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办外交

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取得法律博士学位的伍廷芳就已经受到清朝洋务派官僚的重视。这年底，清朝第一任驻英使臣郭嵩焘也邀请他留英当使馆参赞，出使美国的陈兰彬也聘他赴美充领事。伍廷芳向郭嵩焘陈述了学法律、习外语、办报纸、蓄人才的重要性，但未接受官方的邀请，反而返回了香港。

洋务运动开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深感到对外交涉人才的短缺。当伍廷芳回国之初，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于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将他引荐给李鸿章，经过虚衷询访，李鸿章发现伍廷芳正是自己“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决定将之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 。他当即请示总署，请以重金聘用伍廷芳，并得到总署的允准。但伍廷芳当年并未就聘。

在这一时间前后，他曾接受清朝地方官吏邀请，办理过一些对外交涉事宜，如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受闽浙总督何璟之聘，至福州办理洋人私抽鱼捐案。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受粤海监督俊启邀请，到广州商办子口税。五月承两江总督委托，经办美商同孚洋行招工案等。这些事务，桩桩涉及国家主权和百姓利益。

光绪八年（1882年），地产投机失败的伍廷芳应李鸿章之邀，北上天津，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由李鸿章主持的洋务差委局，参与对外交涉事宜。自此成为“中堂（指李鸿章）的主要助手”。

伍廷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伍廷芳鉴于德国出兵强占中国胶州，列强行将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乃上书清廷，请求联美以御外侮。当时檀香山归并于美，伍廷芳致书朝廷，请求于檀香山设领事，保护华民。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清廷的认可与采纳。同年，伍廷芳代表盛宣怀与美国签订《修建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使美商获得湖广铁路的部分商业利益，但对中国铁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伍廷芳在任内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伍廷芳完成修建工作后，曾藉病辞官。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伍廷芳以六十五岁高龄，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至宣统元年（1909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8日，他奉清廷电令，在美国华盛顿代表清政府与美国订立《中美公断专约》四款，凡关于法律意义或条约解释，为外交法不能议结者，皆属之。换约以五年为限。

伍廷芳二次西行时，美洲华侨风气已开，许多人捐款、买军火、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国内此伏彼起的武装起义。他曾电告清廷，防范革命党从美国运军火回国策划起义。

总的来说，伍廷芳两使美墨等国，作为“畅晓洋务又谙外国语文者，除曾纪泽外，尚不多见”者，被认为是“一个新的东方外交家”。他思想开放，忠于职守，精通国际法，在国内德高望重。 从其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记载来看，伍廷芳能做到主动外交、不卑不亢，获得了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听众的喜爱，实属不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保皇党向美洲发展，对伍廷芳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遂假华侨名义要求清廷撤销伍氏任命”。这对于伍廷芳是很大的伤害。同时，“美国也有人反对伍廷芳，他们不满伍氏痛斥美国排华的政策，及参与一九零五年抵制美货运动，因而不赞成接纳他再任公使者”。由此可见其对内对外均秉持公正办事，不为权势所动。

伍廷芳在美国

（伍廷芳在美国图册 ）

修订律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伍廷芳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翌年，清政府设置商部，伍廷芳被补授为商部左侍郎。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署刑部右侍郎等职。

伍廷芳对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深表赞同。当时，清政府欲推行“新政”。同时，英国政府在修订《中英续订通商行船条约》时提出愿帮助中国“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情形改同一律”。于是清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变法修律活动，命伍廷芳与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 他们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还先后主持起草了《大清商律》《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以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等新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伍廷芳被任为海牙万国仲裁法庭审判员，常驻上海与各国缔约，整顿国法，裁厘加税，收回领事裁判权，划一度量衡之基础。由于清政府在法律、兵制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伍廷芳见事不可为，乃称病而去。

革命之中

宣统元年（1909年），伍廷芳外使任满归国，辞官寓居上海，凭藉个人的社会声望，从事公益活动。他提倡用国货，禁香烟，办义赈，并开始研究灵学。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闻风响应。身在上海的伍廷芳受到革命激流推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首联诸名流” ，乃宣布赞成共和，声援起义。10月19日，南方光复各省在武汉一致推举伍廷芳为民军总代表，同袁世凯派来的代表唐绍仪进行谈判。

11月4日，上海光复。6日，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商量在上海起义，成立“沪军都督府”，由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在考虑外交总长人选时，踌躇良久，有人提出伍廷芳，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派伍廷芳的老朋友李平书前去。伍廷芳显得迟疑，自称年老力衰，难以再任，被李苦苦相劝，才勉强答应。是月中旬，伍廷芳被推为临时外交代表，在沪办理革命党方面的外交活动。伍廷芳致函在北京的清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和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劝清帝退位。他在其《致庆邸书》中说：“大江南北，相继独立，其志在乎扫除专制积弊，而建共和政体。时局岌岌，不可终日。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于民，享共和之幸福。”同时他还旁征博引，慷慨陈词，驳斥了保皇派诋毁共和的谬论。伍廷芳上任后，照会各国领事，加派警力保护租界，告知各国在中国内部的斗争中应严守中立。还频电各国驻华使节，要求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

伍廷芳（中）1911年与唐绍仪（左二）在上海会面

唐绍仪、李德立和伍廷芳（左起）在南北和谈中

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3日，伍廷芳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任命为司法总长，并继续在上海以议和全权代表身份与唐绍仪等密议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和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后取代孙中山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等问题。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告成。随后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北迁北京。26日，伍廷芳电辞议和总代表职。到3月，其司法总长一职被王宠惠取代。伍廷芳退居上海。

总之，在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期间，伍廷芳积极协助孙中山制定并颁布了许多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律和法令，他十分强调临时政府要以法治国、以法治民，这些意见深受孙中山的重视，并加以采纳。

蛰居上海

伍廷芳立像

退居上海期间，伍廷芳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为首领，并被共和党列为理事，未就职。 这一时期，他在上海“观渡庐”中“埋头读儒、佛、耶、回诸书” ，热衷于著书立说，除《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外，还撰写《延寿新法》《美国观察记》等著作。 北洋政府设立临时稽勋局后，为嘉奖伍廷芳的功劳，授其为勋一位（勋位的一种）。

此后五年间，伍廷芳隐居不预政事，“于政局起伏，间列名通电而已”。如民国四年（1915年）末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伍廷芳便明确表示反对。

以身护法

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1月，经黎元洪推举，伍廷芳复出，任皖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 临行前他表示：“北京满城龌龊气，人去了最易被感染，幸亏我是个吃素的，去也不怕。然而这一去最少也要少活十年。”

民国六年（1917年）春，北京政府内部围绕参战问题、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及职责等问题发生了“府院之争”。伍廷芳的政治理想是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军人干政。因反感于国务总理段祺瑞联合督军团干政，他与黎元洪站在一起。5月23日，黎元洪签署命令，伍廷芳副署，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由伍廷芳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离京赴津，皖系控制的北方各省先后独立，北京政府遭遇危机。各国驻华使团推举法国公使康梯为代表，询问伍廷芳中国政府有无安定时局的能力。伍廷芳只能支吾其词，搪塞应付。他希望列强支持黎元洪，但只有美国反应较积极。

6月7日，黎元洪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解纷争，但张勋趁入京之机，欲恢复清朝，逼迫黎元洪下令解散议会。伍廷芳认为此举是践踏国法、强奸民意，拒绝副署。张勋恼羞成怒，亲自找到伍廷芳，手执军刀，责问他何以不识时务。伍廷芳回答：“非法解散国会，我死也不盖印的。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杀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谢你。”张勋奈何不得，乃成僵局。6月12日，黎元洪免去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兼职，任京津警备副司令江朝宗暂代国务总理职。6月14日，伍廷芳携子伍朝枢带着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印信，悄然出京，赴北戴河。

伍廷芳侧身照

民国六年（1917年）7月21日，在交出北京政府外长印信后，伍廷芳同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8月19日伍廷芳通电西南各省，宣告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0日，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伍廷芳被任为外交部总长。11月30日，伍廷芳致电北京政府冯国璋，要求他尽快派议员南下协商南北调停问题。但冯国璋忙于成立临时参议院。12月26日伍廷芳致电冯国璋指出其临时参议院为非法机构，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旧国会。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5日，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会议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但当时西南各省军阀并不真心拥护孙中山护法，为排挤孙中山，滇、桂军阀利用非常国会于4月10日开会决定改组护法军政府。5月4日，孙中山通电辞去大元帅职。10日，国会非常会议规定取消大元帅制，实行总裁合议制。20日，伍廷芳与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林葆怿七人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政务总裁。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回上海，护法运动失败。7月，伍廷芳等在广州联名通告，宣布七总裁制之军政府成立，伍廷芳兼任外交部长。

伍廷芳对于桂系军人专权，桂、粤军阀混战的局面十分愤慨。民国九年（1920年）3月27日，伍廷芳将广州政府的外交、财政等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携带南离穗赴港，通电脱离军政府。4月8日，军政府解除其外交、财政总长 职。4月10日，伍廷芳再发通电指出：自3月27日其本人离穗起，广州政务会议已不足法定人数，一切行动，绝对无效。不久，伍廷芳至上海与孙中山会合。4月21日，林森、王正廷、吴景濂、褚辅成四议长通电否认岑春煊对伍廷芳的除名处理，宣布所有解除伍廷芳外交、财政总长等职及其他一切决议，概属违法行为，不生效力，一切外交、财政事宣，仍应由伍廷芳负责。6月2日，孙中山、伍廷芳等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办法，决定由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四总裁发表联合通告，否认以岑春煊为首的军政府及在广州的国会。8月12日，粤系军阀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率粤军回粤驱桂。11月25日，孙中山偕同唐绍仪、伍廷芳离开上海，经香港于28日回到广州，次日宣布恢复军政府。伍廷芳被任为外交兼财政总长（财长唐绍仪未就任）。

民国十年（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2月4日，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伍廷芳在广州代行大总统职权主持政事 。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4日，北京政府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与日本代表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10日，伍廷芳以通电指出，胶济铁路为德人所筑，非用日资。中国既为对德宣战战胜国之一，此路即应为中国财产，日本无继承德产之权，中国亦无代德赔偿军费义务。北京政府代表本无代表中国资格，其所签字，正式政府（指广州政府）完全否认。

激愤病逝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内务部长、陆军总长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因反对北伐被孙中山免去省长和内务部长职务，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职。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入永丰舰。次日，伍廷芳偕其子伍朝枢上舰看望孙中山，共商反叛大计，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同时，伍廷芳还以外交部长名义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严守中立，不要支持陈炯明部叛乱。回家之后，他仍愤怒不已。第二天，伍廷芳接到陈炯明来电，要求他劝说孙中山下野，言辞中颇为不敬。一气之下，伍廷芳病卧不起，伍朝枢立即送他进广州新公医院，被确诊为肺炎。

临终前两日，伍廷芳在对来访的美国记者艾德娜·李·布克（中文名宝爱莲）的谈话中仍以断断续续的话语表示对共和制度的信念：

_{请告诉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对中华民国还是要抱长远的眼光，不能操之过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前路多坚，因为万事开头难，但宪政终究会胜利，中国也必将走向真正的共和，而非徒具共和之名。这可能非一朝一夕能见效，但最终一定能够实现。}

_{一军之将或可败，但一个发展进步中的正确思想，则永远不败。军阀分子永远不可能廓清共和国之父孙中山的理论。孙博士的思想必将长存。}

6月23日，伍廷芳在广东省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一岁（虚岁）。他在弥留之际，“犹谆谆授公子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 在永丰舰的孙中山得知讣讯后悲痛万分，对左右说：“陈逆叛变，祸国殃民，但总长（伍廷芳）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他还在舰上发表演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惟全军惟有奋勇杀贼，继成（承）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其余如北洋政府、陈炯明势力，都对伍廷芳的逝世表示悼念 。纪念伍廷芳的活动在全国展开。12月3日，孙中山准令为伍廷芳举行国葬。6日，隆重的国葬仪式在广州举行，由胡汉民代孙中山致祭。 12月17日，上海举行了追悼他的大会。

伍廷芳的家人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为其进行火葬。 其墓位于今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路黄花岗公园对面。

主持修律活动

_{主词条：清末修律}

戴敦邦绘伍廷芳画像

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期间，伍廷芳协助孙中山制订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法律和法令。 为了实现文明审判，应增设法律学堂，任命在东西洋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担任地方审判官，并且优给薪俸。 在此期间，伍廷芳利用司法总长的身份，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率先推动律师辩护制度的实施。 他在此时同上海都督陈其美所进行的辩论最具有代表性。辩论围绕以下两件事展开∶

一、处置辛亥革命前江苏山阴县令姚荣泽诱杀革命志士周宝丹、阮梦桃问题。陈其美要按军法，径直逮捕枪决，以酬死者。伍廷芳认为：姚荣泽犯罪后逃匿南通，不属沪军都督管辖范围，且临时政府已成立，不宜滥援军法，轻加杀戮。他主张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审理。后来，姚荣泽被押解到沪，在孙中山支持下，由伍廷芳组织混合裁判法庭，判刑后，赎金免死，这是弥补军饷匮乏的变通措施。

二、陈其美为筹饷，以侵吞公款罪径自拘捕中国银行（前大清银行）经理宋汉章问题。伍廷芳认为沪军都督有权清查银行帐目，辩明有无侵吞，但不能擅自捕人。因为“清查权与捕获权截然自为二事，万难强为混合”。他还向陈其美指出∶“所虑效尤一起，将来贵都督解组之后，或有反其道以行之者，恐亦难以自保，而民国约法之信用，必因之立隳，关系不止讯案。”经反复辩驳，终使宋汉章无罪释放。尽管陈其美作为民国都督镇反、筹饷都是革命所需，但以权代法、顺预行事，破坏三权分立的原则，势必导致新的专横独断。为防止当权的革命党人滥杀、强索，遗害无穷，伍廷芳不畏权势，秉公直言，捍卫了三权分立的共和主义原则。

法律思想

伍廷芳的法律思想主要有：

1. 反封建专制政体，拥护民主共和制。在分析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后，伍廷芳指出∶“凡数百年来，四海萧骚，咸狙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压迫太甚，炸力旋生。其势使然，以是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认为清政府“正纲失纽”，“屡有陈条，辄思补救”。当遭到清朝统治者拒绝改良后，坚持实行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治取决于国民代表，国民应该享有平等权与自由权。在民国三年（1914年）拟定的《宪纲大旨》中，他强调维护国民的人身权、居住权和法律范围内的平等与自由。如规定：无“合格衙门”发出的拘人票不准任意捕人；拘捕之人必须于24小时内提交法庭提审；一人犯罪不得牵连家属。以上各条如有违反，受害人可以起诉，要求赔偿。还提出：“国家法律，上下人须一律格遵。位极长官，也难枉法。犯法者无论上下，一同治罪。此之谓平等也。"又认为自由也须以法律为限，不得于法律外，指出：“何谓自由，凡人于法律界内，不出范围，可以自由行事，无人可为拘制，如果稍涉拘制，而不依法律者，即可执拘制之人，起诉于法官；或官或民，犯者一律惩治……此之所谓自由也。”当然，此种自由也须以守法为前提。

2. 改良司法，收回治外法权。伍廷芳认为“中国政治，欲有所进步，须先从司法一门入手”，“盖内政外交，均系于此”。回忆中国长期遭受列强欺侮时，他说∶“中西交涉，时闻涉讼，而西人向无遵我法律者，中西会审，屡费周张，此时欲收回治外法权，终未能旦夕解决。”因此强调“中国改良律例”，要“慎重法庭”。中国必须“锐意改良司法”，收回治外法权，才能形成良好的治安环境，建立起政治清明强盛的民国。

3. 实行司法独立、文明审判。伍廷芳认为在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举立法、司法、行政之鼎立三权，操于一手。中央如是，各省也如是，命令一击，视为定例”，而“承审权宜即为立法所操纵，提刑执法，生死机关，也立法之一人所得而操纵也，是以中西司法判若两途”，所以“每因一案之龌龊，积久未能清理”，阻碍国际问题的处理，也使外国人落下“以我行政官有权干预司法”的印象，为其所轻视。因此，他主张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凡“审判官所断之案件，行政官不能过问，如有冤抑，得上控于合格衙门”，这样才能限制行政官越权违章，使“上下守法，四民安谧”。这是“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治国之第一要图也”。提倡文明审判，就是“无论审讯刑事民事各案，均不准用刑”。同时要求根据证据和情理定案，选举公正的陪审员，准许律师辩护和任人旁听等。在适用刑罚上，采用“罪止一身”的刑法原则，一人犯罪，只能将本人科罪，不得无罪株连，如果需要没收罪犯财产，也只限本人名下所有，否则受害人可以起诉，要求赔偿和给予制裁。

外交

任驻美公使期间，伍廷芳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0月24日奉命与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条约在关税、领事用舍、船员等上岸滋事由地方官惩办、利益均沾，中墨人民法律地位平等的方面的规定，都是伍廷芳争取写入的。此外，他为中国、古巴建交（1898年）和《中秘条约》延期，以及处理在美国影响下夏威夷、菲律宾、古巴等地排华等事件做出了贡献，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侨胞的利益。 伍廷芳还为追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美军在中国劫掠数十万两银元，及利用这批款项兴建中国驻美国使馆与培养留学生做出努力。

然而，作为一个弱国的公使，伍廷芳的外交活动难有显著的成效。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他痛感中国遭受列强瓜分的危机迫近，但除了附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张外，别无良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归国时，伍廷芳一度任商约大臣（驻上海），与英、美、日等国修订通商航海条约。他当时曾有过裁厘加税、废除领事裁判权等设想，都不能实现。

妙言对外

伍廷芳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时，总结几十年外交活动的经验，认为外交家即便在酬酢之际也不能以语言示弱。有一次，外交部宴请各国公使，京内各部长及政客名流身着西服作陪。席间，某国公使讥讽中国朝野穿西装不合格。伍廷芳虽不喜欢穿西装，但认为此话有辱国格，便立即回击道：“我出使时，贵国穿西服的的人士有‘伙夫’的雅号（指穿的西装不合格，象汽船上的伙夫）。当时你还年幼，想来不知道罢。目下世界渐趋大同，我国人也多更改服饰，与欧美相比，形式不相上下。大概可免称‘伙夫’了吧。”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不知舞蹈

据《伍廷芳轶事》记载，伍廷芳虽在外为使节，但并未接受西方的风尚习惯。一次，奥匈帝国驻美公使伯拉模召集宴会，宴请各国公使、公使夫人、女儿和美国的外交人物。会上，众人纷纷配定，上场起舞。伍廷芳的配角就是伯拉模的女儿。跳舞时，这位女性的头发常常碰着伍廷芳的脸，让他很不舒服，时常要避开。有一次，避得太急了，险些儿把这位女性拉跌下来。事后，伍廷芳对人笑道：“那天吃的苦头真真够受，若不上场跳舞，众人笑我外行，偏偏和我配的是个少女，我又向来不惯体贴女人的两手握着，脸又要躲避，实在万分吃力。又要防备稍不留神，那女公子要怪我不敬的。”

养生之道

伍廷芳长年吃素，自称将活到二百余岁。但他后来因陈炯明叛乱而激愤成疾，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