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编辑

德国作家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出生于德国北部卢卑克城一家望族。1924年发表长篇小说《魔山》。1929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一度为帝国主义参战辩护，但30年代即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发表了中篇佳作《马里奥与魔术师》（1930），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制造的恐怖气氛做了生动的描述。

托马斯·曼是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影响。代表作是被誉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灵魂史”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被看作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

1905年，托马斯·曼同卡蒂娅普林斯·海姆结婚。尽管曼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不是一无所知，但他选择了压抑克制。他们生了六个孩子，三儿三女。除了长子克劳斯.曼，长女艾丽卡·曼也是一位作家、演员和社会活动家。克劳斯·曼和艾莉卡·曼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托马斯·曼1912年写成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搬上银幕之后，引起了国际上的注视。

签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托马斯·曼深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影响，充满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战争看成是某种精神的净化、解放和希望，认为战争可以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而当时斯蒂芬·茨威格、赫尔曼·黑塞、施尼茨勒和罗曼·罗兰都是反战的。托马斯·曼的哥哥也反战，为此两兄弟几乎绝交了。战争的失败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此时他认为，“民主与人文主义是统一的，如果人们要遵循人文主义，就要学会人与人之间民主地相处。对于自己过去的反理性主义，他感到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

1919年，托马斯·曼被授予波恩大学哲学系的名誉博士。

辉煌时期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从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个人主义者转向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1922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民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个事件使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并发表演讲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指出“未来的思想是人性、博爱”，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之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对此，那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

托马斯·曼

1930年大选，纳粹一跃成为得票率奇高的党派。托马斯·曼一直不赞同这种煽动性的政治势力，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了被称为“德意志致词”的讲话，他质问是否“纳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低级的，纯种的，思想单纯的，脚后跟行军中啪啪作响的，幼稚听话的，激情荡漾的真诚；这种高度的全民族的单一化在一个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文化民族里，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实现。”除了托马斯·曼自己的作品不合纳粹的胃口之外，他哥哥亨利希·曼的进步言论，他妻子的犹太血统以及他子女公开的同性恋身份都足以令纳粹咬牙切齿。目睹理性知识分子日益受到排挤、迫害，目睹曾受良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跟随纳粹焚烧书籍，作为德国贵族礼仪的典范，托马斯·曼开始采用了谩骂的形式。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开始频繁出现“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奴隶的劣根性”这些词，他用足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对纳粹德国及其人民“开骂”了。他在通信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1935年，他与爱因斯坦一起获得了哈佛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的头衔。

托马斯·曼

从长篇小说处女作，到中篇佳作《死于威尼斯》，直至后期集大成之作《魔山》、《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以及《浮士德博士》，死亡和疾病都是托马斯·曼小说经常出现的主题。托马斯·曼对于此类结局的倾向性，除了世纪之交的颓废派文学的时代大背景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深受叔本华以批判理性、宣扬悲观主义的特点的哲学体系影响。曼曾把叔本华与尼采和瓦格纳一并比喻为照亮自己思想的三颗明星，在其随笔《叔本华》中，托马斯·曼也坦言：“初读叔本华作品，那醍醐灌顶的兴奋只有少年时初识爱情、初尝性爱的快感能比较”。叔本华作为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始祖，把康德哲学体系中的物自体阐释为“意志”，而意志“本质上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意志的本质就是不可抑制的冲动和盲目的欲望，因此也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叔本华认为只有在死亡中才存在对意志的否定，或者当完全沉浸在艺术欣赏、艺术陶醉中，可以得到短暂的平静和解脱。因此，托马斯·曼笔下的疗养院，作为生命意志和意志否定，即生命和疾病（半死亡）之间的灰色混沌地带；同时也常常蔓延着艺术的氛围，遁入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如进入黑洞般无法再返回曾经的世界。

从创作倾向上看，早年《布登勃洛克一家》无疑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自己也说过：“英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杰出的小说家、瓦格纳史诗式的舞台歌剧、福楼拜以及龚果尔兄弟的卓越技巧，对他的创作有积极的影响。托马斯·曼谦逊地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他的时代。

魔山

托马斯·曼以后接续写成的几部小说，进一步巩固了作者的国际声望。特别是《魔山》一书，曾被许多人赞誉为杰作。它是托马斯·曼在完成《布登勃洛克一家》二十五年后写成的。他在《魔山》一书里大量的人物对话中，运用了他所积累的丰富知识。通过这种方式，作家生动地刻画出二十世纪人们思想意识上的紧张对立状态。文学评论家马赛尔·莱西·拉尼茨基对此书作了这样的评价：“《魔山》一书应归于德国精神和德国艺术那些为数不多的高峰的行列，这种说法曾经盛传全世界。是的，在经历了种种的曲径旁途之后，这种认识最终总算也来到了作者的故乡。”这些“迂回曲折”是当时统抬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魔山》嘲笑了当时一般民主主义者的高谈阔论，讽刺了马志尼门徒空泛的政治诡辩。凭着艺术家的敏感，作家对日趋猖撅的法西斯主义作了公开揭露。结果德国禁止出版托马斯·曼的书籍，威胁作家的安全，因为他在许多演讲和文章中，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是托马斯·曼创作的丰收期。作家的晚年可以说是幸福的。他一直保有清晰的头脑、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对语言的敏感和观察生活的睿智。这期间，托马斯·曼写了关于老年歌德的小说《绿蒂在魏玛》从这部诗趣盎然的小说中，读者重新认识了“有时是伟大的，有时是渺小的”歌德。托马斯·曼以十年时间，完成了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这部宏篇巨著取材于《旧约》关于约瑟夫的传说。小说借用希伯来传说痛挞了法西斯主义。1947年，托马斯·曼完成了他的后期杰作《浮士德博士》，这部饶富哲理的小说，对资产阶级文化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批判。

《浮士德博士》

托马斯·曼是一个魔术师—一位运用语言的艺术家。正如作家瓦尔特·延斯所说，这位语言艺术家最为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位天才作家来说，即使是最复杂的事物，也能运用语言的手段，几乎毫不费力地加以文学再现。”托马斯·曼常使用一些冷漠的、经过推敲的、表达填密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语句，这些语句还蕴含一种使人难以觉察的略寓讽刺的意味。托马斯·曼把这样一种讽刺的手法运用到现代小说中来，这对于那些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小说作者来说，也不窗是一种典范。这种讽刺手法的运用，在托马斯·曼的最后一部著作《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中，尤为鲜明易见;同样，在他的借喻性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一书中，也是如此。托马斯·曼曾用这样一句话，对他作品中讽刺手法的运用作过解释:“发自内心深处的笑，是世上最美的享受。”作家弗里德利希·托尔贝克因此认为，托马斯·曼亦是德国文学所造就出的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之一。

至于托马斯·曼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那些不寻常的，令人起敬的市民，《魔山》中的那些博学多识、侃侃而谈的疗养院住客，四卷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中的那个神秘的预言者与顽童；《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中的那个幼稚狂妄的流浪汉；《浮士德博士》中的那位浮士德式的多情善感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他们之所以如此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迄今仍为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部分，这不能不归功于托马斯·曼的准确而又精细的观察能力。这期间，托马斯·曼笔下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已为四十个国家的读者所熟悉。托马斯·曼1912年写成的中篇小说《在威尼斯之死》搬上银幕之后，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视。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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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左）与爱因斯坦（右）

托马斯·曼还曾专门著文，对审美主义展开批判。在《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中，他认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他从叔本华那里继承下来的审美主义：“尼采始终是叔本华的弟子，即使在他否定了这位大师以后很久依然如此。”他继承了叔本华的下列名言：“生活唯有作为表象，纯粹加以直观，通过艺术再现，才是一生有意义的戏剧。”即是说，生活唯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有存在的理由。”“尼采是思想史上最不折不扣、最无可救药的唯美主义者。”值得指出的是，在托马斯·曼看来，向以天才和特异著称的尼采的审美主义哲学其实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欧洲精神用以反叛资产阶级时代全部道德的第一个形式就是唯美主义”。但审美主义并不足以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审美世界观对我们义不容辞要解决的问题一筹莫展。”在托马斯·曼看来，人们恰恰应该摒弃“十足的唯美主义”，转而追求真理、自由、正义等“普普通通的概念和理想”。面对近代以来声势浩大的审美主义思潮，托马斯·曼堪称最早的批判者。其后，无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奥德修纪》中塞壬的故事对审美主义的悖论性后果所做的揭示，抑或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对诗人雅罗米尔的批判，都可以在托马斯·曼这里找到精神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