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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 编辑
关锋（1919年7月～2005年6月7日），本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39年改名为关锋，山东庆云人。“文革”期间中国政坛的活跃人物。
关锋于1933年（时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1944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科长，在山东的这一段期间与康生有所接触，并得到康生的赏识。1956年，被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期间为中央文革成员之一。1967年被打倒，关进北京秦城监狱。2005年过世，终年86岁。
1938年，关锋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
1944年，关锋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科长。
关锋
1952年，关锋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1955年，关锋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关锋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时结识了康生，并逐渐得到康生的赏识。1956年，经康生等人推荐，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著名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自然对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情况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泽东的思路变化历程。关锋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同时，关锋还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发表。1957年8月2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是当时反击右派的文章中份量较重的一篇。经过反右派斗争，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成了“左派新秀”，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1958年，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搞的材料、写的文章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编委。
1958年，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接着，关锋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文章。关锋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于是，毛泽东更增加了对关锋的好感。
发表文章时，关锋经常用“庆云”“何明”的笔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关锋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立即紧跟，不仅公开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发挥。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其中。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不久，关锋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很大。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
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关锋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毛泽东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时候，关锋的文章对毛泽东起到了配合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严重错误，但那时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而关锋却对毛刘之间的矛盾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他经过一番思索，于1966年7月24日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江青接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这封信转给林彪看。林彪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这封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
由于得到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信任，关锋觉得自己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发表谈话，鼓动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指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
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关锋起了作用。1966年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然而，在关锋红极一时的时刻，他的厄运已悄然降临。
1967年1月10日，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他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等人开始表露出不满。
然而，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7月底，他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发表了，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
这篇社论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接着又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康生否认自己说过“揪军内一小撮”这句话，陈伯达也赶紧把责任往下推。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难逃其责。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20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作为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关锋，此时的转变为时已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毛泽东对“王、关、戚”产生不满后，王力又在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在这个讲话鼓动下，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8月26日，毛泽东做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令他们“请假检讨”，令戚本禹停职检查。
关锋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1967年10月，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在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被开除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说，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晚年的关锋，生活和心理都平静了下来。他说，自己晚年只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了。穿着还是老一套：戴个干部帽，穿着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的饭菜，接着就是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孔子。他的兴趣很广泛，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懂一些。每天一早，人们会在公园里的练功人群中看到关锋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