫荡队”逮捕并杀害。

熊映楚（1905-1928），湖北黄梅人。1924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同年夏，进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考入大夏大学攻读理科。1928年2月被捕，同月19日在汉口英勇就义，年仅23岁。

谭雨文，又名李福荣。三十年代中期考入大夏大学学习。1943年夏初，在县城被日寇巡逻队逮捕入狱。越狱途中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