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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多 编辑
《悉达多》是黑塞的第九部作品，1922年在德国出版，通过对主人公悉达多身上的两个“自我”——理性的无限的“自我”和感性的有限的“自我”——的描写，黑塞探讨了个人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永恒的人生境界的问题。读者从中既可以洞察作家对人性的热爱与敬畏，对人生和宇宙的充满睿智的理解，又能够感受到他对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呼唤和向往，同时，还可以领略到作为西方人的作者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思想智慧的接受与借鉴。
《悉达多》讲述了古印度贵族青年悉达多英俊聪慧，拥有人们羡慕的一切。为了追求心灵的安宁，他孤身一人展开了求道之旅。他在舍卫城聆听佛陀乔答摩宣讲教义，在繁华的大城中结识了名妓伽摩拉，并成为一名富商。心灵与肉体的享受达到顶峰，却让他对自己厌倦、鄙弃到极点。在与伽摩拉最后一次欢爱之后，他抛弃了自己所有世俗的一切，来到那河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最绝望的一刹那，他突然听到了生命之河永恒的声音……经过几乎一生的追求，悉达多终于体验到万事万物的圆融统一，所有生命的不可摧毁的本性，并最终将自我融入了瞬间的永恒之中。
赫尔曼·黑塞对小说《悉达多》（Siddhartha——Eine indische Dichtung）的创作始于1919年12月，在此之前，已过不惑之年的作者在个人生活上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1919年4月，黑塞结束了在德国战俘救济所的工作之后，几乎一贫如洗，只能靠费舍尔出版社给他提供的资助勉强维持生计；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妻子由于精神分裂症而不得不一再住进精神病院，他被迫将三个儿子送到朋友处寄养，他本人也多次接受了精神分析的治疗。与此同时，时代的大环境对作家的内心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和震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每一位饱受战争之苦煎熬的人都在思考着一个相同的问题： 如何才能使刚刚发生过的悲剧不在未来重演？而对于始终关注着人类和世界前途与命运的人道主义作家黑塞来说，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显得尤为迫切。
无论从个人际遇和时事的影响，还是从作者本人的创作经历来看，黑塞又写出一部描写个人发展的小说《悉达多》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黑塞在这部作品中如何针砭时弊，如何发展他已有的思想就自然而然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小说一开头，作者就把读者带到了古代印度，带到了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当中。主人公悉达多的形象也直接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他是个英俊潇洒、受人喜爱和尊敬的年轻婆罗门——古印度最高的精神贵族。正当所有人都能从他那里获得快乐和欣喜，都坚信他会拥有一个美好未来的时候，他自己却由于某种不满足而深感苦恼。为了探寻这种不满足的根源，他对自己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难道创造世界的果真是生主吗？难道就不是那独一无二的阿特曼吗？难道神明不也是像你我一样被创造出来的受时间约束的暂时的形象吗？何处可以找到阿特曼，它在哪里，它永恒的心在何处跳动，除了在每个人身上那最内在的不可摧毁的自我中之外，还会在何处呢？可是，这个自我又在哪里，在哪里，这最内在的最后的自我？渗入它，渗入这个自我，渗入我自己，渗入阿特曼——是否存在另一条值得去寻找的道路呢？
透过这些问题，就会发现，首先，主人公之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作为一个婆罗门之子的他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阿特曼”还没有达到。“阿特曼”这个词汉语可以译为“自我”和“我”，是印度哲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指人本身的永恒核心，是人一切活动的基础；它是“梵”（brahman）的总体的一部分，可以同这一总体相通甚或融合；而“梵”在印度哲学里则是最高存在的意思，是永恒的、无限的和无所不在的，因此，悉达多渴求的这个“自我”也是一种超验的、绝对的、完满的存在。在这里，黑塞做了两点暗示。一方面，他已经为小说的内容和情节搭建了发展的框架，即这样一部发展小说所要描写的就是主人公悉达多如何最终达到这个永恒的“自我”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塞给他小说的主人公起一个与传说中的佛陀相同的名字，因为在黑塞看来，传说中的佛陀无疑达到了这个永恒的“自我”，成了完美的存在，所以主人公的名字暗示着他最终一定能够如佛陀一样达到“觉悟”，达到永恒而完美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既然“阿特曼”可以与宇宙中无限的最高存在同一，那么人达到这个“自我”也就意味着个人也可以达到与宇宙和世界同一的境界。
既然主人公追求的目标已经明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从悉达多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不仅还没有“找到”永恒的自我“阿特曼”，而且，他对另一个“自我”，即这里提到的“各自的自我”——智者们认为可以找到永恒的“阿特曼”的地方——也缺乏认识和了解，显然，这个“各自的自我”指的就是每个个人，即每个单独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生命个体。关于这两个“自我”的关系，黑塞在1943年5月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做过更加详细的阐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自我，谁始终知道，其中的一个从哪里开始，另一个在哪里结束，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智者。我们主观的、经验的、个体的“自我”——如果我们对其稍加思考——总是变化多端，随心所欲，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受外界影响。这个自我教给我们的——如《圣经》中经常讲到的那样——无非是，我们是一个相当孱弱的、固执的、沮丧的种姓。然而，接下来就是另一个自我，它隐藏在前一个之中，与之相融合，但绝不能与之相混淆。这第二个崇高的、神圣的自我（印度人的阿特曼，您将它与梵相提并论）不是个体，而是我们在神明、在生命、在整体、在非我和超我中所占据的那一部分。”
众所周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人们心灵中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很多人在战后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而黑塞在这里反复强调人不能逃避“自我”，应该面对现实，重新鼓起勇气去追求美好的理想，可谓用心良苦。既然个人寻求永恒的“自我”必须假道个体的“自我”，那么，主人公（作者）所思考和要“解决”的归根到底也就是人如何从低级阶段的感性的人发展成为高级阶段的理性的人的问题。但正如黑塞本人已意识到的那样，两个“自我”之间既存在着不可割断的联系，又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永恒的“自我”是主人公追求的目标，个体的“自我”是以永恒的“自我”为其存在的前提的，因为后者是人的本质核心，所以只有以达到后者为最终目标，个体“自我”的发展才具有意义;另一方面，一旦感性的个体“自我”朝着达到永恒“自我”的方向发展，它就必然会对理性的永恒“自我”有所“侵犯”，两者便会处于对立面的无休止的斗争之中，也就永远无法最终“统一”于理性。正因为如此，席勒才会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在“人格”和“状态”中间建立起一个假想的“审美的王国”。所以，黑塞才会借主人公之口一再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大彻大悟的那一时刻”在人身上发生的事是人“无法用语言和教义”表达的，这充分说明，作者正在为在不破坏感性和理性两者任何一方的前提下达到两者的统一寻找“答案”，但那“答案”究竟是什么，恐怕连作家本人也还没有完全了然。
小说中有四个证悟的人。第一个是乔达摩。他就是佛，小说没有写他的修行过程，高高在上，无懈可击。 第二个是悉达多， 悉达多的学习和漫游是对乔达摩的模仿，最后两者合而为一。另外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侨文达。 侨文达听释迦牟尼讲经，在佛教中是声闻。 另一个是船夫，他从倾听河水而来，在佛教中是缘觉。小乘佛教分为声闻、缘觉，缘觉比声闻程度高。 所谓缘觉就是从万事万物中倾听和体会，《庄子·人间世》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缘觉另外的翻译是独觉，也就是缘觉的另一面，他不依靠老师的指导，是一个人自己悟出来的。乔达摩和悉达多是一对，乔达摩是已经证悟的，悉达多演绎了乔达摩的修行过程。 侨文达和船夫是一对，侨文达是声闻，船夫是缘觉。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黑塞的佛教观念， 他当时在西方了解的就是声闻、缘觉两条路，没有其他了。可以指出的是，在佛教中这还是小乘，还没有到大乘菩萨行。
带着认识和发展个体“自我”的强烈愿望，主人公悉达多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从未经历过的世俗生活。在这里，黑塞对悉达多世俗生活的描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一方面，他结识了名妓卡玛拉，在她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并成为她的朋友和情人；另一方面，他从商人卡玛斯瓦密那里学会了做生意，从世俗的人们那里学会了物质享乐，并沉湎于其中。总而言之，悉达多将物质生活，即感性的个体“自我”发展到了极致。另一方面，由于主体内部那种追求永恒“自我”的趋向的存在，主人公对这种世俗生活日益感到厌倦，逐渐把它当作了一种痛苦，并希望能从中摆脱出来。根据已掌握的有关小说创作过程的材料，黑塞在寻求“自我”的终点的问题上显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小说的创作在持续了九个月后中断了，而且一停就是18个月。1922年2月，也就是在重新开始写作《悉达多》之前，他在致菲利克斯·布劳恩的信中提到了小说的结尾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赫拉克勒斯的道路我也很熟悉，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创作一些与此类似的东西，它们裹着一层印度的外衣，起源于梵和佛陀，而终止于道。”而在1922年8月致海蕾娜·威尔蒂的另一封信中，他又一次重复了类似于上面的看法：“《悉达多》的结尾与其说是受了印度的影响，毋宁说具有道家哲学的色彩”。
1922年3月，黑塞重新拿起笔，在几个星期内一气完成了《悉达多》这部作品。那么在小说最后几章里他又是如何“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呢？悉达多终于逃离了那个世俗的世界，来到了多年前他曾经横渡过的那条河的河边，作者终于为主体如何解决变与不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河水。
主人公留在了河边，开始从河水那里“学习”他想要了解的“秘密”。首先，他看出了河水的一个特点——它既是“不变”的，又是“常新”的：“这河水流啊流，永不停息，却又总是在这里。它在任何时刻都是一个样，但在每个瞬间又是全新的！”显而易见，河水的这一特点已将两个“自我”的特性都“包容”了进去，说其“不变”，是因为作为人的本质，永恒的自我始终如一；而说其“常新”，是由于个体自我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正如席勒所说：“人只有在变化时，他才存在；只有保持不变时，他才存在。”于是，河水俨然已成为人的生命的象征，成为个体的自我和永恒自我的“结合体”。
瞬间即永恒，时间是一切变化与不变的“结合点”，一旦主体不再意识到时间的存在，那么他也就在主观观念上，在思维的层面上，既在自身当中使对立的两个自我合而为一，又使世间万物之间的区别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每一时刻，世界在他眼中都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主人公从河水那里得到的认识，他还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便是： 他能否把这一认识在现实中真正地实现？换句话说，当主体思索着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假定自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观点上看待世界，就是说他处在世界万物的对立面，自身并不在其中；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主体又的的确确存在于这个整体的世界之中，因此，要消除这个“自相矛盾之处”，主体就必须将自身“重新”纳入到世界的整体之中并“证明”其自身的确是这个和谐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一切只有在现实的层面上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