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1904年7月29日-1989年9月20日），男，汉族，原名陈健相，字尚友，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卒于北京。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

早年就读集美师范学校。1924年后入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初参加北伐，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次年出狱。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机构工作，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递补为中央委员。1949年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1966年5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追随林彪集团，制造分裂活动，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9年9月20日去世，终年85岁。著有《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

中文名：陈伯达

别名：陈健相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04年7月20日

逝世日期：1989年9月20日

毕业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学

代表作品：《中国的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

职务：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生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

求学生活

陈伯达于1904年7月 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15岁那年，陈伯达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现为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担任小学老师时的陈伯达十分倾慕中国诗坛上的“新星”郭沫若，他一遍又一遍拜读郭沫若新出的诗集《女神》，还写信给郭沫若，大谈读了《女神》之后的感想。郭沫若给了他回信，使他兴高采烈。

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帮助下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所大学里，陈伯达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就在这年初春，还是文坛上无名小卒的陈伯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陈伯达刚满20岁，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21岁的陈伯达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来到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陈伯达向中共组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达在自己回忆往事的手稿中，是这样写他的入党经过：“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陈伯达在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很难在上海立脚。他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共产党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

负责宣传

晚年生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安排陈伯达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起床，吃过饭后，便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给中央领导参考了。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那一年，陈伯达84岁。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原名“陈健相” 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电文文字加标点符号共53个字。

喜欢平房

当时首钢厂东门办公厅的院子里，只有一座砖砌的拐角平房和几排油毡盖顶的工棚式的房子，简陋至极。陈伯达看了大加赞赏，说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他到石家庄，看到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在裕华东路原石家庄地区党校的一座楼里办公，随口提出批评：“不要高高在上嘛！”他走后，李雪峰便下令将省革委会搬到桥西的一处平房里安置。

不坐沙发

因为他经常光顾，以表示礼遇，首钢在办公厅一间大房子里，周围摆一圈沙发，中间铺上地毯。他来了，对沙发不屑一顾，将屁股落在地毯上，盘膝而坐，侃侃而谈。其他人只得一齐席地而坐。

说话难懂

他那一口福建话，听起来实在费劲。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谢富治懂得他的话，与他同来的时候，总是替他当翻译。他对谢富治表示感谢，连连拱手道：“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

不准记录

他讲话时，发现别人记录，便立即制止：“为什么记下我的话，是不是想抓辫子把我打倒？不要记！不要记！”所以，在他正面和两侧听他发表“高论”的人，只能洗耳恭听。但在他背后还是特地安排了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人做记录。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央常委、文革组长，他说的话是要向下传达贯彻的，不记怎么行？

自由行动

做到中央常委，出行都有警卫随同。我们在首钢，每每见到陈伯达坐一辆挂着“午”字牌（空军车牌）的轿车，由一名女护士陪同，悄然而至。约十几分钟后，才有一车警卫匆匆赶到，下车后急忙实施警戒。我问战士：“你们为什么不和首长一起来？”战士答：“咳，他出来不先打招呼。”

一个星期六晚上，11时左右，几个人在会议室下象棋，二人对阵，余者旁观。身后忽然有人说话：“跳马，跳马！”回头一看，啊唷，竟是陈伯达。大家连忙推开棋盘，张罗接待。陈伯达说：“不慌，接着下。”怎能不慌呢？因为是星期六，头头们都回家了，于是打电话通知，派车接人，搞得手忙脚乱。后来掌握了一条规律：陈伯达单独到来，多在周末的半夜，而且说来就来，事先不给通知。为此，每逢周末，都要做好准备，头头们也要轮换留宿值班，以防突然袭击。

他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央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陈伯达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三。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陈伯达为首席秘书。五大秘书各有分工：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论年纪，陈伯达年过“天命”，毛泽东跟中央其他领导往往用“老夫子”戏称他，由此可见陈伯达当时在中央的声望。时间到了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逐渐向“左”偏航。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致发生了“文革”的错误。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毛泽东的理论引经据典作论证，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理论和政策，最终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