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又名《风中黄叶》）是中国当代作家方方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大家》1999年第3期。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讲述了主人公黄苏子，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的人格由异化走向分裂的悲剧故事。小说题为“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意在作为对黄苏子悲惨的一生的总结，生命的开始即指向了终结，宿命意味浓厚。作者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知识女性的畸形形象表现出20世纪末社会转型对家庭、民众的影响之大，特别是对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和异化。小说中，冷傲的知识女性黄苏子，在长期的压抑之下导致人格分裂，并遭遇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困境，是个十分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作品名称：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作品别名：风中黄叶

作者：方方

文学体裁：中篇小说

发表时间：1999年5月

字数：约40000字

小说讲述的是一名当代知识女性的人生悲剧。主人公黄苏子出生在1966年的秋天，父亲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为了自保，将原来想好的颇有诗意的名字“苏子”改为吹捧伟人的“实践”，直到文革结束，才将其改回“黄苏子”。为此，在文革中曾担惊受怕的父亲特别厌恶这个女儿，除了因其不是“想象中的儿子”这个理由以外，更因为她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自己曾有过的卑琐和怯懦，故而对她百般挑剔。黄苏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亲情关爱的家庭里，除了兄姐的欺负、母亲对兄姐的偏袒以外，就是父亲严厉、刻板的管教和挖苦。中学一个男同学的追求引出父亲失态的怒骂，因这失态使得黄苏子陷入被同学嘲笑、戏弄的境地。在这个环境下成长的黄苏子，形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考上大学后，在一群明朗快乐的女同学中，寡言少语、性格阴郁的她让身边的男同学们敬而远之，并得到一个“僵尸佳丽”的绰号。从此，她再无盼望男生追求的欲念，积存在内心的压抑和愤怒转化为收集脏话的怪癖。大学毕业后的黄苏子意外地分到了不错的机关，新单位的同事并不知道她的绰号，她也逐渐习惯了机关的生活。本来她也有机会正常地恋爱、结婚，可是最初相处的对象竟然和当年给她起外号的武姓同学认识，恋爱落了空，“僵尸佳丽”的绰号再次和她相伴，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她被公司总经理的老婆认为是最合适做经理秘书的，因为她让男人没有任何欲望。所有这些再次激起她内心的愤怒，更多下流奇绝的脏话在她心里汹涌澎湃，但她依然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和愤怒，用沉默来面对一切，直到她邂逅了曾经追求过她的中学同学许红兵。许红兵对黄苏子表现出了旧情难忘的眷恋和温柔，并维持着绅士般的尊重和风度，这些都是黄苏子从没经历过的，让她以为自己遭遇了真正的爱情。最终当许红兵在琵琶坊粗暴地与等待柔情蜜意的黄苏子发生了性关系并暴露出他是玩弄报复黄苏子的真面目的时，黄苏子在极度的震惊中彻底爆发，内心深处被爱情业已掩埋了的脏话仿佛定向爆破一样喷泻而出，眼泪也在痛骂之后决堤。对真情的彻底绝望毁灭了原来那个靠沉默来压抑内心欲望和愤怒的黄苏子，没有多久，黄苏子多了一个身份：夜晚琵琶坊的妓女“虞兮”。最后，一个发现她化身秘密的捡垃圾的老头在敲诈未遂后杀死了她。

方方在谈到《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的创作时说：“我想我在写作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就注定了她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悲剧，也注定了黄苏子最后的悲剧命运。

其次，作品表现作家生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方方于1955年出生于南京，后迁居武汉，毕业于武汉大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生活状态，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较为了解。这为她在刻画底层民众的性格和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她受过高等教育，作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的作家，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影响认识较为犀利而深刻，她分析黄苏子的性格的成因时说：“只有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不正常的家庭、不正常的人生道路中成长，才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心态和举动。”黄苏子所经历的：文革——大学——世纪末，这种人生经历造成了她分裂的性格，也铸就了她的悲剧人生。作者对黄苏子的成长环境（文革的家庭、学校教育、公务员工作）、人物的语言和性格的描写入木三分，步步深入，最后让读者感觉黄苏子的灭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方方遭遇一次失败婚姻，经历了婚姻走向死亡的路上所遭遇的种种彷徨挣扎，这在她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方方写出了知识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过程中的挣扎迷惘，对现世情爱、婚姻、男性的彻底绝望。”，这也表现了她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张力时依然是无奈的。在方方的女性文学作品中，注重描写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并且这些女性具有反叛性和争取话语权的意识，但但是她却没有为这种抗争找到一个成功的出口，与其说是找不到，不如说是作者自己也不知所措，也在寻找探索，所以她只能以一种颇有宿命意味的结尾方式宣示女性所难以逃脱的困境，这也就决定了“黄苏子”的反叛最终必然走向“死亡”。

黄苏子

黄苏子出生在1966年，1976年她十岁。这似乎早就预示了黄苏子的一生注定要像这狂乱的十年一般，充满压抑，最后走向终结。黄苏子出生伊始，她的父亲本想给她取名“黄苏子”以表达自己对苏东坡的喜爱，却因害怕被批斗，将其取名为“黄实践”。取名事件就是异化的社会环境的结果，这似乎早就预言了黄苏子一生都要迷失在“我是谁”之中。在黄苏子十二岁时，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人们刚摆脱思想桎梏就卷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大浪潮，固有的价值观念与新思想纵横交错。黄苏子的父亲就在这样的时刻以为自己“正名”的私心公然将“黄实践”改名为“黄苏子”，使得懵懂时期的黄苏子受到了来自周围思想价值观念混沌的同学们的嘲笑。黄苏子的性格也因此开始变化，开始不爱说话，尽力压抑自己的情感。以黄苏子为代表的一代人成长在这样复杂的社会中，思想从被压迫到开放。一些知识分子，更是迫于社会变化的形势，在挣扎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

她长期处于父亲的阴影之下，这样的强势和压迫催化着黄苏子内心的异化进程。母亲对黄苏子也是不冷不热、漠不关心，母爱的缺失是黄苏子亲情关系异化中关键的一环。在手足关系上，黄苏子也没有疼爱她的哥哥姐姐，这使得黄苏子丧失了与同辈人交往的能力。这种因异化的社会环境而造成的异化的家庭关系是造成黄苏子异化性格以及最终的分裂人格的主要且直接的原因。黄苏子既失去了母爱这个依靠，也没有得到过足够的父爱的支撑，在自己的亲人身上没有得到丝毫的关怀和爱。异化的家庭和亲情关系使得黄苏子没有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她自然也不会有健全的人格，这显示了黄苏子人格悲剧的必然。

因为遭受过父母的责骂和同学的嘲笑，黄苏子逐渐学会了隐藏真实的自己，进而无意识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僵尸佳丽”的人格面具。表面上看起来骄傲不屑，实则内心极度渴望关怀。当然，在“僵尸佳丽”毫无感情的人格面具之下，黄苏子的内心也产生了巨大的“阴影”，即：脏话，“因为她实在是太不爱说话，早已习惯把所有的话都搁在心里。时间长了，骂的次数多了，就如同在库里储粮一样，她心里的脏话一垛一垛地越堆越多”。黄苏子的内心把自己所遭受的委屈白眼和辱骂嘲笑以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去反驳并滋养着“阴影”。她甚至如同一个收藏家一般“有意识地收集各种各样下流奇绝的脏话”，这种荒诞而可怕的内心说明了黄苏子的自我和阴影的抗争已经面临了危机，她的精神已经开始遭受到困厄，自身的人性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异化和畸形。

黄苏子从出生开始就承受了来自社会环境和亲情家庭的异化，这些外部环境和关系的异化所导致的外部行为对黄苏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强行撕裂，也是她最终人格分裂的重要原因。在家庭中父亲的强势控制和轻蔑不仅让黄苏子遭到了同学和家人的嘲笑，更让她在成长期间没有得到积极的情感引导以及对于“自我”的正确认知，甚至在篡改女儿高考志愿这件事上彻底切断了黄苏子想借文字抒发心事的路。父亲的强势和压迫将黄苏子与外界撕裂，导致她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生活中，黄苏子在友情和爱情上的缺位促使她情感无法正常发展，与生理成长处于撕裂的状态。真正解放了黄苏子尘封的本我欲望的是当年引起情书事件的许红兵。重遇许红兵，让她重新燃起了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但许红兵仅仅是逢场作戏，而正是他的欺骗彻底击碎了黄苏子的自尊和伪装，她将内心翻涌的愤怒一股脑地抛向了许红兵，她字正腔圆地“高声地叫骂”，其中的“每一字句都奇脏无比，不堪入耳”。此时的她，内心的“阴影”奔涌反扑，维持了许久的“自我”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导致黄苏子的欲望与自尊彻底撕裂，她彻底丧失了爱的能力，沉沦于性欲，并把它当作“生活的必需”。

黄苏子成长期间“两套肚肠”的异化预示着她的人格终有一天会完全撕裂，而许红兵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的黄苏子彻底分裂了自己，白天是孤傲的白领丽人、冷漠的“僵尸佳丽”；夜晚则化身卖淫女“虞兮”，沉沦性欲。一个是“无欲”的“自我”，另一个则是“欲望”的“本我”。小说中，黄苏子一遍遍地骂着欺骗她的许红兵，骂着骂着，“脸上情不自禁地浮出笑容”，人格彻底分裂。黄苏子觉得自己仿佛“找到了同外部世界和谐相处的窗口”，将封闭了多年的自己与外部世界重新连接在一起。在被逮捕后，黄苏子面对警察的呵斥，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需要这样的生活，这和有人去舞厅跳舞，有人下酒馆喝酒有什么差别？”黄苏子已然将性欲当作本能和需求，无关乎对错和廉耻。她从不觉得自己的夜生活是羞耻的而白天的生活是纯洁的，或许她还会反过来看，白昼的那种伪装式的生活才是羞耻的。她认为晚上的她才是真正的她，只有与人结合在一起才是生命最真实的状态。

黄苏子想用堕落的形式回击无奈而绝望的命运，在决绝的分裂中寻找着丢失的自己，却最终走向了死亡的结局。她以为解放性欲就是找到了生命的本真，却不想这样的形式只是让她更加的空虚与茫然。与外部世界的撕裂隔绝，情感畸形成长的撕裂状态、内心的分离之苦、双重的人格已经注定了她扭曲而病态的抗争的失败，她只能走向命运的轮回。

黄苏子的父亲

自私、虚伪、冷酷是黄父的显著性格特点。他对女儿立下诸多规约，给女儿随便取名为黄实践，为维护自己所谓的儒士操守而公然辱骂追求女儿的同学，擅自做主不顾女儿意愿与兴趣将其调到理科班，嘲讽女儿没有自知之明。父亲的话让“黄苏子觉得字字如针扎耳。扎得她感觉自己的耳朵流出了鲜血。鲜血流到她的肩膀，又顺着手臂一直滴到她的指尖。她的手指夹筷子，于是血又沿着筷子流进了碗里、以致饭都被染红了。”最后，当黄父得知黄苏子真正死因之后，立即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不是为了女儿永远不再的生命，而是反反复复地说：“我黄家怎么丢得起这个脸呀！我黄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贱骨头呀。这要我下辈子怎么见人呀！”他在嚎啕中，破口骂人，将许多脏词都用在了黄苏子身上。黄父的形象说明，封建家长的精神奴役总是通过束缚、戕害女性的精神和灵魂为出发点，一点点蚕食她的人格尊严和人生幸福。正是以他为首的家人，在精神上扼杀了黄苏子的健康成长。

觉醒意识

邱运华在《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中提到：“在女性主义批评看来，人类的进步和男性的文明是建立在对于女性的压抑之上，父权制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压抑并隐匿这种压抑而得以维系，妇女的成长史则是女性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追寻自我意识和主体存在的历史。”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正可以看成是对这一说法的较好诠释。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要求，黄苏子也不例外。但是一直以来她都在实现着（或者说遵循着）别人——尤其是男人——对她的要求，而她的自我意识则被这种种要求所压制，这样的生活压抑而痛苦；变身后的“虞兮”则大为不同，黄苏子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了，在这个崭新而又陌生的身份掩盖下，她无所顾忌，体验着颠覆自我的兴奋和快乐。这种变态性的分裂是黄苏子在对男性彻底失望后对男权规范的最大嘲讽，也正是在这种嘲讽中让她获得了自我的满足。她迷恋变身游戏的原因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白天和夜晚两种身份、两种生活带来的巨大反差，以及这种反差所带来的心理超脱。但可悲之处在于，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分裂的，黄苏子在嘲讽男性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虽然她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终于不再做一个别人——尤其是男人——想象中的人，可是变身以后是否就是真正地实现了自己呢？尤其是后来在一个无聊的敲诈中丧命，更凸显了人生的孤独与悲凉。黄苏子的人生悲剧反映出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对男性世界的绝望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只是，这觉醒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

爱情思考

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揭示的黄苏子的悲剧是令人震惊而沉重的。黄苏子以自我生命感性的快感实现了对整个世界，尤其是男性世界的快意报复，同时也在逃避身心疲惫和孤独中获得了人世最后的解脱。在这里，方方是站在生存哲学的角度去观照人的生存，尤其是当代智性女性的生存问题。黄苏子无疑是当代智性女性的出色代表，但是，她的智慧能在学业和工作上驰骋，却不能在现世人际中显露威力，无论是小时侯在家里，还是长大后在学校，在社会，她都足现了与人交往的尴尬与无奈。是人性的自私、狭隘、残忍，使黄苏子在与人的交际中一次次溃败下来。方方显然更多欲在情爱的范畴探讨黄苏子的人生悲剧，她通过演示黄苏子的情爱悲剧，显露了她对当代智性女性爱情的思考：女性即便事业如何成功，人际尤其是爱情婚姻，仍将是女性生存的主要困惑；女性在此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男性终将是虚无。女性由此而注定要陷入生存悖谬的两难境地。

2000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获《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首次发表于《大家》1999年第3期，后收录至方方出版的小说集中。

收录《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的书籍封面

方方，本名汪芳，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西彭泽，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当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76年始发诗歌，大学期间转写小说。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成为“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软埋》《是无等等》，中篇小说《桃花灿烂》《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琴断口》《刀锋上的蚂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散文随笔《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上海政府奖、湖北屈原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重要奖项。已出版各类作品集一百多部，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意、葡、韩、泰、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方方