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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编辑
顾维钧（英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国家元首。
顾维钧早年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回国后，任内阁总统秘书、外务部顾问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1919年和1921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做出了贡献。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一度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期间处理临城劫车案、中俄悬案、中比外交纠纷等事件，为“外交系”重要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及驻法、驻英大使等职，为支援抗战奔波。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第一个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6年任驻美大使，1956年辞职，被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后为副院长），至1967年退休。1985年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98岁。
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顾维钧活跃于近代外交界近半个世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除在山东问题上的努力外，他为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了“联美制日”的策略，积极参与民国时期的“修约外交”活动，均取得一定成效。他晚年撰写的《顾维钧回忆录》则为外交研究提供了原始史料。
（概述图来源）
本名：顾维钧
别名：顾少川、ViKyuin"Wellington"Koo(英文名)
字：少川
所处时代：19至20世纪
出生地：江苏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
出生日期：1888年1月29日
逝世日期：1985年11月14日
主要作品：《顾维钧回忆录》、《外人在华地位》、《门户开放政策》
主要成就：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据理力争，最后拒绝签字为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了“联美制日”的策略，积极参与“修约外交”起草《联合国宪章》，代表中国签字
毕业院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求学经历
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生于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祖上自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时已成为嘉定城中大户。其父为顾溶，母为蒋福安。顾维钧成长于一个上海租界内的富裕的官商家庭，有两位兄长及一姊一妹，本人排行第四。
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兄长进入朱先生的私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跟随姐夫蒋昌桂，考入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上海英华书院。翌年因大病数月而一度辍学，并与张云骧之女张润娥订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思想开始转变 。
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自费随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由湖北留美学生监督施肇基代为接洽，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考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法学院，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在修完大学课程后，取道欧洲回国探视，返美前奉父命与张润娥成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赴美进行外交活动的清政府特使唐绍仪会面，其风度与口才给唐绍仪留下深刻印象。宣统元年（1909年），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同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相见。 其后当选为全美中国同学会会长。
少年及留学时期的顾维钧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顾维钧于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先后担任学生会代表、学校刊物编辑、校际辩论代表队员，并应《纽约先驱报》之聘，从事关于中国电讯的翻译。
（图册主要 ）
外交伊始
民国元年（1912年）3月，以《外人在华地位》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4月，经唐绍仪推举，回国抵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6月，唐绍仪辞职，顾维钧照例与其共进退，辞去所有职务，前往天津，准备返回上海。但袁世凯召顾维钧回总统府任秘书。经唐绍仪劝说，顾维钧先回上海探亲，随后返回北京，得到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举荐，担任外交部秘书处秘书，兼总统府英文秘书。
民国二年（1913年）6月，在上海虹口公园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结婚。同年兼任外交部翻译科科长。 同时与颜惠庆、周诒春、梁敦彦、詹天佑、王正廷、叶景莘等发起创建“欧美同学会” 。这个组织在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三年（1914年），升任外交部参事，仍兼总统府英文秘书、外交部翻译科科长。期间多次参与袁世凯同外国公使的会谈（如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担任翻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两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谈论日军进攻青岛（参见词条青岛之战）事。当时顾维钧与汪精卫、梅兰芳有“三大美男子”之誉。
《东方杂志》刊登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
民国八年（1919年），在和会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准备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大国中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1月27日，由美、法、英、意、日本主导的“十人会议”召开，商议山东问题。会议开始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经过准备后，顾维钧在次日（28日）下午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十人会议”上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答辩。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为争取西方人士同情，顾维钧甚至将孔子比作耶稣，山东比作耶路撒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针对日本方面“中日已有成约”之说法，顾维钧驳称：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条约》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再则，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亦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有明文规定，胶州租借地不准转让，胶济铁路可以由中国收回等。他坚定地表示：“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酿胶州租界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接着牧野伸显发言，在顾维钧犀利的攻势下，他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给日本，再由日本归还中国。顾维钧表示赞赏日本允不将山东据为已有的姿态，同时针锋相对指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到，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
顾维钧精彩的发言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使日方完全处于劣势，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 辩论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及英国外长阿瑟·詹姆斯·贝尔福等相继走上前去，与他握手道贺。 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这一成功不仅使刚到而立之年的顾维钧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而且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奠定了法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
1932年4月14日，顾维钧（左）与国际联盟调查委员在大连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8日，顾维钧等因国内战事失利，对外难以解释而联名电请辞职，未获批准。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6月，任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代表。7月，以代表身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出席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演说，为中国申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请假返国，暂居国内。
1936年身着西式礼服的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9月，顾维钧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并在10月被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代表中国政府求助《九国公约》缔约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中国沿海港口。经法属印度支那铁路过境运输的路线成为抗日战争命脉所系，顾维钧多方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以保证道路开放通畅，并争取法国的援助。 7月，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中国驻法使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顾维钧（中）、宋子文（右）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自英国回到重庆。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组成问题上，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必须具有广泛性，因此极力促成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各党派代表参加会议之事（包括最初提议应有一位女性代表）。最终在顾的劝说和美苏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董必武为与会的中共代表。4月至6月，奉派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团长为宋子文），出席旧金山会议，也是实际上的会议事务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拟定代表团的工作原则，团结代表团成员，调节其矛盾，以保持中国对外的一致性。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举行，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7月，回到伦敦，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作为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参加伦敦外长会议。同时参加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于联合国机构的建立、大会的召开等方面作出贡献。此后又兼任盟国远东委员会、战争罪行委员会，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代表。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王世杰为首席代表）。次年（1946年）1月，又任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
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
顾维钧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高度评价，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称赞顾维钧“在各种重要会议讨论微妙问题时，善于运用机智，贡献殊多。”
内战之间
顾维钧与宋美龄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以应对法国军舰派兵登陆西沙群岛的举动。 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任出席国际小麦会议特别会议全权首席代表。11月，向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提出援华要求。1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头等战犯”，顾维钧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同年任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代表团团长。
1949年5月，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劝说胡适出山组织由留美学生组成的新内阁。
周旋美国
晚年的顾维钧在他的口述回忆录稿本前
1967年10月，顾维钧自海牙国际法院退休，定居纽约。
1976年，顾维钧毕17年之力的口述回忆录完成，全书共11000余页。 完稿后，他将此书捐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1977年，召集亲朋举办庆祝九十寿辰的宴席。
1985年11月14日晚11时，顾维钧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寓所入浴时因心脏衰竭病逝，享年98岁 ，临终前几个小时，他刚刚写完了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是安静的一天。” 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与台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均以不同方式表达吊唁之情。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外交活动
顾维钧在北洋政府时期，以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外交总长的身份，在军阀纷争中保持超然的中立态度，充当了修约运动的主角，推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促成了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 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完成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订，促进了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联美制日”
顾维钧对民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提出的“联美制日”方针。
“联美制日”策略形成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至华盛顿会议之间。 民国四年（1915年），日本趁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其态度极为蛮横。在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的外交政策咨询会议上，顾维钧提议应将有关“二十一条”的条约内容以及日本强迫中国接受等情形透露给英、美等国，争取国际支援。他深刻认识到，按照当时中国的外交量级，想要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争取最小的损失，急需从国际的大舞台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审视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唯一能给中国在外交上和道义上支持的国家，只有美国。而美国一旦出面支持中国，其盟友英国也会为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出面干涉。所以对中国而言，能够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至于许诺保守秘密是日本威胁所致，没有遵守的义务。袁世凯十分重视这一看法，同意由顾维钧与英美驻华使馆就有关问题进行联系，他得以成为对美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依靠自身过硬的外交素养，成为中美制定联合抵抗日本的外交方针的背后筹划人。顾维钧也得以用客观的视角来给出更为恰当的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顾维钧考虑的出发点始终与美国大体保持一致，执行了他内心坚定的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这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是明智的选择。也为中国赢得了一战战胜国的荣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敏感的意识到战后措置对中国命运的影响，于是他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战后相关的问题。从3月开始，他向北京外交部建议应夺回失去的一些权利。当他得知出席巴黎会后，在赴法之前先去了美国，因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对英法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 ，“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得一些有关美国政府，特别是有关威尔逊总统政策、观点的情报，因为作为协约国中最强国的首脑，威尔逊总统在和会决议时发表的意见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离美赴法前，顾维钧还积极争取美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民国七年（1918年）11月25日，他向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递交非正式备忘录。该备忘录明确提出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独立三原则，并指出：“遵循这三原则不仅对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对于实现威尔逊总统于1月8日在国会演讲中提出的伟大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 把中国的要求和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顾维钧外交手腕的策略性和灵活性。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方面合理要求的无视，美国态度的转变，对一贯寻求美国支持的顾维钧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在和会期间，中国的外交方略从“赖美为助”到转向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维权，一直都是在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的坚持和推动下发展的，其拒签和约的结局“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 尽管收效不大，但顾维钧却娴熟的运用国际法，不仅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改变了中国近代外交“始争终让，几成惯例”的懦弱形象，而且通过外交策略的运用与发展，更显示了其外交思想的精髓，促成了“联美制日”外交思想的发展。
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思想不仅是基于对当时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他留学美国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认同。从顾维钧本人来看，至二十一条交涉到出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一直到以后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联美制日”是他一以贯之的基本外交主张。正是在顾维钧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促成“联美制日”外交方针日趋深刻地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并最终演变为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
中苏谈判
顾维钧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条约”，是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沉重打击，中苏两国由此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全国各地随即出现了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废除中比条约
中比《北京条约》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条约届临期满。该约规定每满十年可以重订。4月16日，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利时公使华洛思，提出将该约重行修改，应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约。起初，比利时否认中方有修约权，声称“只有比国有修约权”。 在纠缠了修约权一段时期之后，比利时在表面上做出妥协，但提出在新约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双方立场难以调和，遂成僵局。
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5日，顾维钧代理国务总理，并在国家元首虚悬的情况下成为名义上的元首 。他就任后召开了内阁会议，重点研究中比修约对策。为打破僵局，他提议在旧约期满后，中比双方可先订立一个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协定，按旧条约行事。如果新条约仍未制订出来，则临时协定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比利时在华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 这一办法既避免了列强的“重大反感”， 也不致使不平等条约无限期地延续下去。10月23日，比利时提出了要求给予最惠国待遇。对此，顾维钧稍作变通，于28日提出最后修正案：如六个月内不能订立新约，“经双方之同意，‘临时办法’可以延长，并可以经任何一方预先通知废止”。 这一提议就使“临时办法”的实施具有了中方所能控制的期限性。但比利时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递交备忘录，宣布终止谈判，拒绝中国的修正案，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
顾维钧在中比条约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毅然提议北洋政府下令终止中比条约。顾维钧向当时控制着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呈送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中比谈判情况和终止中比旧约理由的总统令草稿，以及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和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规定的声明。11月6日，北洋政府发表了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外交部公开声明：“新约之缔结除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者概不允订”，现行中外条约“得于满期时通告终止”，并努力设法改订，“于各约期满时，废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陈旧之条款”。
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缔约国强硬反对主动出击，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称中比条约的废除“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争取外援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驻外使节开始为积极争取外援而努力，他们不仅希望外国政府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更能实际援助中国抗战。这其中包括时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顾维钧做出如下努力：
（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战略封锁。中国获得军需物品便主要依靠西北和西南的陆路交通线。当时滇越铁路是最为便捷，因此，设法让法方同意假道越南运输成为焦点问题。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30日起，顾维钧就开始交涉。8月6日，顾维钧会见法国总理卡米耶·肖当时，提出从印度支那（指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运输，他指出“中国当然要继续行使中法协定赋予的过境权。”肖当表示，法方不希望因此引起对日纠纷。顾维钧又与外交部秘书长圣-琼·佩斯洽谈。但他称印度支那应当保持严守中立。当接到法方禁止军用物资过境通知后。顾维钧立即要求法国政府对借道问题多加考量。他还希望法国也能像英美两国在此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莱热答复：如果英美苏更积极，法方将采取一致而有力的行为援助中国。而后肖当同意中国军需品取道印度支那，且不需要起岸许可证。在顾维钧一再活动下，中国在布鲁塞尔会议前争取到了过境运输的便利。直到欧战爆发，印度支那通道大都对中国开放，只是在日本施加压力时才偶有间断。在向中国提供便利和供应军需的问题上，法国给予了实际帮助。而这是和顾维钧积极同法国各方交涉密不可分的。
（二）虽然法国同意中国物资假道印度支那运输，但是中国政府还必须为此支付过境税。因此成了中国财政部的一项大负担。劝说法国政府减免过境税，减轻中国的财政负担，是顾维钧在法国争取外援的另一个贡献。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13日，顾维钧向法方表示中方希望降低过境物资的过境税。顾维钧指出“根据有关协议，供中国政府的军需物资在通过印度支那转运时，可享豁免一切关税权。”为促使法国尽快答应要求，顾维钧进行了广泛活动。18日，他向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表示中国希望得到法国财政援助。随后，顾维钧又拜访了法国殖民部长孟戴尔。他表示“当总督对供应物资征收4%的过境税时，他将某些供应物资的过境税降低到1%。”顾维钧指出，由于物资总量不断增加，中国付出税款数目庞大。因此，希望法国免去过境税。孟戴尔表示，如果过境税在当地政府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话，他将乐于降低。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过境税获准取消。随着欧战爆发在即和日本对法国压力的加剧，法国对于中国物资过境变得更加谨慎，曾答应对通行税不再予以豁免。9月23日，法国下令禁止中国再通过印度支那运输货物。顾维钧仍未放弃努力，他先后与法国多位领导交涉，终于使法国在11月1日发照会，告知其法国恢复豁免中国政府物资的过境通行税，并对这些物资不加任何限制。
争取中法军事合作是顾维钧对法外交的又一努力。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起，中法两国就派代表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讨论，但法方一直对抵制日军扩张迟疑不决。为此，顾维钧多次就派遣军事顾问和联合抵御日本与法方磋商。6月2日，他会见了法国下议院议长赫里欧，表示“协助制造军械人员不难”。顾维钧又拜访了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他表示“懂得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以及对欧洲局势的关系。但由于法国正在重整军备，因此没有多余。但乐意运送枪炮部件到远东，并建厂装配”。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建议邀请英国和比利时共同参加。国民政府即派孙科和杨杰赴法与法方进行交涉。随后，中法两国达成协议，拟定了赴华军事顾问团名单。
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捍卫国家主权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全权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外交思想
顾维钧书信
顾维钧的专业能力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的国力清醒的认识上。在从事外交活动中，顾维钧常以“弱国”来定位当时的中国外交，并采取相应的策略。《申报》上记载了顾维钧1934年回国演讲时对中国外交的看法：
国人对外交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都如履薄冰。顾维钧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条成语对个人来说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因为国家不能“玉碎”。所以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成功，因为如果一方想得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另一方也有此要求，则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因此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胜。当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就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为，而失去已有部分。 这一观点不为同时代民众广泛认同。顾维钧指出当时中国外交有个大毛病：到处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顾维钧在外交中，该强硬的时候十分强硬，而该身段柔软时，也会寻求妥协，处理问题十分灵活。 他认为从事外交活动“必须非常敏锐，注意每一个细节，看看有否隐藏的含义，遇事决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
顾维钧还认为：“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顾维钧也同样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他曾说：“在会议外交中，一个外交家必须时时注意会议讲坛，尤其是世界报刊所代表的舆论。因此老派人士躲避报纸和舆论是大错而特错。”
然而受制于客观环境，顾维钧的外交活动受到国内处处掣肘，所提出的原则并不能完全实施。但其外交思想，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
顾维钧
曾与顾维钧共事的温源宁说：
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的朋友们会在他的身上看到出色的才华以外许多美好的品质。他的敌人会在他做的任何事情中觉察到“圆滑”这样一个因素。但是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
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曾在顾维钧为驻法大使时担任大使馆秘书、后来与其多有接触的杨玉清回忆：“顾维钧是一个办外交的人，却非常着重‘内交’；顾维钧是一个学外国文的人，却非常着重中文。他对国内去的任何人都不得罪，使每个人都对他有好印象。”
顾维钧逝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在发去的唁电电文中说：“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中国台湾方面的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也大加赞赏。海峡两岸对他评价的一致性，在中国现代史上实属少见。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称顾维钧是“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 ，并说：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自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于中国政坛的最高阶层，先后五十余年，未尝间断。直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之外，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了。
翻译家资中筠针对唐德刚“半个外交家”的观点指出，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 她还在文章中称赞顾维钧为“近世中国罕见的外交高手”。
长期研究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评价：“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几乎参与了那一时期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 他显现出的外交智慧和经验，即便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中国历史学家魏宏运说：“考察民国一代职业外交官（家），以服务年限和成就论，当以顾维钧为最。其从事外交工作达55年之久，近世罕有其匹，是为真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以著名的国际政治家身份参与了诸多中国和国际重要事务，是为现代国际政治与外交发展之历史证人。”
中国欧洲史学家金重远将顾维钧与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相比较，认为二人“均可称得上是各自时代杰出的外交家”。
中国历史学者王立诚认为顾维钧是“继伍廷芳后的第三代外交家的典型”，是“一代完全职业化的外交官群体”。
曾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刘晓明评价：顾维钧是北洋和民国政府时期外交界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最为人称道的外交壮举，就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陈，以出色辩才扭转了舆论颓势并博得国际同情。在其力主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维护了国家尊严，也打破了近代中国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止”的惯例。无奈国力不济，他能做的仅仅是拒签和约，却扭转不了中国主权和利益被列强私相授受的现实。顾维钧一生睿智，却未能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顾维钧既做过驻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也做过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还做过外交总长、外交部长，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丰富外交履历的外交官仅此一人。在20世纪的许多外交事件里，顾维钧或是决策者，或是参与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
立志报国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最早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自幼目睹许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因此萌生通过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在少年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一次，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晚年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时仍印象深刻，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恩师指引
顾维钧与约翰·穆尔
此外，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选过当时初出茅庐、后来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的几门课程，他的宪法课老师是后来担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的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欧洲史的老师是后来随行参加美国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肖特维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
数段婚史
冤孽情史
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在袁希涛幕府时，有一位同僚张衡山能看相。张衡山自顾维钧幼时便认为他非等闲之辈，内心十分喜爱。等到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顾溶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顾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其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顾维钧毕业后，张衡山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顾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张衡山，张衡山大喜，设宴招待。席间，顾维钧竟向张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张润娥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是因为顾维钧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
《顾维钧回忆录》
另有《外人在华地位》（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 、《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政策》等。
顾维钧墓位于美国纽约芬克里夫墓园。 其余纪念建筑、活动等展示如下：
上海祖宅（顾维钧故居）：“厚德堂”位于上海市嘉定镇西大街94—96号，由顾维钧的父亲顾溶所建。 2003年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天津寓所：顾维钧故居位于天津英租界威灵顿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由1921年以顾维钧名义在英租界工部局部分土地基础上所建。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上海纪念馆：顾维钧生平陈列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大街394号法华塔院内 ，馆内藏有关于顾维钧的各种中外书籍和大量顾维钧使用过的实物，并展出有顾维钧的大量照片。
纪念铜像：2006年，上海福寿园为顾维钧铸成纪念铜像。
纪念会议：2000年9月15日至17日，复旦大学召开了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上海嘉定区文化局联合举办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7年7月14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主办《顾维钧与抗日战争》展览暨学术研讨会。
纪念音乐会：2018年至2019年，“人生如歌：一代外交家顾维钧”纪念音乐会先后在上海嘉定保利大剧院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上演。作曲家龚天鹏为纪念顾维钧而作有室内乐作品《致新世界》。
顾维钧相关纪念建筑、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